对于大多数母亲来说，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大千世界总有例外，事发云南省昆明市，某大学女教师患产后抑郁症，又因工作不顺导致病情加重，多次自杀未果，将8个月大的亲生儿子，淹死在卫生间的水桶，2021年10月28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公开了这起案件的起诉书，还原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
阿丽（化名），女，时年34岁,汉族，大学本科学历，是云南某大学外语系教师，现住昆明市。
法院审理此案查明，阿丽被诊断患有产后抑郁症，虽经住院治疗，但病情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事发当日下午15时许，处于产后抑郁症发作期间的阿丽，在家中卫生间内，用水桶将自己八个月大的儿子小宝（化名）淹死，经尸检鉴定，小宝的死因符合溺死。
据阿丽的丈夫回忆称，妻子生小孩以后就患上了抑郁症，加之因怀孕没能按要求上报科研成果，她感到非常焦虑，后来得知学校年终考核没有通过，她情绪就出现了反常，先是责怪家人没有给她好的条件，又责怪父母太强势，接着责怪我没有装修好新房子就要小孩，最后病情越来越严重，曾多次有轻生的念头，她还带着小孩跳过滇池大坝，用跳楼、割腕、上吊等方式自杀，但都被我们及时发现，通过药物治疗，病情时好时坏。
事发当日15时许，我在单位接到岳母的电话，说她把小孩淹到水桶里了，当时我心急如焚，立刻赶回家，看到平时活泼的小宝，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知道小宝已经死了，岳父岳母瘫坐在沙发上，我当时悲痛至极，过了很久才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就立刻带着她到派出所自首。
阿丽被捕后供述，我和丈夫两人平时都忙于工作，还没准备好要小孩，就怀孕了，生产后我得了抑郁症，我埋怨老公没有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好，以至于我们一直寄住在我父母家，由于两代人生活理念的不同，我和父亲经常因家庭琐事争吵，我们吵得很凶，他就说把我们三口赶出去，我也不服软，就叫老公带着我和儿子去他工作的部队住。
我父亲还动手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揪下来了，我们争吵到凌晨2点左右才睡觉，次日早上，我起床后父亲不理我，我对整个环境都很害怕，不想去面对，我觉得儿子很可怜，我不能给他我想让他拥有的东西，加之我人生不愉快的地方太多了，我也不想让小宝面对这些，所以决定杀死他。
当天9时30分左右，我尝试用口水兜的带子勒他脖子，因为当时我母亲和老公的表妹都在，我就赶紧放手，到下午14时20分左右，我午睡起来，到每个房间都看了一下，我父母在主卧睡觉，老公也出门了，我觉得有机可乘，就决定动手。
我家住13楼，我到书房窗户边往下看，觉得如果把儿子从窗户扔下去的话，太残忍了，而且知道的人太多了，我下不了手，我就到卫生间拿一个平时用来储水的绿色的塑料桶，接了一桶水，准备把儿子溺死。
接好水后，我进到卧室把儿子抱起来，到窗户边看了看，我当时还是想比较两种杀死儿子的方法，看看宝宝的反应。我让儿子看了一下窗子玻璃，他有点害怕，我也觉得太残忍下不了手，就抱着儿子去卫生间，我关上门把儿子头朝下，泡到准备好的水桶里，只有小腿露在外面，泡了至少20分钟。
这期间，我还往桶里面加了些水，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看着，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小宝死的彻彻底底，再也救不回来。后来我看见母亲，我就喊她，她见卫生间的情况后惨叫一声，我父亲起来看见后，赶紧把我儿子抱到沙发上去急救，但是我儿子已经死了。后来我老公和父母都打过我，身上好多地方都肿了，还有好多伤痕，当晚19时许，我的家人就带我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辩护律师提出，这是一起发生在家庭内部，因阿丽精神疾病发作，而引发的刑事案件，产后抑郁症发作以及家人的监护不力，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案发后阿丽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具有自首情节，本案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不同，阿丽的犯罪动机具有可宽恕性，阿丽的行为得到了受害人亲属的充分谅解。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鉴定人阿丽患产后抑郁症发作，阿丽作案时有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有所削弱，评定为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鉴于阿丽患有精神疾病，从人道主义考虑，建议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阿丽患有产后抑郁症，在病症复发期间，因家庭矛盾激发，实施偏激行为，溺毙亲生幼儿，其行为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对阿丽应予惩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阿丽宣告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亦不会对其所居住社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因此，决定对阿丽适用缓刑。
法院一审判决，阿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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