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宾大教授:15万名校“废物”,被困在学历围城中

2021-10-27 10:42:11 阅读第一

去年,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曾引发过热烈讨论,12万余人的小组中,名校学子们以“废物”和“小镇做题家”自嘲,诉说着名校学历在现实前的脆弱。

在“小镇做题家”之后,豆瓣上又出现了一个“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小组,成员接近3万人。

携镀金学历归来的海归学子们在这里自称为“海归废物”,在求职困境、生活压力和抑郁情绪之间愈发迷茫。

985和海归的名校学子们,本该是天之骄子,却依然力不从心,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是他们还不够优秀,还是因为学历不值钱了?教育到底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还是障碍?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社会学专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经典著作《文凭社会》中做出了分析。随着教育通货膨胀,学历贬值,更多的教育并不会带来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好的工作岗位。

这一点似乎有违我们的常识。但今年大刀阔斧实施的双减政策也提醒了我们: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毫无意义,教育与学历不能完全划等号,否则学历贬值之下,没有人是获胜者。

高学历与好工作,有必然联系吗?

不难发现,这几年来,每年的毕业季几乎都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今年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更是首次突破900万。即便是在毕业生中顶尖的那批985、海归学子,最为困扰的也依然是就业问题。

问题的很大一个来源,就是他们所受教育与就业所需技能之间是脱节的。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也越发明显。秋招时颗粒无收,或是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才发现一切工作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并非用来提供未来就业所需的必备技能:学生们在大学中接受的都是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教育,而即便是理工科的所谓实用内容,多半也赶不上现实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

人们在工作中能学会的实际技能远多于大学教育所带来的。专业对口的神话早就被打破,你我都心知肚明大学专业和真正工作所用,几乎都不是一码事。然而还是拦不住现在的父母们前赴后继地“鸡娃”,为孩子教育掏空家底。

那么大学教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的新型大学教育的魅力,源于其在地位上的吸引力,而非培训能力上的效率。现代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实用主义准备的。

美国大学在19世纪时也曾进行过一场“实用主义”的改革,却以失败告终。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大学教育的核心是一种获得地位认证的仪式。

大学与地位挂钩的意识从20世纪开始牢牢植入每个人的观念里,大学学位似乎就对应了成功,但没有人能具体说清楚作用在哪里。

随着大学本科的不断扩招,本科生的“地位”明显有所贬值,这种文化地位层面的竞争又扩展到了硕士、博士。

柯林斯指出,这种学历通胀的情况导致,原本只需要初中、高中学历的工作,随着受雇群体学历的水涨船高,要求都上涨到了大学本科。对于个体来说,面对这种学历贬值情况,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继续提升自己的学历。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也不罕见。前不久,河南中烟下辖卷烟厂的录用名单引发大量关注,一线生产操作岗位上,不乏985毕业生、硕士研究生

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争辩这是否大材小用。在学历通胀的当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增加,雇主为了高效筛选员工,只能提高学历标准。而求职者为了找到工作,不得不随大流提升自己的学历,去考研、深造、“镀金”。

在“文凭社会”中,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循环。大部分名校学子依然停留在以前“好大学=好前途”的虚幻泡影中,却忽视了这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一年达到900多万的2021年。

柯林斯把劳动分为两种:生产劳动政治劳动。前者生产财富,如技术工人;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如投行咨询。政治劳动在实质上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科技发展替代了生产劳动,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丧失,少的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力,而“闲职”劳动力却已经十分饱和。大学生们的眼睛却几乎都盯着“闲职”。

岗位的饱和也导致国内大学、研究生一再扩招,以减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求职困难问题,让人们推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减缓就业压力。虽然就此带来的几年过后毕业季更难的就业情况,还未被纳入考虑之中。

所以,一面是“人口红利不再”,一面是“最难就业季”,看似冲突的吊诡现实正在上演。

教育是向上的通道吗?

文凭作为一种代表着无用知识的“地位象征”,在区分“生产劳动”和“政治劳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考察,柯林斯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因此,文凭可以帮助雇主在雇用“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即经济实力在“文化”方面的体现。

柯林斯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情况,但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所体现。高考刚恢复的数十年来,许多寒门学子吃到了这一红利,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社会分层基本稳定,家庭经济条件与教育投入成正比,寒门出贵子的情况越来越罕见。

2017年北京市高考状元熊轩昂就曾承认过,自己的家庭条件为学习带来很多“捷径”。

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资往往越多。这些父母更愿意并且有实力让孩子学大提琴、学壁球、上补习班,取得高学历,而非早早辍学读书。即便大家都清楚现在的大学文凭没有上世纪那么“值钱”,但他们依然愿意大量投入以让孩子未来从事“政治工作”而非“生产工作”。

文凭,是文化通货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家庭背景最直接的体现。

在接受采访时,柯林斯也对中国的情况做出分析。现代中国与美国的文凭通胀略有所不同。中国教育体制的“精英性”更强,因为大学的录取极度依赖于考试成绩。美国大学的录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采用多项标准,包括标化成绩、课外活动、多样性等等,有一定的反智倾向,而中国则集中关注学生的智力表现。

兰德尔·柯林斯

由于人口基数够大,中国目前的情况并没有美国那么极端,但已初现端倪。中国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为了孩子教育,大量把钱投入课外辅导培训,或是将孩子低龄送出国留学。在中国,文凭也越来越成为家庭背景的投射。

也许是国家嗅到这其中危险的味道,所以在今年年中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双减政策,一时间搅动了行业内部和家长群体。

然而从长期来看,也许这一政策能有效阻止中国社会向极度文明通胀滑落,也能让“寒门”再出“贵子”。

分流,也是阶层固化

中国家长们一直关心的普职分流情况,在《文凭社会》一书中也被提及。

在美国以外,很多国家将中学教育分为两三种机构:一是精英组织,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德国的高中,法国的国立高等预科学校,教授传统上流文化,目的是通向大学教育;二是商业高中,培养学生直接进入商界或从事文书工作;三是为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设置的职业技术学校。这被称为“保荐式流动”系统。

而美国则是“竞争式流动”系统,没有关键分流点,甚至在本科前两年也没有专业分野,而是秉承通识教育。

欧洲的分流系统早早将孩子分流到不同专业训练中,定下每个孩子的职业发展路径。

而美国则将专业划分推迟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最末端。高中文凭本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环,现在却几乎全民普及;本科训练被研究生教育替代,而回报率最高的专业,甚至需要博士后阶段的训练。

中国的教育模式介于二者之间。中考的普职分流意在学习欧洲、新加坡,培养更多“生产工作”劳动者,而那一半进入高中学习的孩子,则如美国的“全民精英教育”一般,从此就在学历竞赛中无限内卷,不得喘息。

由于中国固有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想法影响,绝大部分家长无法平和地接受孩子被分到职业教育系统中,职业教育出来的学生也处于社会的鄙视链下端,不但加剧了普职分流带来的提前阶层和职业固化,也将教育的“军备竞赛”提前到了初中甚至是小学,只为让孩子进入高中,然后继续“鸡”孩子进入名校、提升学历。

柯林斯认为,教育的基本作用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没错,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是障碍。教育是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卡,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关卡,要过关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一代价是越来越大的。

难道说,我们今天所依赖的教育系统,是完全无用的吗?

当然不是。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水平,全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社会只能挑选一部分人进入“闲职”的情况下,文凭作为一种“通货”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也是唯一可行、相对公平的。

也许到了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人都可以用极少劳动获取舒适生活时,作为“文化通货”的文凭会自行消亡。但在此之前,我们除了接受这一文凭社会,别无选择。

- End -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