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战：墨西哥禁毒错了？|墨西哥|毒品|毒枭|毒贩|贩毒|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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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in the hole！嗖！嘭！啊！哒哒哒！轰！

2019年10月17日凌晨，雨夜。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沉浸在梦中时，墨西哥西北部的库利亚坎市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前后30名警察和200多名安全部队士兵投入战斗。

在城市爆发如此规模的枪战，无论参战的另一方是谁，结局似乎都已注定。但事实却出人意料：主动发起进攻的墨西哥政府方面最终以5名警察、1名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7名士兵受伤，8人被挟持的结果，宣告此次行动失败。

为什么墨西哥城市中爆发如此规模的枪战？对手到底是谁？竟然在城市战争中取得对墨西哥政府的胜利？

为什么现任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指责前任总统卡尔德隆“把国家变成了坟场”？

毒品网络

世界禁毒组织曾经在1992年发布公告：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南美地区的哥伦比亚、北美洲的墨西哥南部是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我们对金三角早已耳熟能详，但对墨西哥能够位列三大毒品产地之一，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意外。

这还得从殖民贸易讲起。

从地图上看，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与南美洲毗邻。而历史上，南美洲北部的很多岛屿、加勒比海地区和墨西哥大部，都曾隶属于广义上的哥伦比亚地区。由于受气候和地形影响，哥伦比亚地区有肥沃的碱性土地，非常适合种植烟草等油性植物。

所以，咖啡、可可和烟草种植，是西班牙殖民南美初期，当地的重要产业。可是，当时全球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很有限，这就导致南美洲跟世界其它国家产生了贸易逆差，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从全球赚取金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大片的美洲殖民地种植罂粟和大麻（北部的墨西哥主要种植大麻，南部的哥伦比亚主要种植罂粟），这也使得这两个地区的当地土著和民众拥有了种植毒品的传统。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场救助和镇痛需要大量吗啡，而现在的大佬金三角在当时还是个“弟弟”，远未成为国际重要产地，大部分吗啡需要从哥伦比亚进口到美国，由此，进一步刺激了南美洲的罂粟种植。而原本用于日常医疗镇痛的吗啡被大量用于战场，又刺激了墨西哥的大麻种植（以替代吗啡供应不足）。

根据世界禁毒组织在1996-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现代化工毒品甲基苯丙胺类出现之前，南北美洲产出的毒品合计估计占据全球市场的74%左右。

由于早期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足、战场（二战和越战）使用吗啡导致相当数量的士兵成瘾、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等原因，战后美国国内的毒品需求年年增加。

虽说在20世纪初，墨西哥人就把“飞叶子”（抽大麻）的爱好输入到美国，甚至让从西班牙传入墨西哥的西班牙语单词“大麻（marijuana）”都直接成为英语单词，但早期墨西哥在美国毒品市场上只是个“弟弟”。

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份额的是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其次是土耳其和缅甸的海洛因，再次才能轮到墨西哥的大麻和鸦片。

从哥伦比亚购买1公斤可卡因只需要2000美元，转手到美国却可以卖10万美元。墨西哥夹在美国市场和哥伦比亚产地之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但偏偏如此暴利却只能看，不能吃，就跟魏忠贤空有滔天权柄却没法三宫六院一样，别提内心有多着急了。

19世纪80年代中期，墨西哥毒贩时来运转。

在此之前，哥伦比亚向北美贩毒的路线，主要是海运和空运为主，海运经加勒比海将毒品运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再自佛罗里达撒向全北美市场。土耳其和缅甸的海洛因，也可以经空运和海运直接抵达美国境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眼瞅着美国社会日益沦陷——年轻人滥交、吸毒，大街小巷当中无论男女，人人手中都有大量的大麻和可卡因。在毒品、黑金、黑帮的影响下，堂堂佛罗里达第一大城迈阿密竟然被称为“凶杀之都”。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坐不住了——再这么下去，百年之后，如何有脸去天堂见一众开国元勋？

1982年，里根政府开始扫毒，命令联邦调查局（FBI）查抄大批黑金支撑的银行，海岸警卫队严查飞机和船只，务必将毒品阻截于国门之外。据统计，自里根扫毒之后，八个月内自佛罗里达上岸的可卡因减少了56%。

哥伦比亚大哥们的破解方法很简单：海路不通走陆路，东线不行走西线。

墨西哥北部毗邻美国，两国边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长期以来都是毒品、违禁品和非法入境者进入美国的一个主要途径，墨西哥毒贩也在北美有既成的散货渠道。于是哥伦比亚与墨西哥的毒贩们达成协议，由哥伦比亚人供货，墨西哥人提供物流服务，将货运给北美“拆家”，再将营收毛利运回哥伦比亚。

期初，为了获得哥伦比亚毒品的“承运订单”，墨西哥愿意只赚点跑腿费。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毒品运输渠道已经稳定，哥伦比亚大哥们已经离不开墨西哥小弟的时候，墨西哥趁机提出更新协议：除了运输毒品，墨西哥毒贩还得参与毒品分销。

从此之后，经由墨西哥入境的哥伦比亚毒品和墨西哥毒品，基本垄断了美国的毒品市场，据统计，美国市场上95%的可卡因和70%的大麻都是途经墨西哥进入美国的。

有人估计，毒贩们的年收入在140亿美元到480亿美元左右。

毒品战争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毒品的地方就有仇杀。

现在的墨西哥政坛有三个政党，即右翼的国家行动党、革命制度党和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在2000年以前，墨西哥政府一直由革命制度党把持。彼时，墨西哥最大的贩毒组织总部在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各有地盘和专长的黑道大哥们组成贩毒联合体集团“卡特尔”。

经济史上的卡特尔，是业内原本互相独立的各个产供销企业结成的联合体，意在扼杀竞争者和绑定产品价格，贩毒史上的卡特尔其组织形式比经济上的卡特尔要稍微弱一些，但也差不多，主要也是负责协调价格和打压竞争对手。

当时最大的瓜达拉哈拉卡特尔有三位大佬——米格尔·菲力克斯、拉斐尔·卡罗、俄涅斯托·方瑟卡，其威望之高，被江湖尊称为“教父”“毒枭中的毒枭”。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黑道大哥能如此拉风，当然离不开官匪勾结——这些大毒枭的地位是革命制度党默许的。革命制度党给毒枭们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毒枭们的地盘由革命制度党来划分，卡特尔属下的每个高级头目各有一份地盘，由政府的强力部门负责监督秩序。

帮派间的火并也得由官方特务机构管控——相互砍杀可以，不能公开弃尸，影响繁荣稳定。大型火并执法机构负责收尾。州府与中央直辖区等城市中不准发生火并。更绝的是，黑道大哥们可以互相踩过界运货，但先要向地盘的正主与当地首要政客报备，获批后先付费再越境。总之，有钱大家一起赚，只要毒枭们听话，怎么着都行。

1984年，负责在美国湾区分销毒品的中级大哥被抓后竟然在证词中向警方坦诚：“在墨西哥，毒品走私是一项政府运作的项目。”

1980年代的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卡特尔是当之无愧的黑道霸主，与官方关系也最融洽。1982年不是里根政府施压吗？为缓解美国施压，墨西哥政府宁愿烧掉数万公顷的大麻田，抓捕数千人顶罪，也不会动任何一个卡特尔的小头目。当然，毒枭们投桃报李，也绝不动墨西哥警察。

本来，政府和毒枭们之间的这种平衡可以维持很久。可惜，做大哥时间久了，就容易真把自己当大哥，一疏忽就忘了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来的。

1984年，哥伦比亚毒枭经瓜达拉哈拉卡特尔运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架毒品走私飞机被拦截，700公斤高纯度可卡因被抄没——按照协议，墨西哥毒枭需要赔付哥伦比亚毒枭近亿美元货款。墨西哥毒枭简直气疯了，大佬们决定报复，给美国一点颜色看看。

恰在此时，毒枭们从墨西哥的腐败警员中获知，上次数万公顷大麻田被烧毁，是因为有个墨西哥裔的美国缉毒特工混入了瓜达拉哈拉卡特尔内部，给美国提供了一手资料。索性新账旧账一起算，1985年2月，大佬们下令在大街上抓了这个叫奇奇·卡马雷拉的特工，虐杀后抛尸路边。

美国的报复非常直接——派遣特种分队越境将大部分涉案毒枭抓回了美国，不顾墨西哥政府反对，按美国法律给这些毒贩判刑并在美国就地执行。在美国的施压下，墨西哥政府又先后抓了瓜达拉哈拉的三位巨头，并且关押到了墨西哥最隐蔽最安全的监狱里面。

最后被抓的大佬米格尔·菲力克斯在狱中还遥控召开了全国毒枭大会，重新划分了瓜达拉哈拉卡特尔的地盘。当然，从发通知到主持开会，全是警察与政府高官直接出面主持。

虽然名义上教父菲力克斯在狱中给外面的小弟们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但大家都知道，昔日的首领已然荣光不再，这次进去了，估计就出不来了，未来地盘还得靠自己抢。

没有了大佬们对下团结小弟，对上联系政府，革命制度党对贩毒业的直接控制被大大削弱，1989年，墨西哥各个贩毒卡特尔之间的争夺混战开始。眼瞅着社会治安越来越差，毒贩们之间的混战，背后还有不同派系的官方力量支持，所以，名义上政府也开始打击毒贩。

2006年12月1日，墨西哥右翼国家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总统卡尔德隆上台。新总统是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的高材生，上台后把打击贩毒集团作为自己当政期间的主要任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扫毒行动，史称墨西哥毒品战争。

知我罪我

墨西哥总统发起毒品战争，毒枭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卡尔德隆执政时期（2006年12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经过十几年混战后的毒枭帮派又重新形成了一个由六大毒贩组织组成的贩毒联盟（简称DTOs），墨西哥2456座自治市中，有68%拥有贩毒联盟中的一个主要毒贩组织或者其他小的当地贩毒黑帮，大约49%的自治市的毒品生产是由六大毒贩中的一个控制。此时的贩毒联盟，已经远不如当年的“卡特尔”团结，内斗相当激烈，偶尔还会发生火并。

但是，时过境迁，虽然组织形式比前辈们弱化了，但毒枭的武装力量却比前辈们高了好几个等级——据称，两个最大的毒枭联合起来拥有超过10万步兵，并且精锐武装中有不少退役甚至现役叛变的军人。

这也是文章开头，为何毒枭武装能跟200多名政府武装打得有声有色、难解难分的重要原因。

2020年9月22日，墨西哥非政府组织Quinto Elemento Labs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06年卡尔德隆发动毒品战争当年，墨西哥共有178具遗体无人认领。在接下来的13年里，谋杀率激增1032%，不明遗体数量达到38891具。

另有官方数据统计，自2007年起，墨西哥与毒品交易的暴力犯罪大幅增加，毒品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至少达6万人，到了2013年，估计死亡总人数12万人，这还不包括2.7万失踪人口——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同期处于战乱之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也是为什么文章开头，现任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指责前任总统卡尔德隆“把国家变成了坟场”的重要原因。

2019年1月30日，奥夫拉多尔宣布，墨西哥毒品战争正式结束。

毒品战争作为一次“扫毒行动”，确实已经宣告了结束。但国家行动党发起的这场每年耗资9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政府用于社会发展的总支出），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它到底是把墨西哥从贩毒遍地的深渊中拉上来一点点，还是像该行动的反对者宣称的那样，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暴力和分裂，把国家变成了坟场？

要解答墨西哥的这桩公案，必须要回答两个递进的问题。

卡尔德隆总统发起的这场毒品战争，到底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暴力犯罪？如果答案为“增加了”，那需要回答下一个问题；
它导致新增了多大规模的暴力犯罪？

有人会说，政府高压打击毒品犯罪，当然是降低了毒品相关的犯罪率啊，难不成还能越打击越严重？有人也可能会说，卡尔德隆任期内墨西哥死了这么多人，墨西哥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和命案率飙升，这不已经给出答案了吗？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眼见不一定为实，数据也可能会骗人。

事实上，卡尔德隆之前，墨西哥的毒品相关犯罪率就一直在上升，其前任总统福克斯，也动用过军队剿毒。如此一来，似乎无论卡尔德隆是否发起毒品战争，墨西哥境内的毒品犯罪率和死亡率都会上升。

此外，由于毒品交易已经国际化，全球三大毒品产地之间的竞争、毒品价格的波动，都会影响墨西哥境内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率。

所以，不捋清楚事情的因果关系，只看数据，我们说不清楚墨西哥日益上升的犯罪率是卡尔德隆的毒品战争导致的，还是说来源于国际市场竞争、上任总统剿毒遗留，亦或者卡尔德隆打击的地区本身就是毒贩聚集区，矛盾本来就在变得日益严重，与是否发动毒品战争无关。

| 两具被乱砍的尸体像肉块那样悬挂在一座步行桥上。在尸体附近留下的布告宣称，两人由于在一个社交网络上公开抨击贩毒集团活动而遭到了杀害。

进入正题

以上四千多字，讲了一大堆故事，终于来到了本文的终点。

有一个方法可以完美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假设宇宙中存在一个平行空间，存在一模一样两个墨西哥，两个墨西哥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卡尔德隆，只不过其中一个卡尔德隆发动了毒品战争，另一个卡尔德隆没有发动毒品战争，等任期结束，再比较两个墨西哥的犯罪率即可，二者的差值，就是毒品战争对犯罪率的影响。

或者，墨西哥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城市，一个城市进行毒品战争，另一个城市不进行毒品战争，事后观察两个城市犯罪率的差别。其实，这本质上是“控制其他因素不变，观察只有‘是否发动毒品战争’这一个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

但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平行空间，即使有，我们也不知道。

2015年，哈佛大学经济系一位叫戴尔的教授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非法交易网络与墨西哥毒品战争”（Trafficking Networks and the Mexican Drug War）的文章，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戴尔教授非常年轻，在2020年还荣膺在经济学界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戴尔教授发现，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很有意思。

虽然墨西哥也是民选制度，但是墨西哥的制度禁止市长连任。也就是说，如果贾铭同学今年被选上了瓜达拉哈拉市市长，并且能成功活到任期结束而没有被毒贩暗杀，那无论贾铭在市长任上干的多好，都不能再参选瓜市市长。但是如果贾铭同学还想干市长，那还可以竞选其他城市，比如墨西哥的第三大城市蒙特雷市。

既然墨西哥是民选制度，那选票自然就很重要。虽说贾铭同学在瓜市干的不错，但蒙市没根基，所以获得所属政党的支持就非常重要。

这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由于本身同属一个政党，政见较为一致，且如果想继续从政，需要得到本党党魁的支持，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测，当卡尔德隆发动毒品战争的时候，作为国家行动党党员的市长将会比那些非国家行动党党员的市长更积极地协助联邦政府的扫毒行动。

聪明的读者会立刻反应过来：那用国家行动党执政城市的犯罪死亡率减掉非国家行动党执政城市的犯罪死亡率，其差值不就是毒品战争对死亡率的影响了？

不行。

我们前面说过，本质上是要“控制其他因素不变，观察只有‘是否发动毒品战争’这一个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两个不同政党执政的城市，其他因素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比如，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和受教育程度非常高，那可能犯罪死亡率就会比较低，无论是否发动战争。再者，无论是否发动毒品战争，国家行动党本身都反毒品，所以，如果国家行动党在某市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那毒品战争后该市犯罪死亡率的上升就可能不仅是毒品战争行动导致的，而可能是无论该市是否发动毒品战争，行动党都会打击毒贩，导致该市的犯罪死亡率上升。

换句话说，没法完全把毒品战争导致的死亡率上升从总的犯罪率上升中分离出来。（有点绕，仔细品品）

戴尔教授非常聪明。她发现，在那些竞选得票率非常接近的城市，往往民意在选择上更加摇摆，这些城市最终是否会由国家行动党执政，通常是由选举中的随机因素决定的。

也就是说，国家行动党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的城市，跟以微弱优势落败的城市，政治倾向其实是更加相似的。

那么，在这样的城市，政治倾向本身，就不会成为影响毒品战争导致的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如果把这些城市挑选出来分为两组，前一组是国家行动党微弱获胜的城市，后一组是微弱落败的城市，然后再来比较这两个组的平均暴力犯罪率，这个差值，大致上就是国家行动党主导扫毒行动带来的因果效应。

当然，戴尔教授还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控制住了这些自治市的其他特征，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状况，以及地理条件、经济特征、公路网情况、政治背景等等，使得这些特征的不同，不影响研究结果。

真相大白

戴尔教授通过一个巧妙的设计，再加上数学公式的辅助，求解了问题的答案。

数据显示：

第一，相比于国家行动党以微弱劣势落败的城市，胜选的城市会逮捕更多的毒贩，而在此之前，该市的逮捕率并没有这么高，败选市的逮捕率则一直稳定在低位。

第二，在国家行动党以微弱优势胜出的那组城市中，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发生率显著高于该党以微弱劣势败选的那组城市。不仅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发生率显著提高，总的杀人案件发生率也大大提高。

具体来说，国家行动党上台执政导致三年市长任期内每十万人中杀人案件增加33起，任期第一年每十万人中杀人案件增加27起。如果这座城市在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前的暴力犯罪活动就比较多，那么，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后，在这些原本就是高犯罪率的城市，每十万人中杀人案件增加了37起。

戴尔教授还发现，在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前，这两组城市中的杀人案件比率是一致的。这也就进一步佐证了，确实是国家行动党上台，导致了杀人案件比率上升。

这就很奇怪了。政府扫毒，毒贩们不该躲起来吗？怎么社会暴力还增加了呢？

戴尔教授发现，卡尔德隆的毒品战争，跟1989年一样，打击的是那些台上的大毒枭，而一旦这些大毒枭失势，毒贩内部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暴力冲突反而加剧了，也就是说，该党发起的毒品战争，打击的是那些在位的毒枭，但恶化了本就不断发生冲突的贩毒生态，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冲突。

那些离美国越近的国家行动党执政的城市，暴力犯罪率越高。因为这些城市离美国更近，对毒贩们来说，更有抢夺价值。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国家行动党执政，但没有加入墨西哥贩毒联盟的小毒枭控制的城市，毒品战争开始后，并没有显著提高该地区的命案率。这更加说明了墨西哥毒品战争主要是因为打破了贩毒组织的势力平衡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犯罪活动。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些毒枭会热衷于抢夺地盘呢？面对史无前例的毒品战争，抢到手的地盘守得住吗？这个问题戳中了毒品战争的“死穴”。因为这种扫毒行动往往都是运动式的，不会长期持续，所以扫毒带来的震慑力会逐渐减退。就像大海中的航船，开来的时候浪花滚滚，开过去之后又归于平静，就像这艘航船压根没来过一样。

另外，自2006年毒品战争开始之后，贩毒集团不仅内部仇杀、抢地盘火并、杀害缉毒警，还暗杀政界人物。杀害支持扫毒的地方政界领袖，也是毒贩集团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政府的策略。

据统计，卡尔德隆整个任期内，超过20名市长遭到了谋杀，时间最短的一名上任不到2小时，便遭枪击身亡。被称为“女英雄”的米却肯州提魁奇奥市的前市长，丈夫在2009年被毒贩暗杀，2012年她本人也被毒贩虐杀，留下3个孩子。

戴尔教授还发现，如果国家行动党执政的城市恰好位于传统的毒品运输重要通道上，毒品战争还会对该州产生“溢出效应”，因为毒贩开辟新通道会导致临近州的暴力犯罪率上升。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卡尔德隆发起的毒品战争，除了加剧了墨西哥境内的犯罪率，还导致了墨西哥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和非正式部门的劳动收入降低。这是因为贩毒集团为了弥补扫毒带来的损失，变本加厉对劳动者收取更高的保护费，从而导致非正式部门的经济萎缩。

后事之师

毒品之害，世人皆知。可以说，消灭毒品，是人类的共同心愿。

可是，墨西哥毒品战争再次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仅仅局部打击毒品犯罪，结果可能未必如我们所预想的那么完美。

戴尔教授通过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这场扫毒行动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导致墨西哥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在卡尔德隆开展扫毒运动期间，在美国的海洛因市场上，墨西哥海洛因的供应量和供应份额不降反升。

同时，戴尔教授的研究也启示我们，为什么国家政策有时候会“好心办坏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不但可能治标不治本，甚至有可能连标都治不了，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当然，经济学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是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应该讨论的领域。但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是错的，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后记

墨西哥毒品战争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是戴尔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Trafficking Networks and the Mexican Drug War，贾铭同学是在浙江工商大学李井奎教授的经济学科普新书《大侦探经济学》中看到的中文版，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又去读了原文，再然后“添油加醋”讲给大家听。

李井奎教授的这本新书非常有意思，用通俗的语言对全球顶级学术期刊上的经典论文做了介绍。除了墨西哥毒品战争，里面还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如何通过人的名字发现美国职场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意大利黑手党的崛起竟然和柠檬有关？茶叶种植竟然能提高女性地位？地中海果蝇竟然是大萧条的幕后黑手？这本书也告诉我们：世界上顶级的经济学家每天“不务正业”究竟研究了些啥？（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