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心中，周总理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的绅士，其实周总理批评起人来，也十分严厉。
在五六十年代有个干部曾经说过：“我最怕周总理的认真”，当然，此“认真”非彼“认真”，他所说的害怕就是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在“批评”这件事上，周总理也深有研究，讲求批评的方式和方法，不光是批评下属，下属也可以批评自己，还会进行自我批评。
有一次，毛主席的诗友柳亚子先生受邀来到北平，因对饭菜不满而牢骚不断，还打了士兵一记耳光。
周总理听说之后决定要亲自处理，对于这样的“人物”，周总理更是讲求方法。
通过请柳亚子夫妇吃了一顿饭，巧妙地让其自省，将他这样乱打人发脾气的毛病给改正了。
一、周总理批评柳亚子之艺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938年，柳亚子受邀来到北京共商国事，在某一次用餐过程中，柳亚子因饭菜之事突然脾气爆发，随手甩了身边的士兵一个耳光，这件事情在当时还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个故事在《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一书中也有记载。
用餐的时候，柳亚子居住的颐和园益寿堂的管理员恭敬地向他请示今日晚餐的食谱，没想到，柳亚子突然就十分生气，大声怒吼道，“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
当时是3、4月份，北京天气还有些凉，根本不是黄瓜生产的时节，管理员只能为难地说，“鲜黄瓜？这得等到7月以后了”。
没等管理员解释完，柳亚子随手就甩给了管理员一个耳光。
据说这个管理员以前在军队里还是副指导员，是中央机关专门从军政机关调来的，哪里受过这种侮辱。
他更想不明白的是，在革命队伍中，现在哪里有领导干部动手打人的？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上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详细了解了事件的始末，才发现原来柳亚子来到颐和园居住之后，脾气一直都不太好，对颐和园的工作人员百般刁难。
柳亚子出入的时候因为没有专车接送，门口的哨兵要查验证件。
这令柳亚子感觉哨兵不尊重他，至少他也是有些地位的名人，怎么还要“故意为难”他，于是柳亚子竟然举起拐杖就打了哨兵一下。
甚至在听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任副主席）接见了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和自己见面之后，柳亚子牢骚更甚，扬言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进昆明池自杀了”。
柳亚子这样苛待士兵们的做法在当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相关部门的人员给柳亚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但柳亚子当时自以为是受到了针对和忽视，根本听不进工作人员的解释，反倒更加变本加厉。
周总理决定，还是要自己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和柳亚子先生见面商谈。
他先是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颐和园益寿堂的工作人员，请他们通知柳亚子先生，周总理同邓颖超同志邀请柳亚子夫妇吃饭，在所有的工作人员面前可算是给足了柳亚子先生面子，也让柳亚子吃了一个定心丸。
4月22日，是他们决定吃饭的日子，周总理夫妇提前来到颐和园迎接柳亚子夫妇，对他们表示了欢迎，并首先退了一步，对自己一直没能和柳先生见面表达了歉意。
“我们来到北平也已经半个多月了，这段时间由于工作事务比较繁忙，一直还没能来得及拜访和请教柳先生，请您谅解”。
除了表达歉意之外，周总理此次与柳亚子吃饭的目的是为了敲打他乱发脾气这件事情，于是周总理也说到：“听说最近柳先生情绪不太好，我感到十分不安，今日特地来拜访”。
但他没有直接说起柳亚子殴打士兵的事情，反而是先从目前与国共两党和谈破裂的国家大事说起，实际上这也是柳亚子最在意的事情。
一直到这个时候，柳亚子才真正了解到中共中央领导的用心良苦，到这里，他的心结就已经解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周总理才开始主动谈及柳亚子打士兵的事情，“我们的同志也是刚来到北平，对很多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没有把事情办好，让柳先生生气了，但柳先生在这几件事情上，做的也是过分了。”
周总理总是先退一步，主动道歉，给对方一个台阶，让对方意识到错误之后，才开始委婉地劝解。
周总理说，“我们的朱总司令，在军队中职位高，影响力也大，可是他也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战士，打人在我们人民军队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周总理提到哨兵、管理员，虽然先承认了他们的错误，最后还是替他们解释，还给他们公平公正。
他提到，“门卫的职责就是为了保卫门里住着的人安全，不查证件他们怎么知道安全与否，他们要是不查您的证件，对您不闻不问的，那才叫做失职，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都遇到过，希望您能理解他们的工作”。
吃饭的事情就更是没有理由了，“他们做错了事情，可以指出来，批评教育，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啊”。
柳亚子一边认真地听周总理的话，一边也在反思，但听着听着，心里就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他担心这次之后，共产党就再也不接纳他了，没想到说到最后，周总理非但没有责怪他，还向他解释了为何一直没有与他见面的原因。
“我们刚刚进城，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考虑到柳先生年岁大，身体不好，很多事情就没有麻烦您，您可能有些误会，希望您能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保重身体，日后还有的是重要的工作需要您呢。”
周总理料想到了柳亚子所有的不满所在，并逐个击破。
这样一来，柳亚子的牢骚再也无处可发，不仅受到了中央的重视，也理解了共产党的良苦用心，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发过脾气。
二、柳亚子为何大发脾气，甚至还动手打人？
1949年1月，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新中国建立事宜。
3月18日，中共中央领导广邀全国党内外各界人士，一起来到北京共同商议建国大事，其中著名革命诗人柳亚子也在受邀之列。
他与毛主席是以诗会友，而柳亚子先生虽然是以“诗人”出道，却并不限于普通文人的抱负，常常借诗歌关心国家大事，提及政治领悟。
很早就跨入中国革命洪流当中的柳亚子，还曾经与中国革命的先辈们一起商议救国之道，这时候的柳亚子作为革命的前辈，意气风发，高谈阔论。
柳亚子先生自香港乘船来到北京之后，被安排住在当时的六国饭店，后又将柳亚子安排到了距离市区较远的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这一点让柳亚子心中有些不满，换了地方之后，不仅没有专车配备了，吃住等生活条件都比刚来北京那几天差很多。
但其实这一步的安排也是中共中央有意为之，当时虽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但全国还尚未完成全部解放，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地区仍旧占据着南方的大部分势力。
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争取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对外公布，将会在4月1号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方面展开和平谈判和对话。
柳亚子一直以来与共产党深入合作，对于国民党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形势对共产党最有利的时候要和国民党谈判。
在柳亚子看来，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的深谋远虑。
尽管北方地区几乎已经全数和平解放，争取全国解放还是避免不了战争和伤亡，中共中央放出要与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的消息。
一方面是尽早结束国内战争局势，还给人民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借此让人民看清楚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为共产党的和平解放抢夺先机。
在一些历史资料的表述中，柳亚子当时的处境的确是有一些“尴尬”。
他是作为长期与共产党合作的爱国人士、毛主席的诗友等多重身份来到北京的。
然而来到北京之后，不光是作为诗人在文坛中的地位没有受到认可和重视，因为一些像“文联”、“作协”这样的文学领域方面的团体领袖位置也根本不考虑他，在参与新政协时也被排除在外。
据说在一年前，中共中央也曾经邀请全国各界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
当时柳亚子的名字在名单上能排到第五，现在根本连代表都排不上号了，甚至就连自己创建的民革组织也不受重视。
推选民革的新政协代表时，柳亚子没有入选，后来民革代表的名额从六个人增加到十六个人之后，他才有资格被列入新政协代表中。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和副主席周总理事务尤其繁忙。
他们综合考量各种安全因素之后，才决定将柳亚子先生安排到颐和园居住，显然，柳亚子没有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他对于要与国民党和谈的消息已经十分不悦，又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等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来找他商议事情，心中的不满一直在积攒。
三、柳亚子：出身名门，恃才傲物，与毛主席结为诗友
早在民国时期，柳亚子就已经是活跃在政界和文界的大名人，诚然，柳亚子绝对不是其中最出名的那一个，但却是罕见的能够从民国时期一直活跃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诗人。
循望历史，许多民国时期的名人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都已经销声匿迹，柳亚子的名气却越来越高。
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这要归功于革命年代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诗歌唱和，几乎读过毛主席诗歌作品的人，都知道有个柳亚子，毛主席的诗友，是柳亚子能够“经久不衰”的历史原因。
但其实，柳亚子本人早从20世纪初期就加入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中。
1904年，柳亚子加入了爱国学社，成为蔡元培和章太炎的弟子，执笔传道，保家卫国。
跟随着这样的革命先辈，柳亚子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和光复会，结识了许多将先进革命思想传播到旧中国的革命者们，与宋庆龄、何香凝并称为民党三贤。
这一时期，柳亚子结交的大都是国民党的高级领导，他虽然是个文人，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圈层。
到1926年，国民党重新建立了新的领导阶层，也就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在广州结识了柳亚子。
二人都爱好诗歌，有许多共同语言，柳亚子十分喜欢毛主席，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自此成了莫逆之交。
柳亚子与毛主席越走越近，甚至还曾经公开发表过诗歌赞扬毛主席，因此这个国民党初代的“元老级”人物就这样被除名了。
现在看来，我们的确不得不敬佩柳亚子先生的远见，他很早就已经看到了毛主席的潜力，认为他必成大器。
“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其中最后一句的“两列宁”就是指孙中山和毛主席，可见柳亚子对毛主席的评价之高。
纵观柳亚子的人生经历，与孙中山等人讨论救国之路，与毛主席等人商议建国大事。
他的名气即使在革命年代也纵横了半个世纪之久，难免会恃才傲物。
而周总理在面对这样的“人物”时，依旧能够找对方法，圆满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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