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战役前线连队司号员：全连195人坚守阵地，仅2人幸存 |全连|司号员|长津湖

王政贵已经88岁了。他是四川宜宾军分区离休干部，也是一名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老兵。

直到今天，王政贵依然清晰地记得1950年11月27日那一天。当天，他所在的20军58师174团1营2连，刚刚奉命进入长津湖阵地，美军突然发起猛攻。志愿军立即反冲锋，连长一声令下，他作为司号员，立即拔下别在身上的军号，准备吹响冲锋号，但因气温低至零下40℃，冰冷的号筒接触皮肤后立即和嘴唇紧紧粘连在一起，无法吹响冲锋号。他用力一拔军号，嘴唇上一块皮肉连同军号被撕扯下来，顷刻间满嘴是血。连长一看，当即下令他撤退到后方治疗……

当战斗结束后，结束治疗的王政贵回到部队时才知道，他所在连队195名指战员，除了他和湖南籍通讯兵钱修德，全部牺牲。

▲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老战士王政贵。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军58师也是英雄杨根思所在的那个师。10月13日，在宜宾市军休所，王政贵老人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了他在长津湖战役和抗美援朝中的亲身经历，让人动容……

▲王政贵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①

苦孩子参加解放军

在部队两年多大家叫他“司号员”

据王政贵回忆，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河头乡一个贫民家庭，家中兄妹4个。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他们一家六口从浙江镇海县河头乡逃难到江苏句容县。后来母亲去世，父亲也不太会理事，哥哥去当了和尚，他带着两个妹妹讨生活。12岁（日军投降那年）在句容县城一地主家当长工，做杂役，打水、扫地、烧火做饭、放马喂牛，啥都干，地主一年给300斤谷子、几件衣服作为报酬。王政贵原本没有名字，地主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王来喜”。

1949年，解放军来到江苏句容县前，当地一名地下党员喜欢他机警灵活，知道他是苦孩子，很照顾他，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解放军渡过长江前10天，地下党同志将王来喜推荐给部队，说他是个苦孩子，脑瓜子灵活，吃苦耐劳，办事能力强。从此，王来喜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58师，跟随大部队渡过长江，解放上海。

上海解放后，王来喜被安排到58师师部司号预备连学习吹军号。他和战友们积极参与部队训练，为解放台湾作准备。

王政贵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司号员在部队至关重要，营以下部队的日常训练、生活、行军、集结、冲锋、指挥员发布命令、部队间传递信息等，全靠司号员吹号。

他回忆，自己入伍时，各连队都有自己的司号员，他被安排到司号连学习，作为预备司号员。哪个连队的司号员生病、受伤、牺牲，预备司号员就被派过去补充。在部队两年多，他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大家都叫他“司号员”。

②

17岁参加抗美援朝

人朝前签决心书做好了牺牲准备

王政贵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解放。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随后赴上海吴淞口练兵，战士们斗志昂扬，准备解放台湾，那一年他虚岁16岁。

一年后，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同年6月底，他所在部队的练兵突然停止，部队开始学习国际形势、朝鲜半岛形势等内容。

1950年8月，他随部队开拔调往山东兖州，开始为期3个月的练兵。期间，部队补充武器，从四川、上海补充大量兵源。

1950年9月中旬至下旬，美军从朝鲜半岛仁川登陆。通过对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学习，没有文化的他也感觉到朝鲜战事紧急：美国侵略者要打到新中国家门口了，那可不行。

王政贵回忆，部队后来坐火车一路北上。“那时候条件确实很艰苦，服装是冬衣、布鞋、大沿帽。但战士们斗志昂扬，没人叫苦叫累。”他说，当时很多南方籍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下雪。

部队抵达安东（今丹东）已是1950年11月中旬。王政贵记得，他们接到命令必须在11月25日抵达长津湖占领阵地。为了躲避美军的空中侦察，他跟随大部队在夜里行军，白天就隐蔽在雪地里休息。

“那时候有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去，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王政贵回忆，进入朝鲜之前，连队战士都表了决心，做好了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王政贵当时不识字，委托连长在决心书上签了“王来喜”（王政贵当时名叫“王来喜”）3个字。

那一年，他17岁。

③

血战长津湖

全连坚守阵地，195名指战员仅幸存2人

王政贵回忆，在进入朝鲜时，他原本在20军58师师部通讯连预备排第4排。在部队赶往长津湖阵地途中，20军58师174团（冲锋团）1营2连的司号员在行军时被美军飞机炸伤，他被紧急补充到1营2连担任司号员。

由于是夜间行军，58师1营2连195名指战员于1950年11月27日晚6点前才进入预定的长津湖阵地。“说是阵地，其实全是雪，零下40多摄氏度，手脚都是木的。”王政贵回忆，当时大家来不及休整，立即冒着严寒挖工事，准备迎敌。

王政贵回忆，本来按照预定时间，他们应在7天内进入长津湖阵地，所以出发前只带了7天口粮。但到达长津湖阵地时，战士们的口粮全都吃光了。大家实在饿得不行，就抓把雪往嘴里塞；冷得不行，就人靠人相互取暖。

▲志愿军老战士王政贵旧照。

直到今天，他依然清楚地记得：1950年11月27日，美军突然向1营2连阵地发起猛攻，志愿军立即发起反冲锋。连长一声令下，作为司号员的他立即拔下别在身上的军号，准备吹响冲锋号。

可是，由于气温低至零下40℃，冰冷的铜质号筒接触他温热的皮肤后，立即紧紧粘连在一起。他瞬间感觉吹动不了军号，也不能呼气，一下傻眼了。

美军的子弹呼啸而过，身边的连长狠狠瞪了他一眼吼道：“咋啦？你吓傻了？”其实，他心里比连长更焦急，用力一拔军号，嘴唇上一块皮肉连同军号被硬生生撕扯下来，顷刻间满嘴都是血。

连长一看，当即下令他后撤治疗，通知通讯兵向全连战士挨个逐一下达反冲锋命令。战士们在零下40℃的冰天雪地中，向美军发起猛烈的反冲锋……

战斗结束后，2连195名指战员，除了他，只有湖南籍通讯兵钱修德活了下来。

▲王政贵含泪讲诉长津湖战役。

1951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政贵所在连的副连长马荣华知道“王来喜”一名的来历后说道：全国早就解放了，地主起的名字你就别用了。

第二天点名到王来喜的时候，马荣华说道：“司号员王政贵，你以前那个名字别叫了，就叫王政贵吧。”

从此，王来喜成了王政贵，这个新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也伴随他征战在抗美援朝的战场。

④

我们的武器比不上美军

但我们的拼搏牺牲精神是美军不具备的

王政贵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负伤在后方治疗7天后，他的面部伤基本痊愈，马上要求重回连队参战（那时他还不知道全连战士基本都牺牲了）。但由于师部也亟需司号员，于是他临时留在了58师师部。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后来遇到钱修德时，他才知道当天战斗的惨烈程度。在全连剩下最后3人且全部负伤、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连长、排长和钱修德都下定了决心：人在阵地在！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王政贵一直征战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多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时，他又回到重新整编的20军58师174团1营2连，担任司号员，亲历了朝鲜战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志愿军老战士王政贵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纪念章。

“虽然我们当时的武器比不上美军，但志愿军战士们的拼搏、牺牲精神是美军根本不具备的。”王政贵说。

王政贵回忆，战场上志愿军战士会开汽车、坦克的只有极个别。“美国人对于遗弃的装备也不会放过，当时能破坏的就破坏，不能破坏的就派飞机来炸毁。”

从朝鲜回国后，王政贵继续在部队服役，并学习了文化知识，后来被分配到四川宜宾军分区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在宜宾军休所，他继续为所里的退休、离休军队干部服务。

▲王政贵的立功证。

2021年10月12日，王政贵和宜宾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街道社区和宜宾市军休所工作人员一起观看了电影《长津湖》，再次勾起了对长津湖战役的回忆。他说：“冰雕连”是真实的，志愿军战士们吃的苦、作出的牺牲也都是真实的，我亲身经历过！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在采访最后，王政贵坚定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红星新闻记者罗敏

编辑彭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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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长津湖》：高度与差距

电影《长津湖》近期热映，也引发人们对长津湖战役历史的热搜，说明了这部电影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那么，这部电影价值如何？成色怎样？标志中国电影走到哪里了？

正确历史观的回归

《长津湖》之所以反响热烈，是因为电影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形成了共振。任何一部作品，想要引起观众的共鸣，就必须拨动人心中的某一根琴弦。同样是抗美援朝题材，近几年也拍了一些电影，除了圈子里叫好，几乎没有破圈，而《长津湖》破圈了。

在我看来，《长津湖》的首要特征，是回到了正确的历史观，这是作品引起共鸣的基本前提。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就是符合历史逻辑地认识历史，把抗美援朝战争放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亡到复兴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深远意义。“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这就是意义所在。反映这个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都面临如何认识、如何评价这个事件的历史观问题。有些作品不被观众接受，首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暧昧不明，不知道为什么战，不能解释战争的力量之源，更不明白这场战争的意义，只注重渲染战争的残酷，无形中削弱了参战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也就消解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很显然，这是违背历史逻辑的。如果艺术叙事不能与历史逻辑达成一致，那肯定不可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性和思想的力量。

好在《长津湖》摆脱了那种长时间影响人们认识历史的唯心史观，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即志愿军参战的合理性、必要性、正义性。这是不可回避的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必然选择，“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因此，应战，利在千秋；怯战，遗患无穷。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就是参战的正义性和战胜强敌的力量之源。以伍千里和伍万里兄弟为代表的七连战士，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哪怕是为了保住自己家里刚刚分到的几亩土地，也要保卫新中国，保卫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翻身做主人的人的尊严。巨大的力量往往就来自于最朴素的情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津湖》体现了正确历史观的回归。

新艺术高度的抵达

回到正确的历史观，是一个巨大进步，这是创作出史诗作品的前提。那么，《长津湖》到底走出了多远？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客观地讲，首先是视野开阔，能够照顾到战局的宏观形势，微观聚焦七连的行军轨迹，叙事链条较为完整。七连战士迅速归队、紧急入朝、接受任务、行军、护送电台、与美军的遭遇战以及最终抵达长津湖的伏击战，在这个情节链上，充满了几乎不可想象的种种艰险悬念：敌机的空中轰炸，零下40°的严寒天气，冰天雪地，昼伏夜行，没有棉衣，每天只有几个冻硬了的土豆，条件之艰苦，任务之艰巨，这是对人的生命极限和意志极限的考验。志愿军战士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穿插作战任务，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全歼美军王牌北极熊团，重挫美军精锐陆战一师，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影片通过真实的镜头再现了当年的境况，情境的真实和大致的战役真实，使电影获得了历史的价值，得到观众的认可。

同时，该片塑造了七连几位战士的形象，也鲜明生动，尤其是伍万里的锻炼成长过程，与雷排长、指导员、营长以及新兵战友之间一开始的嬉闹和对话很生活化，比较松弛，增加了趣味性，也是该片的亮点之一。

当然，子弹穿甲飞行的特效镜头，坦克摧毁木房子洪流般的画面等等，体现了当代电影工业技术所达到的高度，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不容置疑，也是构成作品质量提升的要素。

从情节、人物、画面几个方面来看，《长津湖》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达到了近年战争题材大片的新高度。这部作品的出现，表明了中国电影的进步态势，增加了人们期待中国电影产生新的高峰性、经典性作品的信心。

距离高峰的一步之遥

《长津湖》达到了新的高度，也许离高峰只有一步之遥，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差那么一口气，力所不逮，没有到达艺术的高峰。这口气，就是民族的精神元气和艺术底气。

文以气为主，气盛言宜。所以，气是文之帅，尤其是反映“气多钢少”的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文艺作品，必须有饱满的精神元气和艺术生气。气不足就撑不起这个以“气”取胜的战争题材。《英雄儿女》和《上甘岭》为什么是高峰、是经典？就是自始至终都充盈着这股气，所有的艺术元素如画面、人物、音乐、歌曲都是气的营卫，一直顶到最后形成情绪的、意志的至高境界，这就是胜利的境界。《长津湖》前半部分的铺叙还有底气，但后来注意力转移了，过度展示所谓视觉奇观的炮火画面，尤其是过度渲染“钢”的威力，如空中呼啸轰鸣的飞机铺天盖地，地面上坦克洪流的横冲直撞，中近景的爆炸、火海、枪林弹雨和血肉横飞镜头的同义反复，占据了很大篇幅，偏离了叙事主线，成了镜头炫技与特效展览。这样的画面是需要的，但要适可而止，重要的是要构成叙事的有机元素，激发我军压倒敌人的气概而不是相反。

战争是残酷的，志愿军战士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一切都是为了胜利。胜利是最高的奖赏，使一切付出和牺牲都显出了崇高价值，化作了悲壮之美，因此，胜利应当成为该片最后情绪的释放点。只有高扬胜利者的自豪感，才是对志愿军的最高致敬。遗憾的是，电影结尾反而掉下来了，没有看到我军胜利的喜悦，却让美军师长史密斯向“冰雕连”敬礼，仓皇逃跑的败军何来这样的气定神闲和绅士风度？如此结尾，不能把悲情充分转化为悲壮，不能高扬胜利者的旗帜，缺少了浪漫主义的艺术能量，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不自信的无意识流露。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事实上也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立威之战，为后世和平立威，彻底打掉了列强随意武装侵略中国的旧习惯。“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因此，表现这场战争，就要拍出扬眉吐气，拍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电影是叙事艺术，核心是塑造人物。要成为经典作品，就必须塑造出典型形象。可以看出《长津湖》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和进步，群像争辉，但缺乏统领性人物，主要人物形象不突出就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综合性艺术，应当发挥多种艺术元素的合力作用，而不是只倚重视觉图像，甚至变成特效画面的堆积，这就喧宾夺主了。与此同时，音乐语言在该片叙事中几乎是缺席的，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旋律，就不可能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