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个小护士组织的死亡培训班,让一个73岁老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

2021-10-12 22:09:44 城北才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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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医院奇闻录》,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医院里工作久了,人就会变得不信神佛。

但这两年,我还是会去寺庙。每次站在宝殿正中,我双手合十,就一个简单的心愿:天下无疾,万药生尘。碰见老黄之后,这个愿望变得尤为强烈。

我曾经想,如果佛祖显灵,让我给老黄最好的祝愿,那一定是——让我治好你的胰脏,好好活下去。

老黄是我在外科轮转时遇到的病人,73岁,胰腺癌。

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致死率和治愈难度在癌症中数一数二。老黄也很困扰,他说这个病太委屈自己,连甜食都不能碰。

我答应过老黄,如果他能活到“五周岁生日”,我一定亲手给他做个蛋糕,十寸,千层的。面皮里塞满芒果块,上面铺满草莓粒,红彤彤一片,让他一气儿吃个够。

老黄不在乎生死的样子,实在太反常。在医院工作18年,我看到了太多人最后的样子。有人放弃,有人被迫放弃,有人迫切地渴望活,却屈服在病魔的侵害下,有人搏斗到最后一刻……

这些反应都没有错,都是人最本能的选择。但偏偏老黄和他们都不同。

他从住院开始就脱离了我的掌控,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儿”。更要命的是,我手底下一帮小姑娘,都在跟他一起疯。

总有病人转头找到我,“护士啊,这个老黄家里什么来头啊,他得了这病,怎么这么看得开?”

我知道,这个人,我是忘不掉了。

2008年夏末,老黄来医院报到的第一天,我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跟这人开玩笑,绝不会被投诉态度有问题。

北京奥运仍有余热,这个干瘦的老头穿着奥运文化衫,晃悠进了护士站,“啪”地一声,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

“我要住院,要住人少的房间,最好朝南边。”老黄唾沫星子乱飞,须眉皆白,眉梢和唇角留下花白的两撇,活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

我打趣地问他,“住个院干么挑挑拣拣?还坐北朝南,你当买房子置业呢?”

老黄换上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说自己有糖尿病,偷吃东西老婆就要骂,“我老婆很凶的,房间里人少一点,看见我挨骂的人也会少一点。”

他说完,突然四处张望,像是怕这话被几十里外家中的老婆听见。

“而且我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了,朝南的窗户正对医院大门,可以看到小食摊,还可以观察我老婆有没过来。”老黄凑近我,眉飞色舞地打着小算盘。

我带老黄来到符合他要求的房间,指着窗户:“坐北朝南,非富即贵。大爷你住进来一定长命百岁。”可我发现,他选的这个位置,不止可以观察到小食部和老婆,还可以观赏一群广场舞大妈。

我之所以和老黄打趣,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入院诊断:胰腺癌待排。

老黄今年73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黄半年内体重下降十来斤,还伴有腹部轻度胀痛,近期血糖又在升高,情况不容乐观。

但眼前的老黄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看老黄一副来医院住上几天就可以欢喜回家的模样,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生怕不小心戳破了表面的平和,让他的笑脸垮掉。

“那个,老黄啊,你老太婆没来,儿子怎么也没来啊?”我话刚说完,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响起——“我来啦,有什么事不?”

我转过头,乐了,老黄儿子就是个“加大号的老黄”,手里捻着根棒棒冰,迈进了病房

“有什么事问我也行,问我爸也行,随便。”老黄儿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整根棒棒冰,另一根自己和父亲一人一半。

老黄对儿子的分配非常不满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整根,幽怨地说:“我都得了癌症了,不晓得能活几天,你还不让我吃个整的!”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

一般来说,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癌症,我们都会用“Ca”或者“MT”来替代“癌症”这个刺眼的词汇。既是避免病人突然崩溃,又可以替家属打打掩护。

我看了看老黄,又看了看他儿子,这爷俩的反应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老黄,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这样问不行吧……

“老黄,癌症是什么你晓得吧?”这样好像也不合适……

我脑子里一时检索不到杀伤力比较低的方式提问。

老黄的儿子一脸轻松,准备收拾父亲的生活用品,“你随便问吧,我爸啥都知道,你啥都不用忌讳。”

一旁的老黄一脸不爽,他好像只介意自己的棒棒冰被扭走了一半。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这爷俩的“洒脱”,总觉得他们只是暗暗做最坏的打算,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罢了。

胰腺癌有多可怕,我曾亲眼见过。这种癌太难被发现,大多人查验出时就是晚期,昨天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今天突然就要准备后事。

巨变之下,人的精神就会崩溃。

我见过病人听到这个病名时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愤怒,有的错愕,有的忙不迭地否认,有的“扑通”一声跪倒,开始求神拜佛。总之,从表面到内心一定不会平静。

像老黄和他儿子这样明明白白又浑不在意的,我从没见过。

我后来才知道,老黄来住院前做了很多“攻略”,关于什么是胰腺癌、治疗方式,他都一清二楚。

这都是老黄的孙子,医科大学在读生“小黄”直截了当一字一句讲解给自己爷爷听的:“癌症之王、不好治、生存期大多在一年左右......”

老黄住进来之后,检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结果都一步步向着胰腺癌这个诊断靠拢,慢慢重合,尘埃落定——他确实得了胰腺癌。

主任亲自找老黄和他儿子谈话,我很好奇这爷俩的反应,尾随其后。

主任拉着老黄儿子轻声细语,小心说着最终诊断,征求他的意见。这时老黄突然凑过来,一副中了六合彩的模样说:“看来我孙子没白学医,至少能看出我得了什么病!”

我看看主任,主任看看我,我俩又一齐看向老黄。

主任愣了一会儿,询问起父子俩接下来的打算,“你们准备在本院继续治疗还是转上级医院?”

这是一个基本的征询流程。通常来说,病人一旦确诊,立刻头也不回地奔赴上级医院,连给我们的背影都透着嫌弃。

可老黄看着“宣判”他的主任,依旧乐呵呵,还把干瘦的胸脯子拍得啪啪作响:“主任,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治病,你拿个你认为最妥的方案,我相信你!绝对支持你!”

这个像龟仙人一样的瘦小老头儿,用一种身高二米八的气场放出话来。

我和主任都有点感动,像老黄这种信任的态度,是对医生最大的尊重。我俩暗下决定,要用对待“团宠”的方式好好待老黄,控制好血糖,才能进行手术。

我作为他的护士,第一关就是“管住他的嘴。”

我没猜到,照顾一个病人,还要斗智斗勇。

我从没见过这么害怕测血糖的老头儿。一天四次血糖监测,他到处东躲西藏,让我在病房找了整整八圈。

“小妹啊,十指连心知道不?”老黄不止一次跟我抱怨。

我望着手中的采血针,顿时觉得自己像是阴狠的容嬷嬷,还有点罪恶感。

我就用采血针试着戳自己的手指头,半晌,指着老黄说:“好你个老黄,随便编排我!一点儿都不疼,你少来装可怜!”

老黄用舌头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然后对搓,一副要数钞票的架势,再摸着耳朵嘿嘿地笑。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为了让这个老爷子配合测血糖,我想尽一切办法:除了用自己的手指“示范”,还会在他吃第一口饭时,给他看戏曲节目,一两个唱段下来,刚好够测血糖的时间。

就连老黄儿子都夸我们服务周到,感动中国。但老黄仍“不领情”。

有一次,小护士去测血糖,回来之后说老黄要她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和主任翘首以待,小姑娘张嘴就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主任笑出了眼泪:“这个老黄,把我们科室当‘渣滓洞’了。”

这绝不能忍。我冲进老黄的病房,用自己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对了一曲: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我被老黄这个男版“江姐”活生生逼成了女版“刁德一”。

那年夏天,为了对付老黄,科室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到科室主任,下到保洁护工,每人都能对着老黄唱几句革命歌曲。

对歌败下阵来,老黄又转而想收买我手底下的小姑娘。

九月底,老黄给我们摘桂花去了。隔天人手一支,老黄边发边点头哈腰地提条件:能不能不要测血糖……护士站里到处荡漾着桂花的甜香。

很多单身的小姑娘都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个个笑逐颜开,拥着“爷爷”老黄走进病房,“你乖一点嘛,不偷吃东西血糖就下来了,只要血糖正常了,我们保证少测几次。”

老黄的妻子也和我们一条心,加入到对丈夫偷吃零嘴的严防死守中。她是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生得又高又大,站起来,能将老黄笼罩在她的阴影里。老黄已经被妻子统治了40多年。

黄太太每天戴个遮阳帽,把电瓶车骑得跟风火轮一般,突突突地来科室给老黄送饭。先从篮子里拿出新鲜的香瓜或葡萄,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再从篮子的一角拎出老黄的口粮。

一个小饭盒,一半是小米饭,一半放着蔬菜和几片瘦肉,偶尔有一块红烧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够老黄塞牙缝。老黄一副贫下中农的模样端过饭盒,小声嘀咕,“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他盯着我们的水果,敢怒不敢言。

我们曾经目睹过老黄因为偷吃了恰恰瓜子被抓包,被妻子插着腰关在病房里,挨好几个小时的训。

当然,黄太太也有温柔的时候。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这俩加起来快150岁的老夫妻,蹲在糖画转盘门口,为转到一只“大凤凰”而绞尽脑汁。那时候,谁都觉得这样的婚姻和晚年生活,特别让人向往。

在我们360°无死角的监控之下,老黄的血糖调节到了正常水平。他通过了麻醉师、呼吸师以及上级专家的审核,喜提手术一次。

明明是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老黄的步伐却是如此轻快。

老黄手术的日子选在了9月16日8点整,主任跟神棍似地说,这个日子特别好,九九归一,六六大顺,大吉大利。

面对胰腺癌这个预后极其不好的病症,这一家子没有谁脸上流露过悲伤凄怨的神色,似乎永远都神采奕奕,永远用尽全力活好每一天。

那天下夜班前,我替老黄换好了手术衣裤,陪同老黄一路到手术室。老黄握了握我的手说:“付护士,等你休息回来,记得唱歌给我听啊!”

我一口答应,和老黄拉了拉勾。

交接完手术的准备工作,我没急着下班,想了想,又返回病房,将寺庙里请来的平安符掖在老黄的枕头下面,又在他的床头柜上摆了个苹果。我告诉黄太太,这是对老黄的祝福:平安归来。

回家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看到QQ群里当班的小护士更新状态:活宝老黄满血回归。

心上的石头突然松了,我这才安心地合上眼睛。

上班后,我直奔病房,看见老黄抱着我给的苹果躺在床上,气色很好,只有身上多出的管子和旁边的心电监护提醒着,这个老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手术。

我看着老黄打趣道,“哟,大清早的抱着个苹果做啥,许愿呢?”黄太太忙不迭塞了只大桃子在我手上,告诉我,老黄禁食馋得慌,就抱个苹果闻味儿呢。

我检查了每一根导管,又协助老黄翻了个身。手术毕竟只是打出的第一枪,老黄要面对的难关还在后头。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持久且惨烈的战役——化疗。

化疗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一并杀灭许多正常的细胞。虽然有效,但也看病人身体素质。

我们都不知道,刚做完大手术的老黄,能不能熬过这一关。

我不是个特别愿意进入病人喜怒哀乐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钻到老黄心里。

老黄的第一次化疗,我们都很重视,生怕各种副作用让老爷子吃不消。

但老祖宗说过:天公疼憨人。这话在老黄身上应验了。

开始化疗之后,老黄异常勇猛,几乎看不见任何副作用:不恶心,不脱发,该吃吃该喝喝,白细胞也不往下掉一分一毫,跟个没事人似的。但凡有点儿空闲,就坐上科室楼梯间的平车,一条腿屈在车面上,另一条腿晃里晃荡,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一副上了自家炕的悠闲模样。

我们看见了就会逗老黄,“老黄,吃了没?”

每当这时,老黄就会按照国际惯例,数钱似地舔舔他的拇指和食指,再搓搓耳垂响亮地答一句,“没!”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仿佛和老黄打过这么一个招呼,才算新的一天开始了。

化疗的老黄有了大把的时间,别人这时可能就忙着交代后事了,他反而在忙着给自己找新乐子。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儿子拿着一根竹竿,居然在科室外的大树底下粘知了。

等到一只比老黄还笨的知了落网了,他就喜滋滋地把知了拿进护士站,科室里那群姑娘们纷纷围上去,和老黄凑成一圈,争论如何烹饪这只知了。

“红烧吧,加点儿五花肉。”

“不,清蒸,清蒸最美味。”

“吃刺身最好啦,配上我的小芥末。”可怜的知了成了哑巴。

很快,小姑娘们把老黄的病房改名“粘杆处”,那是古代皇宫专门负责捉知了的地方,而我也成了掌事宫女“付嬷嬷”。

出院前两天,我老远就看见老黄儿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锦旗,大红色,黄色的流苏荡来荡去,他大大咧咧经过护士站,所有人都看见了,才把锦旗带进了父亲的病房。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为了藏这面锦旗操碎了心。

他每天晚上把锦旗放进柜子,大清早又藏进被子,以为自己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出院当天,我们到老黄病房门口时,只见老黄正盘坐在床上打量锦旗。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立马从床上蹦下来,把锦旗塞进被子,整个人又盘坐在上面,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目睹了老黄“掩护锦旗撤退”的全过程,等他都准备好了才走进去,无奈锦旗的流苏落在床沿上,晃里晃荡实在抢眼。主任好半天移不开眼神,一屋子人都没憋住笑。

小姑娘们热烈欢送,一遍又一遍地和老黄约定,“爷爷,下一轮化疗你一定要来啊,我们提前把粘杆处给你收拾好!”

对于其他病人而言,我们恨不得永远相见于病房之外,但对于老黄,期盼着他按时来化疗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祝愿。

我们知道胰腺癌有多严重,但我们不想让这颗病房“小太阳”早早落下。

第二次化疗前一周,老黄儿子来报喜,说父亲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必须挑战第二次。

粘杆处早已整理得干干净净,床头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给老黄准备的糖尿病解馋专用零食,接待规格之高羡煞旁人。

然而不好的消息出现了:CT显示,肿瘤已经向其他器官转移。我一遍又一遍问老黄有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不适,老黄坚定地把头摇成拨浪鼓。

我略微感受到一点安慰。虽说死神没打算放过老黄,但至少现在没有让他太痛苦。

每天大清早,老黄依然会出现在走廊的平车上,用招牌动作和固定句式跟我们打招呼,让人熟悉又安心。

“老黄,吃了没?”

“没!”

人生的路就要走到头了,老黄表面不在乎,但在背后,却一直不作声地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纪念。

为了不让老黄觉得寂寞,我们常会拉他干点小活:老黄,帮我们发报纸;老黄,帮我们拆药袋。

隔了几天,老黄掏出许多药瓶瓶盖串成的小灯笼,花花绿绿,给我们一人一只做钥匙链。这下科室里的姑娘们疯狂了,下班后纷纷买来彩色塑料绳,缠着老黄给她们编大龙虾,小拖鞋。

除了给科室的姑娘们留下记忆,老黄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病房搬来一个绝望的小伙时,老黄拿出了医院里最稀缺,自己也没有的事物——希望。

这小伙子出了交通事故在楼上做手术,老婆刚好是预产期在楼下妇产科待产。不知是幸与不幸,他术前检查时又发现肾脏出了岔子,已经病入膏肓,如果没有这次交通意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将一无所知地步入尿毒症。

小伙子想想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想想即将生产的老婆,家人也不在身边,咧开嘴嚎啕大哭。

老黄那时身子骨还硬朗,他盘在床边的椅子上,不停为小伙子擦眼泪。

老黄用半吊子的普通话安抚小伙:“小兄弟你别担心了,不就是家里人没来齐吗?你先安心手术,我和老太婆会照顾你们两夫妻的,不着急啊!” 老黄的儿子和妻子也配合地站在一旁点头。

老黄又一次释放出他那二米八的气场:“这是好事情,你看看老黄我,得了胰腺癌,发现得比你晚多了,也不晓得能活几天。我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你比我好多了。”

小伙子听完,忘了哭,也忘了躲避他横飞的唾沫星子。

那段时间老黄很忙,他帮着小伙子处理好手术事宜,而黄太太则在楼下,照看小伙子要生产的媳妇。

老夫妻俩安慰着小夫妻俩,还准备了大人和孩子的用品。莫名的,老黄似乎也在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我们都给这老两口点赞,“老黄啊,你和奶奶这么能干,以后你的重孙子小小黄,还有小小黄的儿子迷你黄,你一定都能带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老黄面对小伙子赶来家人的千恩万谢一脸淡定,对我们的祝福却无比受用。

他每天都将有“小小黄”和“迷你黄”的未来畅想一遍,那是老人们都想看到的儿孙满堂。

我猜,他肯定是想活得久一点,看着子孙走得远一些。

我无意间得到一个重磅消息,老黄要过74岁生日了。

按照科室里的惯例,术后一年被称为病人的“一周岁”,我们借机把老黄的生日当成他的周岁生日。

我们给老黄买来蛋糕,还办了“抓周礼”,小姑娘们写了许多心愿卡:老黄变成长腿欧巴、老黄永远18岁、老黄会唱BigBang等等。

每张卡片的末尾我们都写了同样一句话:老黄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老黄说这些卡片压在枕头底下,做梦都会笑醒。但是蛋糕得挨批评,“太小,没吃过瘾!”

我答应他,五周岁的生日我亲手做个大千层,每一层面皮的颜色都不重样,每一层都铺满水果。我知道要完成这个约定,对于平均生存期不超过1年的一个胰腺癌晚期病人来说,有多难。

“老黄啊,为了这个蛋糕你也得好好努力啊。”

老黄照例舔舔指头,搓搓耳朵,豁开缺了牙的嘴斩钉截铁地答应:好!

大年初一时我去寺庙祈福,虔诚地许愿希望能再次见到老黄。老黄也依旧争气,开春的第五次化疗穿得喜气洋洋地站在我面前。小姑娘们纷纷给老黄拜年,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可我作为老黄的责任护士,除了拜年,还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面对新年伊始一切好的和不好的消息。

这次的老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他悄悄告诉我有乏力感,肚子也会胀痛,饭量比以前小了一些,有时候腰会疼。化疗并没有很好地遏制肿瘤的侵犯,我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我正在看着老朋友走向一条我深知结局的路,却没有办法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头。

“肯定是转移了吧。没事,我努力争气一点,多活几天。”老黄淡定地说,然后拍了拍我的手,“我还要吃你做的大蛋糕呢。”

看着老黄的笑脸,我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举头三尺有神明,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一个人可以留下来。

有时,我会看着一袋袋药品液体发呆,数着它们一点一滴注入老黄的身体,想象着它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和癌细胞厮杀。

老黄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对此我无能为力,却抽空就要坐在老黄床边握一握他的手,跟他说几句话。期待自己的心意能传递给那一滴一滴的透明液体,让它们功力大增,将老黄体内的癌细胞杀个一干二净。

我们开始宠着老黄了,想让他吃好一点。但老黄再也不吵吵着要吃零食,癌细胞逐渐侵犯到了他的胆囊,现在再看见曾经最爱的零食,他会犯恶心。

那么不愿意亏待嘴巴的一个人,再也吃不了好吃的了。

我们只能换个方式宠老黄。每天中午,我们放弃去食堂打饭,小姑娘们总是到饭点就在走廊上喊,“老黄,吃了没?”然后等着老黄从那儿钻出来,边小碎步走边做着招牌动作回答,“没!”

我们总是热情地邀约老黄加入饭局,一起说说笑笑地去小饭馆,然后再三对着厨师说:东西要清淡一点儿哦,爷爷要减肥!我想周围的小馆子一定很奇怪,这个老爷子怎么有那么多花朵般的孙女儿。

黄太太和中年黄抓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很真诚地说希望老黄可以陪我们久一点,一起过他的五周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群笑口常开的家人们,眼中闪过一丝晶亮的泪光。

最后一次来医院,癌细胞已经无孔不入地吞噬了老黄,远远看去,老黄跟抽了真空一般缩水了一个号,在高大的黄太太身边显得更加瘦小。

老黄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乏力、腹胀、胃口不好、黄疸指数升高,腰骶部疼痛……无论是临床表现还是各种检查都告诉我们,老黄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节节衰败。

老黄已经不适合化疗了,这次住院是来跟我们告别的。

“化疗已经不适合我了,我还是在家陪陪老婆吧。”老黄微笑着说出自己的决定,随即拍了拍我的手背,“不好意思啊,估计吃不上你做的大蛋糕了。”

我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跟他讲着这个疾病到最终可能出现的所有症状和不适,反复教他应对方法。

“小妹啊,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老黄和他的儿子站在我面前,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悄悄地看着对方,怎么说?说老黄以后会很疼?也许会一口东西都吃不下?

说老黄啊,你可能会因为胆汁淤积变成真正的“老黄”,然后成天在深黄色的皮肤上抓痒?还是说以后会躺在床上碰一下都会疼得打哆嗦?

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让我说给老黄听,我真心说不出口。

“没事小妹,你给我爸爸说说以后的情况吧。”老黄的儿子比父亲还真诚。

那天之后,我常常在下班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给他做“单人辅导”。

没有人注意到,在医院的一角,一个护士跟一个病人用最直接、毫无保留的方式谈论着疾病和生死。

今天讲解疼痛的程度,以及止痛药怎么用,明天告诉他胆道梗阻的症状,后天再向他细细描述吃不了东西要怎么办。

我像在手把手教小学生解题。老黄虽然虚弱,却时不时会露出得意的笑容,表情像是在说:“你看,我听懂了”。

这道风景很奇妙,夕阳的余晖披洒在我俩的身上,我和老黄庄重又坦然地讨论生死,毫不避讳,绝不隐瞒,没有虚幻的安慰。我说得认真,老黄听得仔细。

“老黄你好鸡贼啊,你孙子不是医学生吗?干嘛不问他?”

“我孙子那么小,听了要哭的,他是我们黄家的独苗,我才舍不得,找你的话,你又没有压力嘛!”老黄笑眯了眼,衬着粉红色的夕阳,好像在发着光。

余晖中,我对他说:“老黄,你总是要死的,我希望你能最舒服地死。”

我从来没这么跟病人说过话,但我知道,对方是老黄,我应该这样做。他不是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但他更在乎自己该怎么活。

我不敢直视老黄的内心,他是那么爱笑,他的乐观不受一丝一毫外界的影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力量——既不为生,也不为死,就是为自己。面对不可扭转的结局,他有自己的活法,并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个时候再面对这位老人,我觉得用直白和坦诚的语气与他对话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太阳西垂,关于那个铺满草莓的蛋糕,他不得不失约了。

我和老黄做了一个君子约定,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做电话随访,“老黄你要是在,就接我的电话;你要是不在了,就让你儿子给我们打个电话。”

老黄爽快地答应了,和我们挥了挥手,走出了医院大门。

第一个月的周六,我给老黄做电话随访,电话开着免提,旁边乌泱泱围着一群小护士。

电话通了,那头老黄的声音精神了不少。我乐了,张口就问,“老黄,吃了没?”老黄还是用熟悉的腔调说:“没!”电话这头,已经有小护士调皮地模仿着老黄舔手指的招牌动作了。

之后的几个月,老黄还邀请我们去家里随访,主任当即答应,科室里沸腾了。

我因为责任在身,没能去成。傍晚时分,随访的小姑娘回来,科室里的人扑上去询问老黄的近况,小姑娘小嘴叭叭地说给老黄买了顶红帽子,祝他鸿运当头。姑娘们一窝蜂地翻看着照片,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我看着护士长的脸色不对劲,悄悄地问,“不好了吧?”

“这群傻丫头,就知道傻乐呵。在镇上卫生院查B超也有腹水了,每天就靠吃止痛药,这能顶多久!”

因为癌症细胞扩散到胆囊,现在老黄成了真正的“老黄”了,整个人活生生黄了一度。一旦出现这种症状,说明病情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我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就是学医的残忍之处,我可以将疾病的演变预算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挽回。

直到那一天,我照例对着电话问出那句“老黄,吃了没?”电话那头的老黄含糊地回了我一声,“没。”

老黄儿子说,这次是真的没,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还说,老黄感谢我们这群人陪伴了他那么久,“你们的祝福卡片,我爸每天都要我读给他听,晚上就放在床头,他疼的时候就伸手摸一摸卡片。”

下班时,我在休息室听见有小护士带着哭腔打电话,“叔叔,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要是黄爷爷不行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我让爷爷听着他喜欢的歌离开,我学了好久好久的。”

我的眼睛一瞬有点热。我绝不敢给老黄儿子我的号码,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听到那个消息。

人支撑到最后关头会调动全身每一寸细胞发起进攻,直到弹尽粮绝,就像蜡烛,熄灭之前总有那么一会儿异常地亮。

我们见证了老黄最漂亮的时刻。现在,这束光要彻底熄灭了。

我们和老黄儿子约定,老黄不在了一定联系我们,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竖起耳朵听着科室里电话的响动,怕老黄家来电话,又怕老黄家不打电话。毕竟老黄仁义,从来不喜欢麻烦旁人。

月末的一天,我们刚开完晨会,科室的电话响了。

送老黄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给老黄买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箱,里面放了一张卡片:老黄,我们想你。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比现在还快乐。下面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签名。

我默默解下钥匙上老黄送的灯笼串,放进了箱子,其他姑娘见状,也默默地将钥匙上的“大龙虾”、“小拖鞋”、“棒棒糖“取下来,一块儿放了进去。

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只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想起那个老黄。我们默默地将小箱子贴上胶带,再用红色绸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是老黄喜欢的颜色,红火,喜气。

目送着抱着箱子的小姑娘走进电梯,我定定看着电梯指示一路向下,与老黄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走马灯一样掠过。

那个屈着腿坐在平车上和我们打招呼的老黄,那个偷吃零食被老婆骂得鸡飞狗跳却不敢还嘴的老黄,那个总是舔一舔指头再搓搓耳朵的老黄。

老黄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是我们的话题。看着电梯间门口的平车,中午三五成群约着吃饭,路过曾经的“粘杆处”,甚至逛街看到好吃的零食,我都会想起他。

有个电影里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你,那么你将彻底消散,无影无踪。

我想,有我们这么多人念着老黄,在另一个世界,他一定也是最欢乐的那个。

只是偶尔,我脑海中会突然闪出一个画面:老黄像一个披挂着铠甲的将军,站在白色病房,谈笑间横扫千军。

付嘻嘻一直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老黄的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医院里有个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我认为,老黄肯定不是所谓大多数。他并非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而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好好活。

看完故事,我突然联想到身边的挺多例子:如果一个人陷入困境,他会得到帮助,会被安慰有奇迹,却少有人告诉他,“如果结局不可扭转,你至少可以用自己开心的方式度过。”

这种精神是会传染的。几个重症患者在最绝望的时刻,又被老黄这个“小太阳”,拽到了更暖的地方。

我想这个故事的意义不仅限于医院。看看我们的身边,这世上各种各样的困局,远比重症更可怕。

付嘻嘻说,人生太难,所以老黄的人生信条才尤其重要:再难又怎样,我还要笑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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