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返京知青游走在城乡之间,她心里的苦谁能懂

2021-09-29 17:49:17 云雨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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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琳(化名)是1980年从陕北回京的返城知青,她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十一年。说起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周小琳说生活的苦和劳动的苦她都不怕,感情的苦却让她倍受煎熬,她心里的苦没人知道,更没人懂。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当年去陕北插队的情景,又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1969年1月23日,那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就在那天,周小琳和她同班的十几名初中同学一起坐上了北京开往陕西方向的知青专列。那年,周小琳16岁,去陕北,她心情澎湃,革命圣地延安,是她心中的向往。

知青专列缓缓驶出北京城区,周小琳她们渐渐忘记了和亲人别离的痛苦,大家又叽叽喳喳谈笑风生了,他们不像是去下乡插队,倒像是去陕北旅游。周小琳还领头唱起了歌,那欢快的歌声久久在车厢里回荡着,车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第二天下午,专列抵达陕西省的铜川,周小琳他们在铜川住了一晚,第二天换乘敞篷卡车,直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原本以为到了延安,就到了插队落户的地方,可在延安师范学院住了一晚,他们又坐着敞篷卡车出发了。直到1月26日下午,他们一行十三人才跟在拉行李的毛驴车后面,步行十五里路,来到了陕北一个叫后高家河的村子,他们八名男生和五名女知青被分派在后高家河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

看着连绵不断的黄土丘陵和荒凉的原野,不光是女知青们落泪了,男知青们的心里也充满了迷茫惆怅和失落,做梦也没想到,令他们心驰神往的陕北,竟是这般模样,沟壑纵横,土地贫瘠,这里就是他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一名叫张学军的男知青宽慰大家的话。周小琳他们十三名北京知青都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张学军的年龄最大,十七岁,其他人知青都是十五六岁。

后高家河大队虽然偏僻贫穷,可那里的乡亲们都很热情,听说北京知青到后高家河二队插队落户来了,乡亲们都冒着严寒到村头迎接,知青们的行李箱(木箱子)都是乡亲们帮忙搬到窑洞里的。特别是二队队长高玉成,他亲自赶着毛驴车把知青们从公社接回来,又张罗着为知青们安排住的地方,张罗晚饭,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什么事情都要为知青们想周全,简直是为知青们操碎了心。用高队长的话说:人家北京娃娃从毛主席身边来到了咱陕北,咱就得拿出待客的礼数好好待人家嘛,咋能让人家受委屈呀。

当时后高家河的乡亲们都不富裕,不光是吃穿问题,乡亲们居住的地方也不宽裕。后高家河二队队部倒是有一孔闲置的窑洞,可里面堆满了杂物,门窗破旧漏风不说,主要是窑里没搭建土炕,根本无法居住。实在没有好的办法,高队长才想出了让知青们暂时到老乡家借住的下策。

周小琳她们五名女知青暂时借住在高队长家,这是高队长特意安排的。高队长说女娃娃娇气,他想让他婆姨多关照一下这五个女娃娃。高队长家四口人有三孔土窑,十七岁的大小子高根生单住一孔土窑,十四岁的女子高春玲还和高队长他两口子住在一孔土窑里。高队长居住的那孔土窑有前后炕,前后炕中间还垒砌了一道矮墙,适合两代人居住。

这五名女知青都是十六岁,生日最大的叫潘玉梅,是阴历三月初九的生日,她个子虽然不高,可数她机灵。周小琳的生日是阴历的九月初九,她比潘玉梅整整小了半年。她们五人住到高队长家后,高队长就把她们五人的口粮单独分了出来,让她们五人自己做饭吃。刚开始,高队长的婆姨打算让五名女知青跟她家一起吃饭,高队长说人家知青吃的是供应粮,粮食够吃,他们家要吃糠团子和菜团子,不好和知青们搭伙。

周小琳她们居住的那孔土窑里有现成的锅灶,高队长的婆姨帮着烧火做饭,高根生帮着挑水打柴,她们吃的菜和咸菜,都是高队长家的。这五名女知青真的是够幸运的,吃住问题都没用她们操心,高队长的婆姨就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她们,关心着她们。刚开始潘玉梅还抱怨伙食太差,后来她看到高队长家竟然吃糠团子,几乎没见他们家吃过菜,潘玉梅再也没抱怨过伙食差,她们还把当月余下的十几斤玉米面送给了高队长家。

陕北的腊月寒冷又干燥,没有父母陪伴的春节就像寡淡的白开水一样没滋没味,好在有高队长一家人的关爱和照顾,远离家乡的周小琳她们并没感觉到日子太难过。转眼就到了阴历二月初,一年一度的春耕备播生产又拉开了帷幕。

出山劳动的第一天,周小琳就崴了脚,中午收工回来,是高根生帮她挑回的土筐,潘玉梅搀着她一瘸一拐走回来的。听说周小琳崴了脚,高队长的婆姨赶忙从他们住的土窑里走出来,小跑着去了周小琳她们住的土窑。

看到了高队长的婆姨,周小琳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话没出口,眼泪先流了出来。高队长的婆姨扶周小琳坐在炕拦石上,她蹲下来,轻轻脱掉了周小琳的鞋和袜子,只见周小琳的脚踝又红又肿,脚面子也有点肿了。高队长的婆姨大声喊来高根生,让他到村口的杨树和柳树上折来一点树枝,又让他爬到院门外的那棵老榆树上折了一根榆树枝,到沟坡上折来了花椒树枝,院子里有棵洋槐树,用五样树枝熬水洗脚踝可以舒筋活血缓解肿痛,这是当地的一种民间验方。那天爬树折树枝,高根生的上衣袖子被树枝刮开了,脸上还划破了一道血口子。看看为自己受伤的高根生,周小琳挺不好意思的。她红着脸说:“根生哥,让你受苦了。”“啊呀!这有啥嘛。”高根生像高队长一样,淳朴又善良。

打发高队长和知青们吃罢午饭出山劳动了,高队长的婆姨把五种树枝放到锅里熬了半盆水,她一边帮周小琳洗脚一边轻轻揉捏,周小琳感觉舒服了很多。晚上睡觉前又洗了一次,还别说,第二天起床后,周小琳的脚踝就不那么红肿了,也不那么疼痛了。看周小琳非要出山劳动,高队长就让她到场院给社员们往土筐和架子车上装粪,没让她往山上担粪。对于高队长一家的关爱和照顾,周小琳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特别是高队长的婆姨,真的像妈妈一样。

1971的春节,有一半知青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去了,周小琳的母亲心疼来回的车费,就没让她回北京。好在还有一个叫李荣荣的女知青也没回北京,周小琳的心里还不那么失落。

陕北农村的春节前后是最清闲的时候,地里没什么农活再加上天气寒冷,社员们很少有人出山劳动或打柴,山间田野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就连闲不住的高队长也好几天没上山打柴了,一年中,高队长就这几天不出山劳动。社员们除了走亲访友或到邻居家串串门扯扯闲谈,其他时间基本就躺在热炕头上享受这几天的清闲。

周小琳和李荣荣没地方去,她俩就躲在土窑里看书,有时高春玲也到她们窑里来扯闲谈或让周小琳教她识字。高根生也没读过书,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周小琳有心教他识字,可高根生不主动说这个事情,周小琳也不好意思说。正好借着教高春玲识字的机会,周小琳说了让根生哥也来学习识字的想法。起初高根生不好意思到周小琳她们窑里来,被高春玲拉来了几次,高根生也就习惯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高根生和高春玲就学会了不少字,他俩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涨。因为高根生善良又勤快,周小琳对他的印象很好,一口一个根生哥,就像亲哥一样。

1973年秋天,后高家河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大队书记和社员们都推荐周小琳去上大学。李荣荣得到消息后,她一个人偷偷去了大队书记家,把她从北京带来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大队书记,还说周小琳早晚要嫁给高根生做婆姨的,就不要拆散人家了。

也不知道是那个半导体收音机起了作用,还是大队书记想成全高根生和周小琳的姻缘,周小琳没能去上大学,李荣荣却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离开后高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为此,周小琳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偷偷哭了好几天。

没多久,村里就传出了闲话,说周小琳和高队长家的大小子恋爱了,还说明年就要过事办喜酒了。听到这个传言,高队长很生气,他狠狠踢了高根生一脚,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咋敢有这个想法?人家北京娃娃咋会看上你?以后再敢对人家小琳动歪脑筋,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被他爸莫名其妙打骂了一顿,高根生委屈地哭了。看高队长打骂高根生,周小琳很难受,她哽咽着对高队长说:“队长,根生哥没对我怎么着,你不该打骂根生哥。”

那年秋后,后高家河大队成立了知青点,周小琳她们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们新打的窑洞,她们吃住都在知青点。周小琳她们搬走后,高队长就托媒人给根生介绍对象,一连相看了好几个,不是人家女子看不上高根生,就是高根生看不上人家女子,一个也没成。

转眼到了1975年秋天,后高家河大队再也没得到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倒是有过两个招工名额,招的都是男工,周小琳她们四名女知青一直也没等来离开后高家河的机会。那年秋天,后高家河小学需要一名民办教师,潘玉梅和周小琳推让了一番,潘玉梅成了后高家河小学的民办老师。

一晃又是两年,1977年春节前,周小琳回北京探亲过年了,她想让父母托托关系,看能不能在北京找个工作。她爸苦笑着摇头说:“咱家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这事难办啊。”

回到北京,周小琳带着从北京带回的北京特产去高队长家串门,高队长两口子正在为根生的婚事愁肠。根生都二十五岁了,还没看下个对象,在后高家河大队,像根生这个年龄的后生,娃娃都满地跑了,高队长两口子能不愁肠吗。

看高队长两口子唉声叹气愁的吃不下饭,周小琳抓住高队长婆姨的手说:“婶子,要不让我给根生哥做媳妇吧。”听了周小琳的话,高队长的婆姨把周小琳揽在怀里,呜呜哭了起来。

那天从高队长家回到知青点,周小琳给她父母写了信,说明了想在陕北结婚成家的事情。她父母回信说先不要着急,再等等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调回北京。看看父母模棱两可的来信,周小琳没再犹豫,她决定嫁给高根生做婆姨。1978年3月末(阴历二月二十二日),周小琳和高根生领了结婚证,举办了婚礼。结婚以后,她才写信告诉了父母。周小琳接到父母回信时已经到了年末,她都怀孕八个多月了。

1978年年末,在后高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都陆续离开了后高家河大队,潘玉梅也考上大学离开后高家河大队,后高家河大队就剩下周小琳一个人了。那一阵子,周小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失落,她经常一个人无缘无故发脾气,有时半夜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去哭。直到1979年1月末,她的一双儿女(龙凤胎)出生了,周小琳的心情才渐渐平复。

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周小琳的母亲从北京赶来了,看着周小琳居住的土窑黑暗又简陋,再看看他们的吃穿,周小琳母亲嚎啕大哭,哭够了,她跪在高队长两口子面前,哽咽着说:“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你让我把小琳领回去吧,你们不放小琳走,我就死在这里。”

在大队书记和乡亲们的劝说下,周小琳的母亲哭着离开了后高家河。半年后,她又回来了,来到后还是又哭又闹,不吃也不喝,闹的高队长家院里院外都是看热闹的人。一连两三天,周小琳的母亲没喝一口水,她昏过去了好几次。怕闹出人命,在大队书记的劝说下,高根生同意和周小琳离婚,淳朴善良的高队长两口子也同意让周小琳跟她妈回京,但两个孩子必须留下。

1980年年初,周小琳和高根生办理了离婚手续,她把刚一周岁的一双儿女留给婆婆,哭着离开了她生活了十一年的后高家河大队。她心里有多苦,没人知道。回到北京,周小琳到她妈工作的毛纺厂做了一名纺织工人。

第二年秋天,周小琳嫁给了她们车间主任的儿子大刘。大刘比周小琳大三岁,他有前科,曾被判刑劳教三年。结婚后,周小琳生活的并不幸福,他丈夫嗜酒成性,还爱赌博,两个人三天一打,两天一骂,几乎没消停过一天。

1983年春天,高队长在崖上砍柴时跌下悬崖,摔成重伤,周小琳得到消息后,不顾她丈夫阻拦,火急火燎赶到了陕北,为高队长支付了四百五十元的医疗费,幸亏救治及时,高队长保住了性命,落下了腿瘸的残疾。从陕北回来,她丈夫不依不饶,把周小琳打了个半死,怀孕五个月的周小琳流产了。从此她再也不能生育了。后来,周小琳因为想念儿女,她又去了两次陕北,两次都遭到了她丈夫的毒打。

三年后,大刘因为赌博伤人,再次入狱服刑,周小琳提出离婚,他丈夫不同意。大刘入狱后,周小琳又去陕北看望孩子了,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能不心疼吗?她能不牵挂吗?有人说她不该在城乡之间游走,再婚了就不要再去前夫家,可谁能理解她心里的苦?

1989年秋天,大刘出狱后去了深圳,一去十几年,除了每年往回打一个电话(给他父母),一次也没回来。这期间周小琳多次提出离婚,大刘说等一年他就回来办离婚手续,可这一等就是十几年。

1999年,周小琳的女儿考上了延安师范大学,她的儿子高考落榜,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和儿子复读的学费都是她寄去的。

2005年初夏,刚为她的儿子办完婚礼,离家十六年的大刘回来了,他是领着一个女人回来的。周小琳没吵也没闹,她和大刘办理了离婚手续。大刘把两万块钱摔在周小琳面前说:“你嫁给我还往陕北跑,你就是脚踩两只船,吃着盆里看着碗里,要不是看你妈和我爸是同事,我不会轻易饶了你。”恶人来了个先告状,周小琳欲哭无泪,她拿着两万块钱回到了娘家。

离婚三个月后,周小琳去了陕北,她想念她的儿女,她也想念待她如亲人的高队长老两口,她更放心不下淳朴善良的高根生。她到陕北那天,高根生刚办完喜事,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第二天一早,周小琳就含泪离开了陕北,她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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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周小琳在北京和她妹妹轮班伺候她卧床的母亲,她九十一岁的母亲卧床六年了,一直是她和妹妹两个人轮流照顾。轮到妹妹照顾母亲的时候,她就回陕北农村去看看儿子儿媳和孙子,她的儿子在村里承包了山林,几个月不见她就牵挂。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周小琳眼里都是泪水,她说谁知道她心里有多苦,她心里的苦没人懂。她说生活的苦和劳动的苦她都不怕,感情上的苦却让她倍受煎熬。当年母亲用生命逼她回京,陕北有她的爱人和亲骨肉,她真的不知该怎么选择。最后成了这样的局面,她又能怪谁,只能怪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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