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对立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将会带来危险，同时分裂世界，因此，两国必须尽快修补它们不断恶化下滑的关系”——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近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的。
古特雷斯对中美关系的预期有些悲观。中美在多个领域展开竞争的背景下，仍然存在共同利益。至少，应对气候变化，算得上是中美合作求同存异的一块“绿洲”。
△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变化是美中必须联手迎战的共同敌人》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都需要为了这个星球挺身而出，而且要快。联合国对气候承诺的最新评估是对所有主要国家政府的严厉控诉。”
应对气候危机，这是一场硬仗——整个世界都在看中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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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源研究所Climate Watch数据平台整合了全球过去30年的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的76%）排放数据。下图展示了1990年至2018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前十位的国家。
△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通过这个图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2004年左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愈加凸显。
这说明了什么？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才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如果这么认为，就真的太冤枉中国了——
计算碳排放量，应该放在人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的维度下进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气候变化风险与综合减灾领域专家孔锋在接受百通社采访时表示，判断碳排放责任，一定要有个时间段，也就是要有“时空”的概念。
如果把计算时段限定在近20年，中国是碳排放大国；但是，如果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计算，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总量远高于中国。
“发达国家人口虽然仅占全球的20％，但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到全球的70%至80%。其中，美国是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但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地球上的碳排放量，如果从工业化时代开始算起，其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的人均水平却不超过100吨。”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发电站——布鲁斯-曼斯菲尔德发电站，已于2019年关闭。
“历史上发达国家占据了碳排放的主体。近60年来，发达国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77%，而承诺减排量仅占30%。如果说要追究历史责任的话，他们排放的是绝大多数，而发展中国家是少数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有一定的碳排放权利。”孔锋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气候变化看上去是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碳排放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经济发展权，这一点丁仲礼院士早在2009年就已经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并不是造成当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要他们承担与造成全球变暖主责的发达国家承担一样的责任，是不公平的。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亮表示，从国际气候治理的公正性角度来讲，最根本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从《巴黎协定》谈判的时候就保留下来了，理应继续指导当前的国际气候治理和国际气候谈判的规则制定。从目前来看，美欧等国希望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类别划分，这无异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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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近一二十年，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数据减少了很多；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确实在增加。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离不开必要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长期在全球产业转移方面承受了太多的不可承受之痛。
孔锋指出，“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采用产业转移的方式，把一些高排放企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增加，但GDP的增长以及发展的绝大多数经济利益，却被发达国家拿走了——这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
可能有人要说，发展中国家可以拒绝啊！
怎么拒绝，拿什么拒绝？
比如，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低端产业仍然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中低端企业的极度“内卷”之中——你不接单自有别人接单——以至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为了市场占有率，不仅很“乐意”接下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订单，而且还会尽量压低价格，增加产能，以接到更多的订单。
一来二去，消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污染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不仅导致碳排放量居高不下，还让发达国家一本万利。关键是他们得了便宜还卖乖，反过来还会指责你，为什么碳排放量那么高？
痛定思痛，必须要实现产业转型和深度减排。
怎么做呢？其实，小百通在上一篇“拯救地球”系列中已经有所提及。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与能源部副研究员奚文怡在接受采访时对小百通说，从行业层面看，传统的能源生产（主要包括电力和热力生产）行业和工业是碳排放“大户”，其次是交通和建筑。
△ 5月28日，国内首个电力行业碳排放精准计量系统在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司正式上线。碳排放核算是准确掌握碳排放变化趋势、有效开展各项碳减排工作、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基本前提，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支撑。
奚文怡强调，实现深度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就必须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首先要实现能源生产行业和工业行业的减碳，这需要政府与行业的共同发力，力争尽早达峰，再引领全社会达峰。
而比较有挑战的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和交通行业的减碳——虽然它们碳排放总量目前并不是特别高，但未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还将面临较大的增长趋势。因此，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关注在交通和建筑领域的尽早转型。
说到这里，不得不谈谈这两天引起热议的发生在东北多地拉闸限电的事情。
吉林市新北水务公司9月26日发布通知，全文如下：
此公告一出，舆论哗然。节能减排可以理解，但是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地停电停水就太过了，而背后难以掩盖当地有关部门的“一刀切”。
该公告昨天一度被“骂”上热搜。果不其然，今天，“道歉”就来了。
吉林市新北水务公司表示，该通知措辞不当、内容不准确，给相关用户和公众造成误解，将严格按公司制度处理相关责任人。
在“能耗双控”的目标下，部分地区宣布严控能耗，实行用电降负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重点用能企业限电限产，这个是应有之义；但像上面这种不负责任地限制居民正常的生活用电、用水，绝不应该。
据东北地区多家地方供电公司的通告，电煤供需矛盾加剧，也是当地电网供需形势趋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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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的城市和企业已经开始行动了。
那么，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全球气候治理行动又该如何展开？
董亮认为，从当前国际气候治理的公正性角度来看，还是要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排放的责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地提出非常富有雄心的目标。像中国去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的背景下，提出这样一个目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打破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僵局，引领了国际气候治理的进程。
“从目前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目标提出了一些质疑。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提出这样一个（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也是非常困难的，涉及到国内的相关行业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是一场硬仗。”
△ 6月25日，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公司张掖龙首一级水电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变电站运行情况。今年，张掖市清洁能源产业园等15项清洁能源和清洁生产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4亿元，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将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图源：东方IC）
董亮表示，在气候治理领域，西方国家可能所提出来的都是比较有“雄心”的目标；然而，受到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政党政治的影响，实际上能否落实下来，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气候治理应该避免空谈，并努力保证各国气候行动的稳定性。从历史上看，中西方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
而中美在气候领域合作的这块“绿洲”，无法绝缘于政治安全关系的话题。董亮表示，当前主要问题在于美方只想在气候领域对华进行合作；但是，如果中美在经贸、政治安全等其他方面不进行接触和合作的话，气候变化合作这个“绿洲”也会慢慢变得沙化。因为两国大的合作基础不稳的话，单单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是很难的，也是不对等的。
可以说，在目前的气候环境下，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分析，未来十年将是实现1.5℃温控目标的关键窗口期。如果人类不能在21世纪20年代遏制排放，并在2050年左右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那么实现1.5℃温控目标将会变得遥不可及——与人类将来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相比，现在遭遇的极端天气都不算什么。
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课题——行动起来，拯救地球。
您看好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吗，
对拉闸限电一事又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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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
孔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董亮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奚文怡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气候与能源部副研究员
（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采访、撰文 |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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