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一位妇女拿3斤黄金去银行,牵出19年前的大案

2021-09-27 00:05:23 小林的街头美食

1980年4月15日,上午9点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

一位看样子差不多50来岁的妇女,手里紧紧搂着一个小包袱,神色略显慌张地走进营业厅。

妇女来到窗口以后,将小包袱颤抖着推进窗口,银行营业员打开小包袱后,发现妇女的小包袱里居然是一个块约3斤重的高纯度黄金,随即借故离开,暗中通知了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

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有一部分有钱人出现,银行营业员凭什么认定这位妇女的黄金有问题呢?

彼时,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黄金这种硬通货还很罕见,一般家庭根本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一次性就拿出3斤来。

而且,这名妇女拿出来的黄金,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也就是说,这近3斤重的黄金很可能只是她家中黄金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块工业黄金,纯度极高,与民间流通的含有大量杂质的黄金有很大区别,即便是想要将黄金提纯,那也需要在造币厂进行,而且还要有银行人员在场记录、监督,才可以进行操作,民间想要将黄金提纯到这么高的纯度,几乎不可能,而银行营业员面前的黄金,没有任何银行的标记,明显不是来自银行渠道。

银行营业员经验丰富,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端倪,她处理此事的方式也很隐晦,并没有惊动那位妇女,表面没有丝毫破绽,继续按照正常程序为这位妇女做出估值,大概23000余元。

妇女听了非常高兴,依照银行营业员的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她将这笔钱直接分6个户头做了活期、定期的储蓄,自己仅提出65元现金随身携带。

银行营业员很聪明,那个年代的23000余元是一笔巨款,她让妇女直接存款储蓄,其实是害怕妇女真的有问题,携带现金出逃,不好追回了。

妇女办理完业务以后,早就有所准备的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立即以接待银行大客户为由,将她请入休息室,看似是接待贵宾,其实是想秘密进行一次询问。

妇女被请入休息室后,一位与妇女年纪相仿的男人见状离开银行,期间,他一直紧紧盯着妇女用黄金兑换现金的全过程,却并没有人注意到他。

妇女在休息室内,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以开车送她回家为由,希望摸清她的家庭住址,妇女依然保持很高的警惕性,谎称是苏家屯人。

夏玉环等人见无法取得进展,决定将她送到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

副局长李广军闻讯后非常重视,亲自带队审讯,妇女在他严厉地盘问之下,终于无法狡辩,只好交代实情。令李广军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审讯的妇女,居然牵扯出一桩19年前的黄金盗窃大案。

原来,这名拿着黄金去银行兑换现金的妇女名为黄淑珍,曾是一名造币厂的员工,根据她的交代,在他取钱后离开的男人,正是他的丈夫关庆昌,他是一名造币厂的小领导,这些黄金是他在19年前从造币厂中盗出,总重量约为800两,根据当时的价值来算(当时是16两为1斤),大约价值近36万元左右。

造币厂怎么会出现如此数量的黄金?关庆昌如何盗窃黄金?他又是用怎样的方法将黄金隐藏了整整19年?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将时间拉回19年前,一起了解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黄金盗窃大案。

1961年,新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面临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而黄金和白银是硬通货,可以从国外换来急需的粮食。为缓解困局,国家交给沈阳造币厂一个重大任务,冶炼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

中国的造币厂一共有四个,分别是上海造币厂、沈阳造币厂、南京造币厂和深圳国宝造币厂,国家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沈阳造币厂,充分体现了对它的信任。

沈阳造币厂隶属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198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奏光绪,申请设立“奉天机器局”铸造银元,得到批准。

“奉天机器局”便是沈阳造币厂的前身,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沈阳造币厂素来有“近代沈阳机械工业之先河”的美名,早在1898年,就已经正式制作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及半角的银币。

正因为沈阳造币厂有着丰富的造币经验,也有着当时比较先进的冶炼技术和机器,才被选中承担此次的重任。

注:沈阳造币厂是1987年才改的名字,1961年时,名为沈阳六一五厂。此后叙述,笔者会称“沈阳造币厂”为“沈阳六一五厂”。

黄金冶炼任务,在沈阳六一五厂是一项保密任务,黄金的代称为100号,白银为200号,平时交流沟通,都称呼黄金白银的代称,防止被贼人惦记。

六一五厂保密工作虽然做得不错,但是管理工作却有很大疏忽,未冶炼的黄金、银元、白银饰品等,往往都是散放在车间的地上,而冶炼完成的黄金和白银,也仅仅是装箱以后,放在临时搭建的仓库里。

说到底,六一五厂当时的防范重点,主要是针对“外贼”,却疏于对“内贼”的防范。对于“外贼”而言,六一五厂的安保措施有高墙大院,也有安保人员,而且还做了保密工作,并不容易完成盗窃。但是对“内贼”而言,六一五厂的防护就只有一样,凭借道德觉悟。

时任六一五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显然就是一个道德觉悟并不高的人,六一五厂冶炼黄金、白银期间,他心中萌生了“发一笔横财”的邪恶念头,并且很快付诸行动。

起初,关庆昌并没有打厂里的100号产品的主意,而是对老婆黄淑珍说:“弄点金疙瘩回来”。

黄淑珍目不识丁,却贪财如命,一直以来都以嫁给读过书的关庆昌为自豪,事事听从。

黄淑珍在电解车间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偷金疙瘩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工作期间,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频频偷拿分解槽内的金疙瘩和金耳子,甚至连生产工具金挂钩都给摘了出来,放到贴身处里带回家。

难怪邻居们都称她是“吃完冰棍儿,也要将木棍儿揣回家去做饭”的主儿,偷起金子来,更是继承了一贯作风,金挂钩都不放过。

夫妇俩看着家里的金光闪闪的金疙瘩、金耳子,非常开心,但关庆昌却并不满足,他认为这些钱只够做小买卖的资本,不够他日后生活奢侈无忧,最终,他决定铤而走险,干一票大的。

关庆昌夫妇二人,于3月17日开始着手“盗金计划”,关庆昌通过查看厂里的表格资料,了解100号产品生产的进度和存放位置,但因为这是一项保密任务,表格里并没有体现。

黄淑珍则直接前往包装组打探,她明着去包装组找一些平时交好的姐妹闲聊,暗地里观察车间里的情况,由于100号产品当时就摆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仓库中,很快就被刻意观察的黄淑珍发现。

黄淑珍将情况告诉了关庆昌,关庆昌仔细询问一些细节之后,决定在3月18日晚动手,因为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厂里放假,工人们都希望早点回家,不会在厂里过多逗留,是一个好机会。

1961年3月18日傍晚,六一五厂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下班回家,此时,厂里已经是一片寂静,员工们都已经离厂回家,他如往常一样,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厂里存放金银产品的仓库巡视。

郭家惠重点查看了100号产品的存放地点,发现十几个箱子的铅封都正常,当他走到最后一个箱子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这个箱子与其他箱子不同,里面仅有4块金锭,其中2块是1960年的产品,一直配不上对,就存放在他这里,正好借着这次生产任务,将它们配成对,准备运走。

郭家惠清点完毕后,关灯、锁门、离开厂房,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的时间大概是下午5点20分左右。

关庆昌此时正在家里做准备,他准备了一副手套、一个锤柄是铁质的羊角锤,还有一根绳索。关庆昌6点左右出门,抵达厂子后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将工具都放在办公室,随后赶去厂子浴池洗澡。

当时的厂子里有热水供应,这是很多人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不论是否在宿舍住宿的员工,他们都愿意去厂子洗浴,其中洗澡的人也都是平时厂子里的工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很熟悉。

关庆昌此时来到浴池洗澡,并非是为了解决个人卫生问题,而是利用洗浴机会,留下这个时间段的人证。

他抵达浴池以后,一改往日沉默寡言,主动与认识他的人打趣逗笑,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加深印象,日后好为他作证。

关庆昌根本无心洗澡,简单冲了一下就迅速离开了,他返回厂子里的办公室,取出提前准备好的工具,带上手套,直奔100号产品的存放地。

关庆昌借着夜色掩护,摸进包装组存放100号产品的临时仓库,他没有选择带铅封的箱子,而是对装着4块黄金的那个单独箱子动手,绞断箱体上的铁丝,撬开箱子的木板,取出其中的两块,用绳子两端将两块黄金分别绑起来,挂在脖子上,双手托着两块黄金。由于当时下雨,他穿着宽松的雨衣,正好成为他盗金的掩护。

800两黄金,压得关庆昌气喘吁吁,他从盗金地点向厂门走去的途中,路过自己的办公室,疲惫不堪的他,一度想将黄金暂时放到办公室,但随后被他立刻否决了,他咬着牙坚持走向厂门。

关庆昌拖着黄金,带着工具,一路在雨中疾行,虽然东北的春天还很凉,但他还是被汗水浸湿了衣裳。

早已等在家中的黄淑珍,见丈夫回来,立刻迎了上去,得知黄金到手以后,他们慌张地将黄金藏在一个筐下面。

关庆昌非常狡猾,他没有就此留在家中,而是算了一下时间,他从浴池出来至盗金结束的时间仅用了20分钟左右,他赶紧洗了一把脸,就立刻再次离开家门,直奔附近的歌舞厅。

盗金后为什么要去歌舞厅?难道他是要庆祝一番吗?当然不是,关庆昌此举依然是为自己找时间证人,他抵达歌舞厅后,与认识的邻居打招呼,向工会主席挥手致意,拼命让自己的出现,留在身边的记忆当中,当这一切完成以后,他才随着音乐开始了得意的律动。

1961年3月20日,星期一。

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正在车间办公室工作,忽然门外闯进来一个年轻的工人,这人叫高兴贵,是郭家惠的组员,也是他的得力助手。

高兴贵进门之后显得十分慌张,几乎是颤抖着说出来几个字,“100号被盗了!”郭家惠有点不确定,自然反应地回问一句,“什么?”高兴贵更加焦急,也顾不得保密,直白地说道:“金子丢了!”

郭家惠这才确定,他听到的是真的,赶紧跟着小高跑向包装工地的仓库查看。星期六晚上还好好的箱子,此刻已经被人将箱盖木板撬开三寸宽,循着破口处向里望去,郭家惠清清楚楚看到,箱子里少了两款金锭。

郭家惠看着散落在地的包装纸和黄色稻壳,一时间有点发愣,不知所措。郭家惠为什么发愣呀?这事儿还真不怪他,800两黄金在造币厂内不翼而飞,这种盗金大案,在全国金融业中,也是闻所未闻,郭家惠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又怎能不一时失神呢。

郭家惠过了好一阵,才在工人的呼叫声中缓过神来,他赶紧跑到厂里报案,等他来到厂长办公室时,本想详细说一下经过,但随着问话的进展,他发觉好像有点不对味儿。他忽然觉得,找他问话的人不像是询问,反而像是审问。

“你怎么搞的,金子哪儿去了?老实说!”

“1960年剩余那两块你装箱了吧?回答!”

郭家惠显然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有点蒙,受了委屈的郭家惠,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居然流下泪来。

郭家惠确实委屈,但审问他也属于正常流程,100号产品一直都是他负责包装、看管,现在出现盗窃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怀疑他监守自盗,那也是在合理审查的范围之内。

郭家惠与高兴贵,被审讯后没有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随后被关在厂子里反省3个月。两人每天都愁眉苦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在郭家惠与高兴贵被问话之后,关庆昌也被叫去问话,问话过程主要是了解他在18号(星期六)下班后都干嘛了。从这一点来看,公安调查的方向非常准确,只不过关庆昌早有准备,并且已经找好了“证人”。

“5点下班,6点左右去洗澡,6点30分去跳舞,晚上10点多与邻居一起回家,路上还劝了一对吵架夫妻和好……”

关庆昌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而且每一个时间段都有人为他作证,他怕有人说出他只洗了几分钟就走的事情,还事先为自己找了铺垫,说洗澡后去理发,但不巧好几家都没有开门。就这样,顺利蒙混过关。

事后,公安又在现场有了新发现,因为当天晚上下雨,现场留下了盗金贼的鞋印,并且根据铁丝被拧断的手法来看,盗金贼的作案工具很可能是一个羊角锤。

从事实来看,公安的判断准确率惊人,当年的刑侦设备并不多,仅仅依靠经验,就能做出如此判断,可见其功力之深。按理说,关庆昌作为一名“走不开”的“内贼”,断无逃脱的可能,可惜,公安的判断却被现场的人听到,并且传到了关庆昌的耳中,他回家以后,让自己的老婆连夜找出一双旧鞋,拆下鞋底,替换到现在穿的这双鞋上,如此一来,看不出丝毫破绽。

关庆昌自己则将作案用的羊角锤,在夜间丢到附近学校的厕所内,销毁证物。

次日,厂里果然开始搜集厂内每一位员工的胶底鞋和羊角锤,但是关庆昌早做好了准备,再次逃过一劫。

关庆昌从此以后,在厂里不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工作尤其积极主动,很快就成为厂里的红人。但是,一个人犯罪以后,真的可以如同未发生过一样,逍遥法外吗?答案是否定的。

800两黄金被关庆昌盗回家中以后,虽然暂时侥幸无事,但关庆昌夫妇二人,每天如同搂着一个定时炸弹睡觉,他们往往忧心忡忡,夜不能寐,19年里,从没睡过一宿好觉。

黄金曾被他们放过许多个地方,但他们都不放心。黄金放在筐底下,怕有人来做客的时候不小心碰倒后露馅儿;放到厨房的烟道里吧,因为当时的烟道是两家共用,他们又与邻居向来不和,万一影响邻居,清理烟道的时候被发现可咋办?

最后,关庆昌想到一个办法,干脆将黄金熔了,他买来各种瓶瓶罐罐,又准备了各种试剂,打算自己动手降低黄金的纯度,后续再寻找出手机会。

结果,黄金没熔成,因为他闹出的动静惊扰了邻居,被邻居给投诉举报了,关庆昌好不容易摆平此事,吓得再也不敢居住此处了。

夫妻俩一商量,干脆搬到一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高墙壁垒,又没有邻居,这才安心不少。

但是,他们放弃“两水两气”的房子不住,搬到平房居住的举动,还是带来不少疑惑,关庆昌又受了不小的惊吓,急忙辩解道:“要把方便让给别人。”

关庆昌夫妻二人,因为这800两黄金天天受煎熬,甚至儿子的婚礼,也没敢大操大办,只是小范围的宴请一下了事,惹得儿子十分不满。

关庆昌也是人,积年累月的内心折磨,他也有崩溃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他将偷黄金的事对自己的父亲说出了口,心理负担一下子减轻不少,但他爹却有点承受不了,气得直拍大腿。

老头儿知道这件事后,每天坐在炕头哭,他哭两方面,一面是得知儿子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失望也心痛;另一方面,他恨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己没教育好儿子,才出了今天这件事儿。

原来,老头儿的父亲当年只是一位倒卖破烂的穷汉,后来因为胆子大,发财成了老板。老头儿年轻的时候经常教育儿子,干什么事情要大胆,才能成大事儿。

但老头儿没告诉儿子的是,他爷爷胆子大赚到钱了没错,但他最终也因为胆子大,不守规矩,最终因为赌博欠下巨债,落得个财空人亡的悲惨结局

老头儿此刻非常担心儿子关庆昌步他爷爷的后尘,心理负担极大,加之年事已高,不久就撒手归西了。

老头儿死后,认识他的人都深表遗憾,身体那么结识,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关庆昌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万分惭愧,他知道,他爹是因为他才早早离世呀。

关庆昌如同惊弓之鸟,人也变得非常敏感。厂里发通行证的时候,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一路绿灯的通行证,在厂里随意走动,被称为“满厂飞”;还有一种则是受限制的通行证,厂里给他发的就是这种受限制的,他立刻就惊疑起来,暗中打探之后才得知,这件事情根本不是针对他个人,是厂里的统一安排而已。

关庆昌回到家,也变得暴躁易怒,有一次伸手打了老婆,老婆生气地说:“你臭美什么? 自己做什么事儿你忘了?”

关庆昌立刻蔫了,对老婆服软道:“我打你几个,还你几个!”随后,自己扇起自己的耳光来。然后哭着说:“我上吊得了!”

可见,关庆昌夫妻二人,虽然盗得黄金800两,但带给他们的却并非豪奢的生活,甚至连原本的幸福都无法享受了,逃避法网19年,其实又何尝不是担惊受怕19年?

1980年,金价上涨的消息,让隐藏了19年的大盗关庆昌再也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贪婪,他认为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就让老婆黄淑珍带着切下来的3斤黄金去银行换钱,没想到这一次有去无回,等待了他19年的法网,将他们一网打尽!

关庆昌被捕以后,被带到审讯室内,整个人没精打采,坐在一把椅子上,带着脚镣,交代着他19年前所犯下的罪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关庆昌落网以后,六一五造币厂的员工一片欢腾,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乌云,此刻荡然无存,他们那久久背负的嫌疑,此刻终于洗清。

关庆昌,从一名造币厂员工,沦落为盗金犯,不仅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他人,虽然时隔十九年,依然抱着侥幸心理,他最该学习的道理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如果关庆昌能够一直在造币厂努力工作,凭借双手的劳动换来财富,相信此刻的他,应该已经是离退休干部,享受着优等待遇,儿孙满堂,生活幸福美满吧?

可惜,他鬼迷心窍,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归路,成为了一名永远背负“盗贼”之名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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