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烟雾弥漫你的眼》，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西风火葬场上班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帕德玛。我不想用“恶心”一词来形容帕德玛。“恶心”是个简陋的词汇，没什么内涵。
帕德玛更像是恐怖电影中的某个角色，比如《复活的女巫师》里的女一号。她躺在火化用的纸箱子里，只须看她一眼，你的内心就会咆哮：“哦，我的老天爷！哦，天哪……这……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从血统上讲，帕德玛是斯里兰卡和北非的混血儿，高度腐烂让她深色的皮肤黑得不像话。她披头散发，头发毛糙得都结成了团，乱糟糟地支棱着。一片浓稠黏腻的白色霉菌像张蛛网，从她的鼻孔向外蔓延，盖过眼睛和大张的嘴巴，足足遮住了半张脸。她的左胸陷进去，让人不免怀疑，她的心脏被人在神秘的仪式中挖走了。
帕德玛患有一种由基因引起的罕见病，三十出头时便香消玉殒。为了让医生进行实验，查明死亡原因，她的遗体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保存了好几个月。等她被送到西风火葬场时，尸体几乎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状态。
在我这种外行人看来，帕德玛的尸体确实有些恐怖，但我不能像只受惊小鹿似的跑开。火葬业务经理麦克说过，拿钱就得干活，死尸没什么好怕的。我急于向他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
她的脸发霉了，对吧？是的，这种情况我以前见多了，她还不算最糟的。我真想用殡葬专业人士的权威口气这样说。
如果没见识过帕德玛的尸体，你会觉得死亡总是那么迷人。想象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肺病娇娘，一滴鲜血刚从粉嫩的嘴角滑落，就一命呜呼了。
爱伦·坡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安娜贝尔·李突然离世，被埋进墓穴时，这位大情圣无法坐视不管。于是他“整夜都躺在我爱人身旁，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在大海边她的石墓里——在海边她的墓地”。
情人眼里出西施，安娜贝尔·李的尸体不仅精致，还很光滑。文里真该提到，艾伦·坡躺在爱妻遗体边伤心欲绝时，还得忍受尸体浓烈的腐臭。
不仅仅是帕德玛，西风的日常工作都比我想象的野蛮。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工，启动西风的两个“火化炉”——这是行业内对火化机的专业叫法。
我按照说明，笨手笨脚地在操作台上鼓捣，感觉像在操作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机器。
灯亮了，红色代表温度，蓝色代表点火，绿色代表气流供量。火化炉启动前，是一天之中最为宁静祥和的时候，听不到噪音，感觉不到热流，也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女孩和几具准备火化的新鲜尸体。
火化炉一旦启动，宁静的时刻就此结束，操作间随即转入地狱模式。屋里又闷又热，机器轰隆隆响，像是魔鬼在喘粗气。
工人在操作火化炉
为了不打扰那些正在殡仪馆里悼念亲人的家属，墙上铺满了银色的隔音材料，鼓鼓囊囊的一大片，有一种太空飞船的既视感。
当仓内温度达到1500华氏度时，就可以把尸体放进去火化了。每天早上，麦克都会把一摞加利福尼亚州尸体处理许可证堆在我桌子上，给我安排当天的工作。
我挑出两张许可证，然后不得不去“冷库”找出对应的尸体——“冷库”其实是一个步入式冷藏间，专门用来保存遗体。
我迎着刺骨的寒气，走到一摞高高堆起的纸箱跟前，每个箱子上都贴着一个写有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标签。冷库里弥漫着一股冷冻死亡的气味。这味道虽然难以形容，但足以让你记一辈子。
我猜冷库里的人生前应该没什么交集：因心肌梗死而离世的黑人老汉、患有卵巢癌的中年白人母亲、在殡仪馆不远处中枪身亡的拉丁小伙——现在，死亡把他们召唤到一起，像是要开某种联合国峰会，一同探讨虚无的意义。
走进冷藏间之前，我暗自向老天发誓，如果要找的尸体没被放在最底层，我就立志做一个更好的人。
那天上午，第一个要火化的是马丁内兹先生。理想情况下，马丁内兹先生正好在最上方的箱子里，我轻轻松松就能把他弄到液压担架车上。但我懊恼地发现，他被压在威拉德先生、长崎女士和谢尔顿先生的下面。
这就意味着，我得把他们这些人搬出来再码回去，搞得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只不过是尸体版的。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把马丁内兹先生搬上轮车。然而想要推着他返回火化间，还得闯过最后一关，就是冷库门上挂着的塑料门帘。
门帘用厚实的塑料片制成，防止冷气流失。这道门帘是所有人的劲敌，穿过它就像穿过动画片《睡谷传说》里的黑森林，一不留神就被浓密的树枝紧紧缠住。
我恨透了用手掀开帘子，总觉得上面不仅沾满了细菌，还吸附了众多饱受折磨的灵魂。
你一旦被门帘缠住，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把轮车推出去。我用力一顶，只听见熟悉的“哐当”一声，轮床重重地撞在了金属门框上。
麦克走进来，正好看到我被撞了个趔趄。他从我身边经过，朝准备间走去。见我来来回回地把马丁内兹先生推来推去，他开口问道：“需要帮忙吗？你一个人没问题？”他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好像在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搞不定。”
“不用，我能搞定！”我欢快地回答，一把拨弄开糊在脸上的门帘，急忙将轮车推进火化间。
一具尸体停放在轮车上，工人们正在核实身份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从冷库里安全运出，接着要做的就是打开箱子，这可是这份工作中最棒的一个环节。
在我看来，打开装有遗体的箱子和打开装有毛绒玩具的礼盒差不多，就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那种小姑娘的最爱——“狗狗惊喜礼盒”。在“惊喜礼盒”的广告中，一群五六岁的女孩围在一起，她们打开一只毛绒小狗的肚子，兴高采烈地发现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宝宝数量越多，她们叫得就越欢，里面可能有三只、四只，甚至五只！这就是所谓的“惊喜”。
尸体也可以带来同样的惊喜。每次你打开纸箱，里面有可能是一位无疾而终的95岁老太太，也可能是一个在建材城角落里死了8天才被发现的30岁青年。每个箱子都意味着一次新冒险。
如果箱子里的尸体不太对劲（回想一下帕德玛那张发霉的脸），我就会好奇心大发，偷偷查阅死亡注册系统、验尸官报告以及死亡证明。这些手续缺一不可，虽然官僚，却包含了大量关于死者的信息。
他们的死亡信息，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生者的世界来到火葬场与我相伴的。
马丁内兹先生只是一具普通的尸体，非要我打分的话，也就是三个宝宝的惊喜度。他是拉丁裔，60多岁，很可能死于心脏病。他的皮肤下有块突起，隐约能看到心脏起搏器的轮廓。
火葬工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不把遗体里的起搏器摘掉，里面的锂电池就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这玩意儿的威力不亚于一个小炸弹，轻而易举地就能炸掉火化工的半张脸。
我回到准备间，打算用防腐工的手术刀把起搏器取出来。我拿刀对准起搏器所在的位置，在马丁内兹先生的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刀刃相当锋利，却没能划破他的皮肤，连个口子都没留下。
不难理解，医学院之所以让学生在尸体上练手，是想降低学生能够造成的痛苦。虽然只是个“迷你手术”，但我确定马丁内兹先生正处于剧痛之中。我们活人总觉得死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能感知到痛苦的，即使他那双毫无生气的双眼已经告诉我，他和我早就阴阳两隔了。
麦克上周给我演示过如何拆除起搏器，看上去一点儿都不难。但人类皮肤不是一般的结实，下手时要比想得更用力才行。我技术太差，这得向马丁内兹先生道个歉。
我拿刀一通猛戳，制造出不小的动静，最后终于在一堆黄色的块状组织中看到了起搏器。我一下子把它挑了出来。
既然我已经顺利找到马丁内兹先生，把他从冷库中运出来，还清除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爆炸的电池，那么是时候送他接受火焰的洗礼了。
我把传送带连上火化炉，按下按钮，传送带自动把遗体送进炉内。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气呵成。金属炉门一关，我就来到科幻气质浓郁的操作台前，调整好气流强度，然后点火。
工人按下火化炉的按钮
尸体燃烧时，就没什么特别的活儿要干了。我密切注视仓里温度的变化，时不时把炉门打开一条缝，看看火化的进度。炉门很重，每次打开时都发出“哐啷”一声，像是在说，小心被里面的样子吓着，美人儿。
4000多年前，印度教经典《吠陀经》中提到，火化可以让灵魂从不洁的尸体中解脱出来。头骨裂开的一刹那，灵魂即释放升天，前往先人所在的极乐世界。
这个说法很动人，但如果你没怎么碰到过焚烧人类尸体的情况，肯定会被眼前的场景恶心到想吐。一颗熊熊燃烧的头颅几乎超越你所有想象。
遗体进入火化炉后，首先烧起来的是纸箱，或者叫“可替代容器”，这是殡仪馆账单上的写法。箱子很快化为灰烬，将尸体毫无保留地交给地狱之火。待有机物质烧光，尸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构成人体80%的水分快速蒸发，软组织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尸体最后被烧得焦黑一片。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你生前的所有特质逐一消失殆尽。
火化婴儿和火化成人的流程差不多。我们先登记婴儿的名字（前提是父母给他们取好了）。通常情况下，标签上只写着“约翰逊宝宝”或“桑切斯宝宝”。
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婴儿已经有了自己的全名，因为这意味着父母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准备。
我们没有专门把婴儿尸体送入火化炉的设备，不像火化成年人时，有传送带可以用。这时就需要火化工，也就是我，完美地把婴儿抛进去：婴儿脱离你的手，稳稳着陆在仓顶主喷火口的正下方。你一定要保证婴儿落在正确的位置，不过不用怕，练练就熟了。
婴儿火化一般安排在全天的最后进行。经过一天的燃烧，火化炉内壁温度极高，几乎能把婴儿烤化。所以麦克经常让我在下班前少烧一具成人尸体，用省出的时间“多解决几个小的”。
火化成年人需要几个小时，其中包括火化本身和系统冷却的时间。婴儿最多用20分钟即可。我开始给自己设立目标：好的，凯特琳，现在几点了？下午三点一刻？我敢说你五点前一定能烧完五个婴儿。加油，宝贝儿，五点前五个，你肯定能做到！
如果要火化那些包在蓝色塑料袋里的婴儿，我会先解开塑料袋，把婴儿露出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观察死婴，满足自己病态的好奇心，而是觉得我必须如此，因为我不想像丢弃医疗废物似的处理他们，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不值得我留念。
我不止一次发现，袋子里有时装的是畸形儿：过大的脑袋、重叠的双眼、扭曲的嘴巴。他们之所以异于常人，有可能是大自然残酷无情的恶作剧，也有可能是母亲怀孕时，沉溺于吸毒等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
这没什么好猜的，不过当我连续打了好几通电话，也不见有人来领骨灰时，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我只哭过一次，为了一个月份稍大点儿的婴儿。那天下午，我到办公室找麦克，想问问他在尸体运来之前，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回答道：“知道吗，你其实可以……算了，别管了。”
“等等，‘别管了’是什么意思？”我追问道。
“我本来想让你给一个婴儿剃头发。不过别担心，我不会要求你做的。”
“不不，还是我来吧，我能搞定！”和以前一样，我仍然急于证明自己的勇气和专业性。
麦克交给我的是个女婴，已经11个月大了，死于心脏缺陷。她沉甸甸的，完全是发育成熟的婴儿该有的模样。她的父母想在火化前剪下她的一缕头发，放在项坠盒或戒指里留作纪念，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那样。
去世婴儿的头发被放在吊坠盒里留作纪念
我很敬佩过去的有心人，能够用逝者的头发做成漂亮的珠宝和纪念品。但不知何时，我们抛弃了这个传统，以至于现在一提到尸体就恶心，更别说留住某个部分作纪念了，哪怕像头发这么无害的东西都不行。
为了方便操作，我把她小小的身体抱在怀里。这是给婴儿理发的最佳姿势，很容易就能剪掉她软软的金色卷发。我把剪下的头发装入信封，抱着她走进火化间。
我站在火化炉旁，正准备送她进去，突然一下子哭了出来——我们这行很少有人哭，不然没法保证工作效率。
为什么这个婴儿令我如此伤心？
也许因为我刚给她剪了头发，用小毯子把她裹起来，准备送她踏上黄泉。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幻境，在那里，妙龄女子要为死去的婴儿举行神圣的葬礼：她们剃掉婴儿的头发，然后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又烧掉了他们的小尸体。
还可能因为她是个漂亮的婴儿，有着粉嘟嘟的小嘴和胖乎乎的脸颊，酷似20世纪50年代嘉宝食品广告里的小宝宝。
虽然她已经死了，但还是和“嘉宝”宝宝一样可爱。
也许她象征着那些我没有为之流泪的婴儿。如果我想保住饭碗，完成下午五点前火化五个的目标，就很少有时间为他们掉眼泪。
火化完成之后，我的“嘉宝”宝宝仅剩下一小堆骨灰和几块遗骨，和其他火化后的婴儿一样。婴儿的遗骨小得可怜，没必要再用给成人使用的骨灰研磨机（骨粉机）磨成灰。
但文化习俗（确切来说是法律）要求我们不能把任何能用肉眼辨识的遗骨交给父母，所以当婴儿的遗骨冷却下来后，我只能开启“手动”模式了。我找出一个类似捣蒜罐的金属容器，把股骨和头骨的小碎片放进去，然后用杵臼捣磨，直到化成细细的粉末。
插画：Edward Gorey
捣碎后的遗骨也许只有遗灰的八分之一，但足够父母将其埋到土里，盛到迷你骨灰瓮中，或者捧在手里撒入大海。
“你们怎么连这个都收费！”一个女人操着一口浓重的东欧口音大吼大叫。
“我很抱歉，约内斯库女士，”我试图向她解释，“但是您必须缴纳175美元。”
约内斯库女士是已故的伊莲娜·约内斯库的女儿，此刻正坐在西风火葬场接待室的桌子前。她顶着一头浓密的棕色卷发，螺丝状的发卷儿像弹簧似的支棱着，戴满金戒指的手疯狂地在我面前比划。
“你们这是在敲诈。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只是想看妈妈最后一眼。”
这不是我第一次陷入“最后一眼”的纷争。人人都希望能在母亲火化或土葬前“见她最后一面”，却没人愿意为此支付175美元。你很难和人家解释这笔钱的用途，然后劝他们付款。
死人看起来毫无生气可言。这种形容确实有些抽象，毕竟我们见到尸体的概率不太高。这年月很少有人选择在家临终，就算真有人死在家里，也肯定是上一秒刚断气，下一秒就被火速送往殡仪馆了。
北美人见识过的，只有经过防腐和化妆加工后的尸体，穿着生前最体面的一套衣服。
罪案类剧集也没帮上什么忙。在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中，那些由女仆、维修工、中央公园里跑步的人发现的尸体，全是一副已经做过处理的样子，都能直接拿去守夜了：双眼和嘴唇紧闭，脸色白得发紫。
在观众看来，这就成了“死人”该有的模样。这些尸体一般由年轻的模特和演员扮演，他们轮流在《犯罪现场调查》和《法律与秩序》剧组客串尸体，默默等待试镜那一天的降临。
电视剧里的验尸场景（图片来源：美剧《绿箭侠》）
电视里的尸体过于美形，和殡仪馆里的尸体相差太远——后者都是惨遭癌症或肝硬化等病症折磨而死的人，身体因衰老和病痛而扭曲得变形。他们的眼睑耷拉着，双眼茫然地望向虚空。嘴巴张得大大的，不亚于爱德华·蒙克笔下《呐喊》的造型，脸上一点儿血色都没有。
这些都是人死后身体发生的正常变化，但绝不是死者家属想要看到的模样。作为价格表上的一项内容，殡仪馆通常收取175美元到500美元不等的“遗容遗表”费。通过这项服务，尸体才有可能看起来“平和”、“自然”和“安详”。
然而残酷的是，伊莲娜·约内斯库，这位90岁的罗马尼亚老太太，临死前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她一直躺在床上打点滴，身上连着各种仪器，一躺就是八个礼拜，以至于尸体出现了严重浮肿。
要知道，人死后身体里的液体会在皮肤下膨胀。她肿得像个米其林轮胎人，腿、胳膊和后背全都鼓鼓的。更糟糕的是，水肿导致液体不断从皮肤里渗出，加快了尸体的腐烂。
不过，尸体烂得再快，水渗得再多，也比不上“脱皮”可怕。这个现象的学名叫“脱屑”，但现实中我们都叫它“脱皮”，因为没有其他词能比“脱皮”更直观准确地描述你的亲眼所见。腐烂的过程导致伊莲娜体内产生大量气体，压力的增高使得皮肤逐渐松弛，造成表皮直接从尸体上脱落。
若是发生在活人身上，脱皮后还能长出新的皮肤。但是对伊莲娜来说，她的皮肤会保持新鲜红嫩、淌着黏液的状态，直到火化为止。
“约内斯库女士，我真的很抱歉。我建议您去别家看看，比较一下价格。但我向您保证，您会发现这个地区再也找不到比175美元更便宜的了。”我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看来我别无选择了，对吧？”说着，她在合同下方签上名字，手上的戒指碰到了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两个小时后，伊莲娜·约内斯库躺在准备室的操作台上，等着第二天能以“自然”的姿态出现在家人面前。
插画：Edward Gorey
殡葬业有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让尸体看起来“正常”的过程其实非常“不正常”。
我站在金属柜前，取出一对塑料飞船模样的“眼盖”，外形圆圆的，颜色是接近肤色的肉色。塑料片上覆着一层尖刺，活像宗教裁判时期使用的小型刑具。
眼盖有两个作用：第一，放入伊莲娜眼皮下方，遮住干瘪凹陷的眼球，让眼窝看起来饱满一些；第二，尖刺能够牢牢抓住她的眼皮，避免眼皮张开，防止尸体给吊唁的人“使眼色”。
我用棉签和棉花球清理了伊莲娜的鼻子、耳朵和嘴巴，这个过程实在令人高兴不起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分，人们已经顾不上个人卫生了。这我能理解，但是理解并非代表不介意。挪动尸体时，从死者的肺和胃中还有可能突然喷出一股冒着泡的红棕色液体。
我从不羡慕护士，因为他们比我更惨，那些活着的病人每天都要制造出同样恶心的东西。
伊莲娜的假牙落在病床边上的玻璃杯里，所以她嘴里空空如也，嘴唇一直往牙床里扣。这样的话，就要用口腔塑形器改善情况。口腔塑形器是一个弧形的塑料片，有点儿像大号的嘴唇形状眼盖。
我掀起她的上嘴唇，把塑形器塞进去。但是这东西对一个老太太来说过于巨大，她看起来就像个猩猩，或者戴着护齿的橄榄球前锋。我倒吸一口凉气，赶紧取出塑形器，用剪刀修整了一下。
接下来轮到喷枪出场。这种喷枪专门用来缝合死者的嘴巴，枪身由金属制成，可向牙床发射金属丝。你把穿过牙床的丝线拉紧系好，死者的嘴就能闭上。
我找出一个锋利的针头，一根长长的金属丝系在针尾，如同金属做的蝌蚪。我把针头固定在喷枪细长的枪头上，然后朝上下牙床轮流开枪。这把喷枪貌似质量欠佳，不太好用，完全做不到指哪儿打哪儿。我只好趴在伊莲娜身上，用尽全身力气朝她嘴里射击。呼哈！
伊莲娜90岁，牙龈萎缩得厉害，得多打几枪才能保证效果。金属丝一旦就位，我就把线的两头穿过塑形器，使劲一拉，合起她的上下颌。
如果上述方法没起作用，眼睛和嘴巴还能张开，就要用到我们的秘密武器：万能胶。小绿管里的魔法液体几乎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即使眼盖和喷枪奇迹般地发挥了作用，你也最好做到双保险。也许灰暗的眼珠和暴露在外的牙床不招家属喜欢，但绝对比让他们看到你用带刺的塑料片和密集的金属丝固定死者的脸要强。
同意支付“最后一眼”的费用后，约内斯库一家带来一套服装，让我们在遗体告别前给伊莲娜换上。伊莲娜的身体肿得足有平时两倍大，但她的家属——和其他人家一样——拿来了她最美年华时穿的衣服，不仅摩登，还非常瘦。
这也是为何报纸的讣告栏里，总是刊登艺术照、婚纱照和年代久远的舞会照片，因为我们希望逝者永远停留在最动人的那一刻。
麦克不得不帮我一起把伊莲娜塞进她那条华丽的东欧裙子里。麦克知道不少实用小贴士，例如用薄纱把伊莲娜浮肿的胳膊裹起来，视觉效果堪比20世纪50年代B级片里的木乃伊。但我们的任务此时还没有结束。
“麦克，”我叹了口气，“反正遗体告别时，她的下半身要盖在单子下面。我知道这样说不好，但她其实用不着穿袜子。”
麦克不愧是业界良心，立刻否定了我的提议：“人家可是给了钱的，伙计。来吧，咱们能给她穿上。”
第二天一早，伊莲娜的遗体告别仪式如期举行。她的女儿揪着自己的头发，鬼哭狼嚎地痛哭起来。她的哭声是那么真实，绝对有绕梁三日的架势，若不是我不敢分神，早就被这份母女情深打动了。
我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伊莲娜身上，生怕她的眼皮崩开，或者缠着薄纱的胳膊开始渗水。不过总体来说，伊莲娜看上去很不错。
伊莲娜告别仪式后的周一，我照常来西风上班，发现有人给两台火化炉换上了新地板，光滑得如同婴儿的屁股。
使用新地板的第一天，一切顺利。第二天，我首先要火化格雷汉特夫人。格雷汉特夫人是个喜庆的胖老太太，她有一头烫过的白发，一双手肉乎乎的，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祖母。
根据火葬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鉴于早上的火化炉处于冷却状态，应该安排格雷汉特夫人第一个火化。身材壮硕的男人和女人必须放进冰凉的火化炉，不然炉内温度太高，尸体就会因为燃烧过快而产生浓烟，很容易招来消防队。
脂肪太多的人（比如丰满的格雷汉特夫人）要最先处理，最后才轮到消瘦的老年妇女（和婴儿）。
我把格雷汉特夫人送进冰凉的火化炉，就去干别的事了。过了一会儿，我回到火化间，只见滚滚浓烟从炉门冒出来，屋子里全是黑烟。
我大吼一声，说不清是哽咽还是尖叫，反正是“发现紧急情况”时特有的声音，然后连滚带爬地去找麦克。
“妈的，是地板。”麦克镇定地说。
我和麦克溜着墙根走回火化间，就在这时，一股烧化的脂肪突然从经常堆积骨灰的槽道里流出。麦克拿起盛放骨头碎片的容器，差不多鞋盒大小，接了满满一盒半透明状的脂肪，足足有一加仑那么多。脂肪一直流个不停，我们盛满一盒就换一盒，像是在给漏水的船舀水。
麦克端起盒子冲进准备室，把脂肪顺着水槽冲进下水道——就是尸体防腐时鲜血流进的那个。而我则跪在火化间的地板上，用抹布清理从槽道溢出的脂肪。
整个过程，麦克都在不停地跟我道歉。这是我在西风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麦克道歉。他反复地擦、洗、涮，已经快第十遍了。
“都是因为地板。”他终于累垮了，开口说道。
“地板？你是说炉里亮闪闪的新地板吗？”我有些不解。
“以前的地板有很多凹陷，脂肪能存在里面，不会流得到处都是，一会儿就能烧干净。新地板太平滑，脂肪只能顺着流出来。”
好不容易控制住局面，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裙子上沾满了热乎乎的人类脂肪（你觉得人油的颜色算赭色呢，还是金盏花色呢？我有些搞不清）。我满头大汗，筋疲力尽，身上浸满了人油，但感觉自己活得特真实。
人们认为火化应该是“洁净”的，遗憾的是，借用迪伦·托马斯的一句诗，格雷汉特夫人没能“温顺地迈入那彻底的幽暗”。在我看来，格雷汉特夫人其实是在宣告：人们应该理解死亡。人们应该明白，死亡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精神上、肉体上、情感上都是如此，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畏惧。
铺着白布的操作台
“老天，我是不是得给你一些，嗯……干洗券之类的东西？”麦克站在我身边问道。
我无奈地笑了笑，一屁股坐在堆满抹布的地上，两腿一伸，任凭沾满人油的裙子粘在身上。我长出一口气：“这条裙子彻底毁了，老兄。你还是请我吃顿午饭吧，真他妈倒霉。”
格雷汉特夫人没能善终，我很难过，但我又不得不承认，整件事还挺搞笑的。矛盾的事物总能酝酿出奇妙的火花。
骨灰研磨机和带刺眼盖这种骇人玩意儿，最能摧毁人们在死亡前的自满情绪。虽然二者都是掩盖死亡真相的道具，但也向人们表明，无论有多恶心，也请接受死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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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知道凯特琳的故事时，我好奇：一个年轻的、历史专业毕业的女孩，为什么会对死亡、腐败、火化等事物如此津津乐道，以至于非要到火葬场去看个究竟？
凯特琳说，自己在八岁时，曾经目睹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从百货商场坠楼死亡，摔在地上“啪”的一声。
她产生了一些应激反应，比如喂狗之前必须绕着房子走三圈；走路时只踩枯树叶、避开新树叶；穿过购物中心时屏住呼吸——她以为这样死神就找不到她。
长大后，她明白过来，人越是回避死亡，越是不了解死亡，越是容易被死亡带来的巨大阴影制服。
她把真实的死亡记录下来，为的是告诉八岁的自己——也告诉其他人——死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我们只有直视它，才能不再惧怕它。
死亡不仅是生命的消失，也讲述着人的一生中，爱、理性、骄傲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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