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是我国最高会议的重要场所,多少次国家大事都在这个地方讨论、商量,最后一锤定音。

可以说,人民大会堂不管是实际作用还是象征意义都是非凡的,它代表着我国的威严、统一和团结,不能轻易破坏它。

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却有人敢挑战人民大会堂的权威。霎时间引起了各位领导人的关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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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惊慌失措,玻璃窗上发现弹孔

1966年,26岁的张善兰已经在人民大会堂担当服务员七年了。虽然她只是一个有初中文凭的农村女孩,但是她也经历过国事级别的大场面。

建国十周年的国宴上,她是第一个端酒上场的。为此她训练了很久,当时她还紧张得心里卟卟跳。可是七年过去了,她在一次次的大场面中锻炼了身心,在张善兰看来,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让她再次手足无措了。

2月2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清洁工作的张善兰,正在认真地擦拭玻璃窗。突然,耳边传来一声尖锐的巨响,紧接着有玻璃碎屑在她身边擦肩而过,差点划伤她的脸。

张善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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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自己足够强悍的张善兰,却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一跳。人民大会堂守卫森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待她稳定心神,仔细看那巨响的来源,更是让她惊恐万分。那玻璃居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孔洞,其周围形成了一大圈玻璃裂纹。

紧接着,在那孔洞旁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孔洞。这更是让张善兰吓得路都不会走了。她在人民大会堂工作七年,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孔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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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件事的严重性,她也是知道的,好歹也是在国家中央待过的人,自然是有一定见识。张善兰心里清楚,这是子弹所造成的弹孔!

为什么有人会要拿枪打人民大会堂的窗户?思及此,张善兰身上汗毛竖起。也许对方的目的并不是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而是正在里面进行会议的人。

当时,这里正在举行重要的国事活动,所有重要领导人都齐聚一堂。枪击案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张善兰简直是不敢细想,她马上就将这件事上报给了上级。

子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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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得知这事,也立刻明白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及时报警。闻讯而来的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迅速地将现场保护了起来。

在初步调查中,现场调查警察发现了一个焦黄色的、小小的弹头。根据检测发现,这是当时中国最常见的子弹类型,很难辨别是从哪种类型的枪械中发射出来。

这就给搜查增加了不少难度,除了知道这是步枪发射出来的之外,其他一概不知,范围太广了。而且最让人感到头疼的是,这种子弹射程极远,长达千米以上,所以发射地的范围也很广。

此时,收到消息的周总理也赶来现场。看到这种情况,向来温和的他也非常严肃,他表示这种事件极其恶劣,必须得尽快找出真相。

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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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组织调查,专案小组确定方向

鉴于此事的严重性,周总理组织了各部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卫戍区各自抽调了部门精英,并联络了枪弹痕迹专家、刑侦专家、武器研究专家等数十个领域的专家,共同侦破该案。

当时,负责该专案小组的组长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于桑具有丰富的侦查破案经验,曾经破获不少大案重案。

距离案发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各部门精英就已经再次到达现场。与上一次相比,这次他们的搜查更加精细、全方位、地毯式。

于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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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现场留下的线索还是太少了。所有明显的线索也不过就是那两个弹孔,和仅剩的一颗子弹。甚至连另一颗子弹在哪里都找不到。但是这件事兹事体大,哪怕线索再少,也要努力钻研,给出个答复。枪弹痕迹学家和武器专家就那颗子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子弹在发射过程中,会造成不同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就宛若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可以判断出结构,性能,也能研究出其大致的方向。

和上次不同,这次研究子弹的不是普通的人民警察,而是对枪弹痕迹非常有研究的专家。根据他们多年钻研枪弹痕迹的经验,这个子弹的射出距离大概是在五十到六十米的范围。

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了。这就代表专案小组可以找到更具体的范围。搜查队立刻出勤,调查人民大会堂周边可能会发生的地点。

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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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人民大会堂西边就是国家大剧院,南边是人民大会堂宾馆和中国钱币博物馆。这三个地方都守卫森严,如果有射击行为,肯定第一时间就被发现了。

而人民大会堂东边就是天安门广场,平日里行人众多。如果有拿着枪射击,目击者肯定很多,一定会第一时间报警。

于是最有可能的地方便是北边的西长安街道。西长安街道宽度将近五十米,犯案人员极有可能是在西长安街道的对面马路边射击。

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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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理论又被推翻了。因为西长安街道的另一边就是北京中山公园管理处卫生站。当时,正在值班休息的工作人员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西长安街道路边发生的场景。

当时经过的路人并没有人驻足停留,遑论举起枪械这么大动作。如果有人做这样的动作,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定第一时间发现。

那么最后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犯案人并不是在西长安街道的路边射击,而是在西长安街道的主干道上射击的。

附近环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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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有偏差,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可是西长安街道的主干道都是行车道,一个人大剌剌地站在主干道中央未免太过显眼。别说是中央公园的人了,只要是经过的人都会对这人侧目。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可能。

但是如果犯案人是在行车上路过时射击,这种可能性就能成立。专案组马上联络交通部,去调查案发时经过的车辆。

西长安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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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能够开得起车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公交车,如果有私家车或者是货运车也很好排查。所以专案组很快就拿到了案发时的车辆名单,并逐一进行排查。

但是很可惜的是,所有行经的车辆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专案组不会就此放弃,毕竟这其中说不定有人在撒谎。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去调查司机和乘客的家庭背景。犯案人不会在公交车如此公共场合上开枪,所以他们的主要调查对象就是私家车或者是货运车。

1966年的街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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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结果依然令专案组感到失望。哪怕是情报局的人过来协助调查,也只能证明这些人是身家清白的平民百姓。

线索就此中断,那时候还没有天眼系统,要从其他地方突破简直难上加难。于是专案组决定从推理和实验两个方面来分析在车上射击人民大会堂的可能性有多少。

从案件推理方面,大家都可以确定一个前提:从枪弹痕迹可以看出,这个射击是在非常固定的地点进行的。

如果是行驶的车辆,那必须得是非常缓慢的移速才能够达到“几乎固定”的程度。但是一个主干道的车道上,如果有一辆车用如此慢的移速行进,早就已经被其他司机发现,并且告诉专案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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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从推理方面来看,在车上射击的条件和现有的证据不吻合。同时,模拟实验方面也验证了推理的这一点。“车上射击”这一结论彻底被推翻。

调查进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却被告知完全是错误的。专案小组一度陷入沮丧之中。这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队列中,一个年轻人突然想到了什么,匆匆忙忙地再次跑到了案发现场。

年轻人仔细观察着裂纹,终于明白了一切。这是后来的痕迹学专家陈建华,但当时他只是一个26岁的公安局痕迹小组的专员,甚至连会议的桌子都上不了,只能坐在旁边。

但是正是他的这次灵机一动,让这个悬而未决的案子,有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整件事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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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模拟枪击案,秘密排查终有线索

陈建华迅速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专案小组的人,他表示,这个玻璃的裂纹分布得十分不均匀,弹道也变形了,可以肯定这个弹道来自更远的地方。

如果他推算的没有错,弹道的发射地点应该大致在西长安街更北边的居民区,距离人民大会堂有400多米。可是他的推测并没有获得专家们的同意,因为他的想法过于离经叛道。

当时,所有人的弹道研究知识都是来源于苏联,许多专家都对苏联的理论奉若圣经。陈建华的这番说辞,却是推翻了苏联理论的基础——子弹的弹道是一条直线

陈建华得知专家们的态度,十分着急。因为“远程射击弹道会变形”是他在公安局时,进行过数百次实验得出的结论。他希望专案小组至少让他做一次实验,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没有错误。

弹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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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得知了此事,觉得确实可以让陈建华试一试。却没想到这次进行的模拟实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轻易。

首先模拟实验要将整个场景还原,其次还要计算出各种偏差会导致的结果。并且要将实验结果和实际结果一一对比。

一开始的时候,结果让人失望。因为打了一个卡车量的玻璃,却没有一个是和人民大会堂的弹道相似的。

模拟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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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其他专家们就开始质疑陈建华的猜测。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过于冒进,理论基础不扎实才会有这种可笑的结果。

不过陈建华没有灰心,他自己刚进公安局做痕迹实验的时候,所进行的实验何止是一卡车的量呢?

顶着众人质询的目光,陈建华拜托专门请来的射击运动员继续进行实验。寒冬腊月里,众人在山上看着一片片玻璃破碎,拿起一个个弹头做对比,却似乎永远都等不到尽头。

用过的弹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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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距离案发已经两天了。没有人知道这个案子会是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这个案子会不会再次发生。每个人看着实验的玻璃碎片,愁云惨淡。

直到一个检查人员喜悦的呼喊声传来:“一样的!是一样的!”终于,在大家的等待和陈建华的坚持下,终于打出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子弹头。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样本,证明了第一次并不是偶然。专案小组终于放下心来,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距离人民大会堂400多米的北面居民区了!

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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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为了能够更精确居民区的范围,实验依然在继续。他们根据实验结果和地图索引,终于决定将范围划在“中山公园南墙外”至“南长街西口”的范围中。

侦查人员立刻开始进行秘密调查。作为专案小组组长,于桑有着非常丰富的刺探情报的经验,他命令所有侦查人员进行伪装,以普通人的身份深入附近居民区。

果然,他们在一个地方找到了线索。只是这个线索的来源有些啼笑皆非,而这个线索的结果也让他们一头雾水。

南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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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玩心所致,原来不过一场意外

当侦查人员来到了南长街南口44号大院的时候,他们本没有打算去认真查的。毕竟住在44号的人都是国家重要高级干部,和这次枪击案应该关系不大。

不过抱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心态,侦查人员还是前去跟门卫大爷“闲聊”,问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趣事。

大爷毕竟是高干大院的门卫,一开始自然是不愿意多聊的。不过侦查人员毕竟训练有素,还是从大爷口中套出了一些话。

虽然都是一些无聊的八卦,但是侦查人员还是从蛛丝马迹中获得了信息。大爷说,李副主任的小儿子很调皮,整天不着家,让李副主任担心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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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前几天,还偷偷拿了他爸爸的枪,跟几个同学去打麻雀!”大爷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棵树,凛冬中的树枝已经光秃秃,只有几只麻雀缩在鸟窝里,有气无力地叫着。

枪!这个关键字进入侦查人员的耳朵的时候,瞬间冻结了他们的思路。他们连忙询问是哪个副主任,结果得出来是国家体委局副主任李达。

李达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业已成年工作。只有这个小儿子16岁,还在读初中,平日里也最是顽皮。

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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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消息的侦查人员连忙报告上级,上级立刻通知李达,和李达交涉后,决定进入李达家的院子进行实地勘察。

在研究人员正在勘察的同时,专案组也把李达的小儿子李迪明请了过来。他们询问李迪明有关于案发时候发生的事情。

李迪明说当时是放寒假,他在家里休息,结果却听到外面的麻雀吵得厉害,于是叫了几个同学一起赶走麻雀。怎知麻雀赖死不走,于是李迪明便想起了他父亲有一把步枪留在房间里。

在经过了询问和勘察之后,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人民大会堂的那两个弹孔,正是李迪明开枪造成的。因为他年纪尚幼,无心害人,加上没有人员伤亡,这次就做了警告处理。

李迪明(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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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场以严肃的恶性案件为开端,万万没想到结局居然如此滑稽。但是与其有一场阴谋来危害百姓、动荡社会,不如还是一场乌龙更好。

参考文献

  1. 中新.揭秘人民大会堂枪击案[J].西江月,2007(06):28-29.
  2. 1966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内幕[J].晚报文萃,2006(09):54-55.
  3. 王恩眷.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调查始末[J].法律与生活,2000(10):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