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争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电子战（简称EW）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电子战也延申到可见光、红外、紫外甚至X光，也就是说整个电磁频谱，所以也有改称为电磁战（简称EMSO）的，但习惯上还是称为电子战。
电子战包括三个方面：
电子攻击（简称EA），这是指用电子干扰、定向能（包括激光和微波）、反辐射武器打击对方发射电磁能量的设施、装备和有关人员。
电子防御（简称EP），这是指各种电磁屏蔽和反干扰措施，用于保护设施、装备和人员，但防护对象不仅包括敌对电子攻击，也包括自然现象。
电子支援（简称ES），这是指对各种敌对、友好、中立和来自自然的电磁源进行探测、识别和定位，这是电子攻击和电子防御的情报基础。
传统上，电子攻击、电子防御和电子支援是界限分明的不同方面，在装备上也截然不同，但现代电子技术使得这三方面不再清晰划分。比如说，相控阵天线在软件无线电的配合下，可以在主动探测、被动探测、通信和干扰之间灵活切换，甚至同时工作。另一方面，电子干扰在作战使用中必须与雷达、通信、被动监视精确协调，避免影响后者的正常工作。
美军曾经是重视电子战的，但在冷战后荒疏了，以至于在实兵对抗演习中，模拟对方的电磁压制只能开机以分钟计，否则参演部队全乱套了，演习根本进行不下去。在反恐时代，电子战对于美国陆军和空军属于无关紧要的奇技淫巧，只有美国海军还坚持研发先进电子战能力，集中体现在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在重回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军突然发现，电子战可能成为命门。在叙利亚，美军的AC-130（一说EC-130）遭到俄军的强力干扰；在乌克兰，电子战成为东乌武装战斗力的关键部分；在挪威，冷战后最大的北约演习遭到俄军对GPS信号的强力干扰。另一方面，俄中都在大量使用传统波段之外的米波、毫米波等波段，一方面反制美国的隐身优势，另一方面超出美军的传统电子战频谱范围，使得现有电子战装备落伍了。美军虽然再三强调普京大手笔更新了俄军电子战能力，但对中俄电子战优势的共识是：俄军在战术使用方面有优势，中国在技术装备和数字化方面有优势。言下之意，两者如果能有机结合起来，或者双方补上短板，尤其是美国认为头号威胁的中国，威胁不言而喻。
电子战正在成为美军巨大的心病，低成本、易于使用、分布式的干扰机可能产生不成比例的效果。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干扰技术门槛大大降低。2019年10月，在中国各地养猪场饱受猪瘟困扰的时候，东北养猪场为了防止竞争对手通过无人机恶意散布猪瘟病毒，非法施放电子干扰，不仅挡住了无人机，也对过往民航客机造成严重干扰，就是例子。在法庭、考场、会场、图书馆、医院、银行、影剧院等有使用手机信号干扰机的，则是另外的例子，当然这些与养猪场非法干扰无人机不一样，这些是合法的。
在现代社会，手机断网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比断电更小。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在电子战场失守意味着单向的被动挨打。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智库之一战略与预算研究中心（简称CSBA）在近年接连发表研究报告，既反映了美军的焦虑，也揭示了可能的努力方向，可谓美军的电子战制胜三部曲，第一部就是从电子战的角度重新认识隐身。
电子战是与雷达、通信、导航同步发展的。马可尼发明无线电通信后不久，就获得海事应用，1912年撞上冰山最后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发出的求救信号是最早的海事无线电应用之一。1914年一战爆发，无线电马上得到广泛的军事应用，主要用于战役级的通信联络，帮助协调部队的调动和火力支援。
为了阻挠对方使用无线电通信，交战双方开始使用噪声干扰。在无线电设备灵敏度、噪声抑制都很有限的早期，足够强大的白噪声是可以阻断对方的通信的。问题是，早期无线电的技术水平不高，大家都用差不多的频段，噪声干扰的结果是敌我通杀，谁都没法用无线电通信了。另一方面，由于军队的战场机动速度和范围尚不超过步行和骑行，无线电通信失效了，派传令兵或者由手旗、信号灯传递命令也误不了太大的事，而干扰源反而可能被三角定位捕捉，遭到火力反制。更重要的是，干扰提醒了对方：你已经被注意上了，马上改变行动计划。
这样看来，在对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截听无线电通信，反而是获得高价值情报的有效方法。即使对方的密码无法破译，电台和发报员的特有“指纹”也在无意中泄露了身份，还可通过三角定位和发报密度来判断对方的部署、调动和行动状态。
在二战中，无线电的应用不仅在通信领域里扩展到战术级，甚至到单个的战斗机、坦克和步兵班，还扩大到雷达和导航。雷达的全天候远程探测能力是不列颠之战中英国皇家空军险胜的技术保障，随后德国、美国、日本也开始使用雷达技术，雷达干扰随之出现。
由于雷达的功率大大高于通信电台，天线也具有定向发射和接受能力，抗干扰能力高于电台常用的全向天线，噪声干扰的难度提高了。另外，技术条件决定了雷达天线尺寸巨大，干扰天线也必须那么大。在抵近对方雷达站的地方建造这样的干扰站在技术上不现实，而且容易被对方三角定位而遭到反击。海上的情况稍好些，舰上空间相对充裕，也能机动。但更常用的是具有高反射率的箔条，大量在空中漂浮的箔条可以形成大面积的闪烁，掩盖真实的回波信号，成为二战时代反制雷达的主要手段。
由于夜间轰炸的需要，无线电导航成为精确轰炸的主要工具，也成为干扰的主要目标。由于无线电导航信标只能安装在战线己方，而轰炸目标在深远敌后，敌方干扰有天然的距离优势，取得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轰炸机群是使用无线电通信的。在理论上，也可以用三角定位测定机群位置。但飞机的速度比步行快多了，由于技术水平限制，测定和解算需要的时间较长，精度也不够，等解算出来了，轰炸机群可能已经开始投弹、准备返航了。
但在海上，舰船航速还是相对较低，德国潜艇通过侦听和测向可以远程侦察从美国驶往英国的补给船队的动向，并组织狼群攻击；英国则通过对德国潜艇的侦听和测向来制定船队规避路线和组织反潜行动。船队的无线电静默成为避免过早暴露海上行踪的常规。
一战到二战可算电子战的冷兵器时代，尽管有对无线电信标的噪声压制这样的主动反制，被动的、间接的反制是电子战的主要形式。
战后，雷达技术迅速发展，不仅舰载雷达成为标配，机载雷达也迅速普及。同样，舰载和机载干扰机也具有了普及的条件。另一方面，防空雷达与自动化的火力控制相结合，使得防空导弹与雷达控制的高炮对突防飞机形成巨大的威胁。越南战争成为电子战热兵器时代的代表性阶段，主要特征是主动的、直接的反制。
在越南，萨姆-2防空导弹不仅对速度慢、机动性差的B-52轰炸机造成巨大威胁，也对速度快、机动性好的F-4、F-105等战术飞机是巨大的威胁。低空突防可以避开萨姆-2的威胁，但一头撞上雷达控制的37和57毫米高炮的火网。主要针对防空雷达的防空压制（简称SEAD）成为美国空中力量的新任务，携带QRC-160噪声干扰机的F-105首先成为攻击机群的有机组成部分，“百舌鸟”反辐射导弹随后加入主动压制。越南防空力量的反制水平也水涨船高，很快，SEAD飞机在攻击机群中过半，真正可用于攻击任务的飞机减少了。在只有无制导炸弹、火箭弹和需要用数量来保证足够命中率的年代，这严重影响了任务的完成率。制导炸弹的出现有所补偿，但问题依然存在。
在十月战争中，先进的萨姆-6不受传统的噪声和箔条干扰的影响，在战争初期给以色列空军造成了很高的损失率，迫使以色列空军不敢靠近运河前线，直到渡河以军从地面打掉足够多的埃军萨姆导弹基地、打开安全通道后，才恢复行动。
即使得到电子战支援，越南战争中的滚雷行动和十月战争初期，出动飞机的损失率达到2%。这看起来不很高，但意味着15次出动之后，累计损失率达到25%。这是难以接受的。
在海上，以色列海军在1967年“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埃及导弹艇的“冥河”式反舰导弹击沉后，大力发展电子干扰技术，并在十月战争中成功应用，叙利亚导弹艇发射的“冥河”导弹全部没有命中。美国海军也在60年代就意识到，防空导弹和高炮难以拦截苏联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需要电子对抗来诱使袭导弹偏离目标，最终大量部署具有电子侦察和干扰能力的SLQ-32电子战系统。
由于SLQ-32具有足够高的灵敏度，高空飞行的苏联反舰导弹的主动引导头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暴露目标，所以改用掠海飞行，在雷达盲区里接近，极大地压缩了舰载防空反导系统的预警和拦截窗口。美国海军用直升机携带ALQ-142电子战吊舱反制，苏联则在反舰导弹上加装目标方位记忆能力，甚至采用被动雷达制导，直接向干扰源攻击。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制的“努尔卡”诱饵弹像反潜深弹一样发射，在空中漂浮时打开干扰机，形成假目标，诱使导弹偏离真目标。
与此同时，苏联反舰导弹不仅增强抗干扰和目标分辨能力，也极大地增加了射程。作为反制，美国海军大力发展以F-14为代表的远程截击机，力图抢在“逆火”式轰炸机发射反舰导弹之前就打掉“射箭手”；F-18则担任内线和次要方向上的拦截任务。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大力发展“宙斯盾”系统，远程雷达不仅担任区域预警，也与E-2C预警机配合，实现空战管理。“标准”防空导弹则拦截F-14和F-18漏掉的目标。“宙斯盾”的SPY-1相控阵雷达还与SLQ-32结合使用，实现主被动远程探测。另一方面，“努尔卡”抛射式主动诱饵成为大型战舰的标配。
在空军方面，E-3预警机、E-8战场监视飞机担任远程探测和战场控制任务，EF-111和EA-6B则伴随攻击机群提供远程电子战支援。
越南战争到冷战期间，电子战场的主要特征是雷达的远程化和超地平线化（如使用预警机）与电子干扰和诱饵的主动化，这可算是电子战的热兵器时代。矛盾相长，电子对抗从通信到雷达到武器火控，范围越来越大，需要压制的目标越来越多，而且目标的加固化、分散化和防空保护使得打击的难度越来越高。越南战争后期，打击机群的一半到四分之三都用于防空压制，严重影响了打击机群对目标的实际打击力。
在海上，相控阵雷达的监控能力无与伦比，但大开的雷达广而告之，使得对方早早就发现舰队的动向；反过来，受干扰影响最大的永远是近在眼前的友军。依赖主动探测和主动干扰的思路在渐入死路。
80年代以后，电子战进入隐身时代。这不仅是技术到位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更是理念领先与技术到位的及时配对。电子战进入了巧实力时代。
隐身首先在飞机上实现，从F-117到F-22，美国隐身飞机已经发展了三代。F-35在隐身技术上没有重大发展，但把隐身从高端带入主流。在海上，“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自由”级、“独立”级濒海战斗舰也是隐身的。
但隐身不仅仅是被动的雷达隐身，也包括主动的电磁辐射控制。所谓隐身飞机不能开雷达、不能用无线电通信是错误的认知，雷达依然是主要的探测手段，无线电通信（包括数据链）依然是保持战场态势感知的必要手段。雷达和通信的隐身主要体现在低截获概率（简称LPI）和低探测概率（简称LPD）技术。
在真实战场上，电磁环境是高度复杂的，有敌我各方的雷达、通信、电子干扰和民用的电台、电视台、手机基站等各种电磁辐射充斥。电子战系统探测到各种信号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地统统标定为潜在威胁，就像人们走在嘈杂的大街上，不能把一切话语声都当作在跟自己吆喝一样。转瞬即逝、杂乱无章或者太微弱的信号首先被排除，然后根据特定的信号模式进行识别和确认，比如说，越来越急促的脉冲最后转入稳定信号的话，大多是火控雷达已经锁定自己，有稳定规律的脉冲大多是搜索雷达在广域搜索。
与隐身更多的是伪装而不是消失一样，LPI和LPD是通过避开甚至有意破坏这些既定的“规则”来实现信号伪装的。
雷达测距是根据回波的滞后来实现的，测速则是通过多普勒频移实现的。稳定的信号频率便于精确测定滞后和平移，但只要知道输入信号的确切特征，通过数学处理是同样可以解算出非稳定频率信号回波滞后和频移的。在理论上，只要雷达开机，就要发射电磁波，就有被截获的可能性。而且物理定律决定，在接收端灵敏度和其他技术条件相当的情况下，被动接受的探测距离永远比依靠主动回波的探测距离更长，所以同等技术条件下，雷达告警的距离永远大于雷达探测的距离。但是凡事常有一个但是。
真实的战场不是茫茫黑夜，更像灯火通明的十字路口，且不算路灯，还有大量往来车辆扫过的车灯。也就是说，除非一辆车的车灯锁定在你身上，大多数灯光都是“过路灯光”，一闪而过，并不用担心会冲上人行道碾压过来。这也是雷达告警的基本原理：在杂乱的灯光中，分辨出稳定的灯光。
雷达信号当然比灯光要复杂多了。现代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实际上是编码信号，具有一定的功率、频率和格式。这三者的稳定与已知特征是雷达告警所依赖的。LPI正是在这三点上有意变化，使得雷达告警无法可靠辨认，只能当做环境噪声而屏蔽掉。
回到路口灯光的例子，在众多纷杂的灯光中，较暗（尽管稳定）的灯光不容易引起注意。强烈（尽管不一定稳定）的灯光依然容易把注意力吸引过去，至少要加紧判断是否在从不稳定转为稳定的锁定，这是敌人准备开火的最典型征兆。但貌似不规则的低功率信号容易被视作随机信号，而被雷达告警所忽视，这是LPI的基本原理。LPI还可以改变迅速信号频率和波形，进一步加强伪装。这好比车灯不光有白光，还有蓝光、红光、绿光、黄光。车灯迅速地在不同光色中随机切换，容易被误以为来自不同车的车灯，实现信号伪装。
LPD在在波束指向（或者说在目标上的停留时间）上做文章，用不规则的停留时间伪装成不同来源的波束，制造随机扫过的印象，同样达到信号伪装的效果。波束宽度是LPD的另一个着力点。宽波束便于搜索，窄波束便于跟踪或者加大搜索距离。“反常”地改变波束宽度也有助于迷惑对方的电子战系统。
LPD还要求具有功率管理，把信号功率实时降低到探测所需的最低水平，尽量减少对手不必要的警醒。在没有隐身考虑的时代，这顶多节约一点功耗，但系统复杂性甚至可靠性都会受到影响，很少有人会做这事情。在隐身时代，避免过度功率则是雷达隐身的第一要务。
LPI和LPD有时合称LPI，LPI也用于通信，猝发就是LPI通信的一种，伪随机编码是另一种LPI通信。
隐身甚至进入电子干扰的范畴，只要对手无法辨认干扰信号，就无法实施反干扰措施，这就是隐身干扰，数字射频记忆（简称DRFM）就是例子。雷达的信号具有一定的特征，要破解并伪造殊非易事。DRFM并不伪造雷达信号，只是把接收的雷达信号“记忆”下来，延迟后发送回去，制造雷达“印象”距离大于实际距离的假象。除了单脉冲雷达，雷达信号不仅有脉冲频率，还有脉冲重复频率。这时也可以在下一次重复之前抢先把记忆信号发送回去，制造印象距离短于实际距离的假象。对记忆信号的频率略作压缩或者延展，则可以制造速度高于或者低于实际的假象。对回波强度有所放大，则可制造雷达反射面积更大的假象，使得小飞机看起来像大飞机。由于这些篡改都是基于原来雷达发射机的无失真信号，雷达接收机无法区分是真实回波，还是被篡改后的回波。
但是在海上，无线电环境比较纯净，无线电静默有时还是必要的，被动探测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也相应提高，这是与作战飞机的使用环境不同的。“朱姆沃尔特”级原来就是计划用具有LPI能力的双波段雷达与SLQ-32配合的，实现隐身探测。
但冷战结束使得以隐身和LPI为特征的电子战巧实力时代悄悄地终止了。“朱姆沃尔特”级的计划缩水，雷达的LPI要求降级。现有和在建盾舰的升级集中在主动探测能力的增强上，重点在于反导，而不是隐身。冷战结束还使得B-2和F-22生产计划大幅地缩水，F-15、F-16、F-18的升级计划在原则上与盾舰相似，集中于主动探测，辅以主动对抗。但俄罗斯与中国在探测和对抗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未来战场的现实迫使美国重启电子战的巧实力时代，重回隐身、低功率和被动探测的路子，这是CSBA电子战制胜三部曲的第一部。
美国受益于两大洋的天然屏障，但这也意味着美国的海外干涉必须基于远程作战。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可预见将来的主要对手，周边战场（对于中国，这是朝鲜半岛、钓鱼岛、台海、南海；对于俄罗斯，这是波罗的海、克里米亚）距离近，有天然的主场优势。中国和俄罗斯大力建造得到高速计算机支持的反隐身长波雷达和难以干扰的有线通信网络，大陆优势则便于分散部署，广为备份，提高可靠性和分辨率，也降低遭受打击的风险。主场优势还包括熟悉地理和电磁环境，便于利用当地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电磁伪装，或者在有利位置建立三角定位和多普勒频移监测设施，打造被动探测能力。
俄罗斯和中国具有远程打击能力，又有很大的国土纵深，不仅迫使美军在更远的距离上作战，还迫使美军深入中俄才能发动有意义的打击。这既使得美军更加依赖远程主动探测，也使得中国和俄罗斯有更大的机动空间实施电子对抗，甚至有可能利用具有已知特征的环境杂波的反射，实行有效的被动探测。这就是被动同态雷达。比如说，电视台、手机基站的信号是已知的，被动同态雷达一方面直接接收已知信号，与从目标反射的信号相对照，就可实现被动探测。当然，实际实施起来，不仅有反射信号微弱的问题，还要从杂乱的信号中检索出与参照信号相对应的信号，张家对照到李家就离谱了。单个被动雷达要提高精度很有挑战，但多个被动雷达之间交叉比较，并对多个参考信号交叉比较，是可以对目标的位置、方向和速度精确测定的。
美军的另一个困难是电磁频谱。作为先来者，美军早早划出了军用频率，但现在看来只适用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并未预见到以后的技术发展。这带来两方面的问题：
美军装备习惯于现有频率，难以拓展，否则牵一发动全身，整个体系都要拖着一起搬家
其余频率被民用占用，军用难以拿回
所以重回隐身、低功率、被动探测的路线也是解决频谱问题的办法。
隐身包括降低对方雷达捕获概率的狭义隐身，也包括LPI之类的隐身雷达和通信技术和DRFM之类的广义隐身，重点在于在不引起对方警觉的情况下，达到战术和技术目的。隐身不仅是被动的，还要能够灵活适应，比如DRFM就能有效适应各种雷达干扰的需要。隐身也不光是无线电频率（也称射频），还要扩大到红外和光电。这不仅对被动探测很关键，也将有广泛的通信应用。激光波束窄，几乎无法截获；凝视阵列的灵敏度和分辨率高，堪比光电领域的相控阵，值得重视。
在作战理念上，也要融入隐身的概念。比如说，在海军一体化防空作战架构（简称NIFA-CA）下，，一架或者多架EA-18G电子战飞机可在远方用被动探测，把信息用Link 16传送到后方的E-2D预警机，后者用协同交战能力（简称CEC）传送到海上的舰队，而不是片面依赖E-2D和舰队的雷达。
多基探测在隐身化、低功率化和被动化中有特殊作用。传统雷达用同一套系统完成发射和接收，是因为这是保证信号同态的最可靠方法。也就是说，在技术上容易断定这正是自己发射的信号。多基雷达有很多方式，可以由多基体系内的雷达以貌似随机的方式轮流发射，或者第三方平台发射，比如用可消耗的主动雷达诱饵抵近照射，也可以纯被动地接收环境电磁信号的回波，包括天体辐射的回波。
在视距内的话，三角测向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在视距之外，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发射机在体系内的话，在发射电磁波的同时，可以随附信号“签名”，比如精确的时间和发射机的代号，这样被动接收机才能解算回波所表征的目标信息。发射机不在体系内的话，只有多个接收机互相比较，这就是双曲线导航定位的逆问题。根据解析几何，两个不同接收机接收同一回波信号时，只可能解算出回波体到两者之间的距离差，已知两台接收机的位置，这就能确定一条双曲线。三台接收机一起工作的时候，其中两条双曲线的交点就是回波体的位置，但有多重解，需要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才能确定最后位置。三条双曲线一起使用时，就可以解算出实际位置。在导航上，根据时间差的叫罗兰A导航，根据相位差的叫台卡或者奥米伽导航，同时根据时间差和相位差的为罗兰C导航。被动探测也有类似的区分。
被动探测还包括用主动诱饵深入敌阵，主动刺激，诱使对方雷达开机。大量雷达在平时即使开机，也不暴露真实信号特征，干扰机的火力侦察是诱使对方暴露真实特征的方法之一。干扰机具有进攻性，但非动能手段的攻击性依然比动能手段的攻击性低得多，使用门槛较低。使用高度隐身的无人机或者潜航器释放还具有难以确定发射平台的特点，这也是一种隐身。
但除非有办法物理切入，有线通信很难干扰。短程移动通信系统由于功率低，波束窄，定向性好，也很难干扰，需要用无人机、潜航器插入到视线内干扰。但干扰也需要做到LPI和LPD，需要瞄准式，而且功率可控，既要干扰，又要对方难以察觉到被干扰。进攻性干扰如此，防御性干扰也如此，现有的“努尔卡”抛射诱饵、MALD自航诱饵、ALE-50拖曳诱饵的逼真度不够，缺乏对跳频雷达和主被动切换引导头的探测和干扰能力，也缺乏网络化能力，需要更新。
进一步升级，就是动能（如爆炸或者撞击）和非动能（如微波、强光、激光）杀伤了。武器级的高能微波（简称HPM）已经很接近实用了，主动诱饵与带HPM弹头的巡航导弹配合使用，对于雷达、通信和电子战设施是特别危险的组合，但又避免了人员杀伤，使得使用门槛大大降低。要是对方缺乏HPM能力，还使得对方难以对等反击。
电子战不光是技术对抗，也是战术对抗，各种佯动和火力侦察是电子战战术的基本元素。现代电子战的发展也是战术引导技术，技术反馈战术。但技术依然是电子战的重要部分。
将电子攻击（EA）、电子防护（EP）和电子支援（ES）相结合，首先要实现高度的网络化、互联化。现有的美国空中力量中，美国空军的F-35使用MADL数据链，F-22是IFDL，美国海军的F-18E和E-2D则使用TTNT。各不相通。在技术上，打通是可能的，但统一的技术标准涉及到军种利益，技术上的困难倒是相形见拙了。
在更加具体的层面上，小巧、可靠、低成本的主动相控阵元件和以软件无线电为核心的通用控制组件是关键技术。主动相控阵元件与软件无线电技术可以组成灵活多变的数字射频阵列，这不仅是主动电扫雷达的基础，也是先进数据链、电子战系统的基础。这些射频系统在元件层面上有很大的通用性，与可灵活变身的软件无线电相结合，能用同样的硬件在通信、探测、干扰、诱饵、照射等不同用途之间灵活转换，使得现有的各司其职的专用系统可用小型通用模块搭建，根据任务需要灵活定义功能。
小型的发射/接受单元也天然具有更好的功率敏捷性，频率范围、带宽、动态响应都很优秀。在平时，有利于军民协调，避免互相干扰；在战时，有助于超越平时必须遵守的法定频率而更有效地运作。软件无线电则是另一个方面，这可以通过波形合成来实时、快捷地实现所需要的射频特征，与主动相控阵元件一起，在频率、波形、波束方向、波瓣形状、功率、时序等方面都做到敏捷变化。这不仅是频率捷变、避开对方干扰的需要，也是自己一大堆射频系统互相之间电磁相容性的需要。小型化的模块也有利于组装各种大小的系统，并充分利用空间，增加大型系统的口径。在这方面，天线和相机镜头一样，尺寸为王。
不仅射频需要敏捷，光电和红外也需要敏捷。现代导弹导引头和红外光电系统有向远程探测发展的趋势，在频谱方面也在向远红外和紫外发展。远红外的波长较长，探测距离较远。远红外凝视阵列在先进计算能力的支持下，探测距离和分辨率大有提高。紫外则相反，探测距离较短，但紫外探测不是靠反射，而是靠阴影，所以很难反制。
红外凝视阵列不仅可用于探测，也可用于低功率激光或者发光二极管的光通信，抗干扰、抗截获能力比无线电更好。但可见光或者红外探测不一定需要广谱，窄谱对其他频谱“视而不见”，反而是一种抗干扰能力。在不同频谱之间切换，不仅可以避开干扰，还可利用不同频谱的反射特征进行比较，破解伪装。这和雷达反隐身一样。敏捷的光电和红外还有被动的好处，被探测一方即使知道正在被监视，也难以跟踪探测方的频谱切换。
敏捷还需要与自适应相结合，随时根据对手的电磁攻防状态敌变我变。现在常见的自动功能只能根据预先规划好的情况，还不能做到为未知情况做出反应，也不会广域搜索、自主发现机会。感知与自适应相结合，可以对更大范围的未知自动做到敌变我变。当然，未知也是有限度的，是偏离已知，而不是完全未知。
CSBA的报告立足于美国，但中国在相关技术方面已经铺开，在很多关键技术方面已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055的双波段雷达、长波雷达等都大量使用主动相控阵技术，歼-20装备了类似F-35的周视光电系统，“呼和浩特”舰则在关岛以西的太平洋上用激光“晃”了一下美国海军绕飞的P-8，不太隐晦地提醒了中国在光电对抗方面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055的大阵面也是被动接收的利器。不管是雷达还是电子战，天线尺寸为王。有意思的，CSBA报告引经据典，当然都是英文文献，但大量综述的主要作者都是中国人的名字。学术文章分专题和综述，综述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在本专业里高屋建瓴、指点方向，只有公认的权威才有资格在头牌杂志上发表综述。CSBA报告的引述中的意义就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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