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十八隋唐大运河与商丘的千年姻缘

采访对象

刘昭允 商丘市文物局局长、副研究馆员,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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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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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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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人对隋唐大运河再熟悉不过。尤其是在申遗前后,商丘人对隋唐大运河的了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往,谈起隋唐大运河、商丘,大家注意力总会集中在隋唐大运河给商丘带来的种种改变。这次,刘昭允将以一名考古者的视角去讲解隋唐大运河与商丘的现实关系。

隋唐大运河为何途经商丘

要解决隋唐大运河为何选择了商丘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了解下相关的历史。

中国开挖运河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多个诸侯国已开凿了运河,如吴国的邗沟、魏国的鸿沟、秦国的郑国渠等。公元前605至610年间,隋炀帝下令大规模征发民工开掘大运河,其主要目的为了便于把江南的粮食和财富运到都城洛阳,以及用兵高句丽的需要。

隋唐大运河是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的基础上,开凿的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共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2700公里的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以下简称商丘段)是通济渠的一部分,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调查勘探,可以确认商丘段(通济渠)是在古睢水、蕲水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

隋代以前,沟通黄、淮二水的汴渠,是自开封向东循反水、获水(故道均在今商丘之北)至今江苏徐州转入泗水、淮水。这条水路河道弯曲,且险阻较多,不易航行。隋开通济渠,从开封以东与古汴河分道东南行,循睢水、蕲水故道直接入淮。其目的是截弯取直,缩短距离,使航运更加快捷顺畅。同时河道从当时的商丘南侧通过,把这座战略重镇和京师及东南大都市扬州通过水路联结起来。

商丘最早建城始于西周初年成王封微子于宋,微子在古睢水北岸营建国都(城址在商丘古城的外围),使用时间长达700多年,直至宋亡。古人评价商丘说:“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商丘为腰膂之地。”商丘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大运河必经之地。所以,隋唐大运河经过商丘,是截弯取直,缩短距离的必然选择,也是商丘重要战略地位的体现。

大运河给商丘带来了什么

因为商丘重要的战略位置,隋唐大运河选择了商丘。而隋唐大运河的通航,又进一步促成了商丘的交通枢纽地位。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更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交通枢纽地位凸显。

不过,交通枢纽地位是利也是弊,在战争时期,交通枢纽往往面临着更多的兵灾。比如唐玄宗时期爆发的“安史之乱”中,睢阳(即商丘)即为叛军南下的必由之路。唐代名将张巡以及数千将士坚守城池10个月之久,商丘也饱受战乱之苦。

大运河的通航促使商丘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唐代时,商丘成为当时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称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指商丘),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直达于海,舟车往来,络绎不绝。城内的道路宽阔壮观,住着多达9万户的居民。按每户五六位口人计算,城市常住人口有四五十万人,在当时应属特大城市。每当夜幕降临,酒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杯畅饮,一片狂欢……

大运河的通航还促进了商丘的商业活动更加繁荣。唐、宋时期的商丘,由于大运河的通航,西到京师,南达江淮,北到幽燕,十分便利。漕运商旅,八方辐辏,粮商、盐商、茶商、丝商等集聚于此,使商丘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大都市。

千年大运河深埋商丘

唐朝初期,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唐朝中期以后,又改称汴渠,又名莨荡渠。隋唐至宋时的通济渠十分壮观。《大业杂记》记载:“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 为停顿之所,自京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隋唐至宋,通济渠乃南北交通大动脉,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时,其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但政治中心仍在黄河之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使隋朝京师之所需和转漕给军,仰赖于南粮北运的状况更为明显。唐朝时,每年从江淮经通济渠转运两京的粮食有数十至百余万石,最多的时候二百多万石。到宋朝时运量更大,《宋史》卷九三:“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

通济渠由于引入的是黄河水,不得不面对河床淤积,渠水变浅,河床逐年抬高的状况。隋唐和北宋时期,官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其进行疏导清淤。南宋时期,宋金南北对峙,运河为二者分占,加上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临安(今浙江杭州),官府开始疏于治理和清淤。南宋中后期,商丘境内部分渠段已淤塞断流。

元、明、清定都北京,大运河从苏北改线东移成为南北流向,直穿山东丘陵区,通向华北平原,以达北京,全国漕运干线移出河南。通济渠的作用越来越小,淤塞更加严重。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汴河)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这说明商丘段在明代嘉靖年间曾经小规模的疏浚,但在清代早期再次淤平而完全断流。

由于泥沙淤积,商丘段河床逐年增高,形成地上河,所以即使在完全废弃断流后,仍然能看到高出地表的河床及河堤。其上柳树成荫,“隋堤烟柳”是明清时期商丘、永城的八景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永城的部分地段还有高出地表二三米以上的遗迹。

商丘段呈西北—东南流向,沿途经过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7个县(市、区),以虞城县芒种桥为界可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地面已看不出任何迹象,高出地表的河堤已完全摊平,河床也已被黄水泛滥的淤积层所覆盖。东段受黄河决口的影响相对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在其上修建了商丘至永城(南线)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地区,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大运河给商丘留下的历史价值

从考古的角度看,商丘段的发现和确认,解决了一个历史之谜。

通济渠开封以西部分是在东汉汴渠的基础上修成的,但在开封以东,与汴渠分道折向东南,经睢县、商丘古城南、永城(老城)、宿县、泗县入淮。而汴渠是自开封一直向东(线路在商丘北部),经砀山、萧县、徐州东入泗水,通于淮河。前者经过商丘古城,后者则在商丘的北边通过,二者分别很大。但由于南宋以后通济渠曾多次淤塞断流,加之所经之地为黄泛区,沿线地貌变化很大,同时也由于汴渠的存在,因此文献中关于通济渠的走向及流经地点自古以来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商丘段的发现,佐证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和地点,起到了补史和证史作用。

商丘段由于地处黄泛区,淤积严重而被深埋于地下,相对而言,受到的破坏较小,运河本体保存较好。另外根据文献记载及实地调查走访,在运河沿线还存在沉船、码头、桥梁、官仓、驿站、会馆等相关遗迹以及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城、镇、乡、村等,这些为研究当时的漕运制度、水利史、交通史、造船技术以及生产力、商业流通发展水平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丘段还是一个古代瓷器和陶器宝库。大运河故道内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陶器、瓷器。经初步观察,瓷器的器形可见碗、罐、壶、钵、盆、盏、盘、杯、瓶、坛、枕、滴及人物、动物造型等。釉色有黄、青黄、白、青白、黑、酱、绿和三彩等。时代自隋始,跨越唐、五代、宋、金、元、明。窑口或窑系涉及邢窑、定窑、耀州窑、巩县窑、密县窑、磁州窑、当阳屿窑、鹤壁窑、界州窑、钧窑、寿州窑、建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长沙窑、越窑、德清窑等。商丘段故道出土的瓷器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

唐宋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些珍贵标本,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制瓷工艺演变,运销和外销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来源:京九晚报

文/记者 贾若晨 图/记者 魏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