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探讨军事问题时,侧重于武器装备对比。但实际上弹药供给更为重要。没有炮弹,大炮就是一堆废铁。没有子弹,枪械只能当烧火棍用。

全面抗战期间,国共双方的弹药供给均相当紧张。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弹药方面,双方都曾“一夜暴富”。但此后国共两党大相径庭的作为,导致在1948年国共大决战前夜,国民党军竟然成了饱受弹药缺乏困扰的一方。这一神奇“逆转”背后的林林总总,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揭示了中国革命必胜,人民军队必胜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造不如买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系统性地接收了上百万侵华日军的全套装备物资,其中有各型子弹1.83亿发,各种炮弹207万发。此外,国民政府还接收伪军(不含伪满)24个军、64个师、13个旅及134个小单位共计683569人,枪357254支及大批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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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美国援助了国民党军大量武器弹药

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国民政府从美国得到的弹药援助总计各类子弹约7亿发、各型炮弹约220万发,火箭弹约6万发。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美国售华战争物资共计7.8亿美元,超过了全面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物资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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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士兵

需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将囤积在海外的军用物资打折处理,因此国民政府以7.8亿美元代价所获物资实际价值远不止于此。其中,国民政府以抗战期间驻华美军应付款项中剩余的3亿美元,换来了实际价值约13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在1946年的6月,即美国宣布对华“武器禁运”前,美国又以1.75亿美元的代价,将存放在太平洋各岛的约价值8.25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售给国民政府。有些人强调这些物资并非全是武器弹药,但却闭口不谈其中的确包含大批武器弹药,也不谈那些“机械与零部件、汽车、油料、军装、药品、钢盔、铁丝网、防毒面具和航材”等,都是一支近代化军队作战不可或缺、与武器弹药同样重要的辅助装备,都是打着“民用物资”幌子的军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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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援助国民党军的M1型75毫米山炮

也就是说,美国先拼命地给国民政府输送足了军用物资,然后再装模作样地从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对国民政府实施了为期10个月的“军事禁运”,以示自己“不干涉中国内政”。正因为有美国撑腰,也因为系统性接收了百万侵华日军全套装备,国民党军才得以在抗战结束后整编成了中国近代以来装备水平最高军队。其中,美械部队占四分之一,日械部队占二分之一,国械和杂械部队占四分之一。正因为有大量日军遗留弹药和美援弹药作本钱,国民党方面才有底气叫嚣“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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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兵工署第53兵工厂机枪装配车间一角

不过,历史的车轮从来都不是按反动势力的意志转动的。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在不到6个月时间里,就损失了全部武器装备的14%左右。其中,弹药损耗共计各型子弹2.66亿发,迫击炮弹172.8万发、山野榴炮弹近48万发、火箭弹3.9万发,手榴弹枪榴弹287.3万枚。而战场形势就连国民党自己都急得跳脚。

随着战事规模扩大,国民党军弹药消耗呈明显上升趋势。1947年,他们共损耗各型子弹4.3亿发、迫击炮弹242万发、山野榴炮弹61.4万发、火箭弹3.2万发、手榴弹枪榴弹478.2万枚。而到了1948年,上述弹药损耗数字分别升至5.3亿发、368万发、136.5万发、4.8万发和920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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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太原兵工厂产能颇大,在国民政府兵工署下属的各兵工厂中可谓“一枝独秀”

照这损耗速度,就算再厚实的家底,也终有败光的一天。而国民党方面在抗战胜利后,在接收包括几大兵工厂在内的大批日伪资产的同时,却对兵工署下属的14万兵工厂职工实施大裁员。1946年,为应对战事需要,兵工署新建了1个子弹厂和1个坦克修理厂。由于国民党高层总体上并不重视,各兵工厂职工总数到1947年底也仅恢复到11万人的水平。加之管理不善,其军工生产规模较全面抗战时期并没有明显提高。唯一例外的是太原兵工厂,阎锡山从侵华日军手中收回该厂后,下了大力气提高其产能,到1948年不仅能生产大量火炮,而且能月产各种炮弹8.7万发,手榴弹23.3万枚,飞雷3万个,地雷1.3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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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的兵工厂

不过,仅仅“一枝独秀”,是换不来“满园春色”的。194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兵工署弹药产能仅为每月生产2500万发子弹、11万发60迫击炮弹、10万发82迫击炮弹。作为对比,早在1936年,国民党方面生产了4亿发子弹、335万发山野炮弹、77.4万发82迫击炮弹和545万枚手榴弹。算下来,除了引入美式60迫击炮而增加的配套炮弹产能,以及82迫击炮弹产量增长了64.5%,其他弹药年产量尚不及1936年。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虽然装模作样地出台了一个扩大军工产能计划,计划投资50万亿元金圆券。但他们骨子里却认为“造不如买”,因此将“宝”都押在宋美龄赴美求援,以及向西方外购上。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国民党得到了1.25亿美元可购买军火的“特别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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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援助国民党军的“巴祖卡”火箭筒,当时被称为火箭炮

到1948年7月,即国共大决战前夜,国民政府兵工署的报告显示,79步枪弹最高月产量仅为1200万发,后方库存仅剩800万发。向比利时订购的5000万发每月只能交付500万发,向瑞典订购的2500万发8月份可交付。向加拿大订购9000万发的合同尚在商洽中。合同签订后3个月可开始交货,第1个月交付50万发,第2个月交付100万发,逐渐递增到第8个月交付700万发。至于日式枪械配用的65子弹,只有沈阳兵工厂能月产100万发,供应东北尚且不足,后方仓库里只存有600万发待修品。美式冲锋枪所用的11.43毫米子弹,从1947年9月起就库存告罄,全靠沈阳兵工厂月产200万发无法满足部队需求,美方同意拨付的180万发中,尚有100万发未起运。60迫击炮弹需求甚大,但月产量仅为11万发,后方库存仅剩8万发,美方同意拨付的8.5万发此类炮弹中,尚有3万发未起运。美制枪榴弹后方已无库存,美方同意拨付的20万发尚未起运。美制火箭弹仅在重庆有1000发库存。

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弹药产能供不应求,库存匮乏,在外购弹药大规模交付前,只能实施重点保障。

二、自力更生

抗战胜利前夕,敌后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在收复大量中小城市的同时,也缴获到了数量可观的弹药。虽说这些战斗缴获和国民党方面系统接收到的弹药数量相比不值一提,但对于“三枪八路”们来说,这也算是“一夜暴富”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并未因此冲昏了头脑,他们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自力更生和长远打算,利用抗战刚结束时的有利条件,迅速扩大军工产能,形成了太行、华东和东北三大军工产业基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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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的兵工厂在生产军火

在华北,我军接收了焦作煤矿、六河沟煤矿、磁县峰峰煤矿、邯郸修械所、长治发电厂、潞城石圪节煤矿等企业。鉴于国民党军很快就对解放区发起了进攻,这些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厂矿企业,迅速转入了战时机制。有的就地改造为兵工厂、材料及动力厂。有的将设备、人员调往既有的各兵工厂,让太行兵工从原有的“九厂一所”迅速发展成18个较大的兵工厂,而且分工更加专业,技术水平和弹药产量也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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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弹体逐渐改为带有预制破片刻槽的设计

在华东,人民兵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形势相对稳定的胶东地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成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中共华东局一面组织胶东各兵工厂坚持生产,一面在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地区投资兴建了“建新公司”,使之成为华东兵工最重要的弹药生产基地。

有人总觉得我军在东北捡了大量关东军遗留的“洋落”,却不知关东军覆没前,大批武器弹药已运回日本,作为“本土决战”的物资储备。关东军溃败后,遗留在东北各地的弹药数量虽然仍很可观,但在我军挺进东北之初的那半年里,被各色反动武装及叛军劫掠了不少。因此从1946年年初开始,我东北军工部门就开始在通化、珲春等中心城市,利用搜集到的机器设备,办起了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木材厂和机器厂,从加工关东军兵工厂遗留的半成品起步,逐步过渡到全新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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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兵工战士拆卸敌机扔下的未爆航弹,取出里面的炸药用于军工生产

1947年战场形势稳定下来后,东北人民兵工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兴山建有子弹厂、手榴弹厂和炼钢厂;在鸡西有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和小机械厂;在东安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在珲春有迫击炮弹厂;在石砚有手榴弹厂、齐齐哈尔有60炮弹厂;佳木斯有修械厂;牡丹江有修炮厂;设在辑安的兵工厂可造手榴弹、92步兵炮弹和山炮弹。这些厂共有各型机器设备958台,职工6490人。此外,大量的哈尔滨私营中小企业也被动员起来,为我军生产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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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山东军区胶东兵工厂使用化铁炉铸造手榴弹弹体,图中化铁炉使用了机器鼓风

不仅是生产规模扩大,人民兵工还有诸多创新。在制造子弹弹壳时,由滚压法发展成效率更高的冲压法。用仿制的美式105毫米榴弹弹头,配上日式同类弹药的药筒,充分利用了既有资源。在国民党方面嚷嚷外汇短缺,进口原料不够用时,东北我军用粮食、煤炭等大宗物资,换回了成批的军工原料。华北解放区用大饼、馒头从国民党军士兵手中换取枪支和子弹,用金条、银元从国民党军官手中换取机枪和炮弹。非但如此,华北地区还广泛发动群众搞“点滴采购”,即从蒋管区走私肥田粉(可用于制造炸药)、汞(做雷管必备材料)、锯条、砂轮片和药品等交予军工部门。别看这样的“点滴采购”每次数量都极少,但架不住男女老少齐上阵,经年累月,积少成多,有效解决了解放区军工材料不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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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搜集各种原料支援军工生产

在为期8年的全面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共计生产了779万发子弹、447万枚手榴弹、37.7万发掷弹筒弹、32万发枪榴弹、28.4万发迫击炮弹和19.2万枚地雷。到1946年7月,各解放区兵工厂已扩充至65家,月产全型子弹30万发、复装子弹74万发、迫击炮弹4700发、手榴弹27万枚、地雷7650个。1947年6月28日出台的《中央军委关于今后兵工生产的决定》这份文件证实,当时各解放区弹药的月产量已达子弹500万发、60迫击炮弹41万发、82迫击炮弹33万发、120迫击炮弹3.3万发、山野榴炮弹14万发、手榴弹150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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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的我军兵工厂

从这些数据看,除子弹产量不及外,1947年6月我军主要弹药产能就已经超过国民党方面1948年6月才达到的产能。更何况,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1948年人民兵工规模又上了个新台阶。其中,东北地区的军工部门发展到了拥有5085台机器设备和22万工人。正因为弹药产能较为充足,因此从1948年起,我军工部门得以根据各地兵工生产的比较优势,重新调整各地弹药生产结构。甚至从1949年开始还有意压缩了弹药产量,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在了国民经济恢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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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兵工厂批量生产手榴弹

除了自制弹药,我军历来对打扫战场极为重视。1946年下半年,我军共计缴获子弹5748.9万发、炮弹43万发、手榴弹18.2万枚。1947年缴获子弹8300万发、炮弹83.8万发、手榴弹68.9万枚,炸药7.2万公斤。1948年,上述弹药缴获数量分别为2.39亿发、184万发、217.5万枚、55万公斤。如此可观的缴获,加上源源不断的自制,确保了我军在战略大决战时,是弹药供应无虞的一方。

三、运输差距

国共大决战前,国民党军方面不仅弹药供应吃紧,而且各部队低下的物资携行能力和令人瞠目结舌的腐败现象,则更加剧了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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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仅援助了国民党军大批武器弹药,还援助了许多美国骡子用于驮运弹药

由于不得民心,国民党军主要依靠编成内的辎重部队携行弹药。像新1军、新6军、第5军、18军、整编第74师这样“五大主力”,军有汽车营、师有骡马辎重营、团有人力辎重连。像52军、54军、13军、8军这样装备稍差一点的主力部队,军属辎重营一般辖有1个拥有30辆汽车的汽车连及2个人力辎重连,师级和团级运输力量则与“五大主力”一致。至于其他军级部队,一般无汽车编制,全靠骡马和人力输送弹药物资。到国共大决战前夜,国民党军主力兵团一般都配有1个汽车团,普通兵团一般配有1个汽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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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汽车运输队被我军俘获

这样的运输力量实际并不算强,而且运力也无法全部用于运输弹药。孟良崮战役前,整编第74师实力登记表显示,该部共有各种子弹300万发。但由于配属该部的汽车全部用于装运各级军官的行李和从解放区抢来的财物,因而只能靠3个整编旅属骡马辎重营的400余匹美国骡子驮运弹药。因为弹药携行量不足,加上山区道路不适合重装备机动,因此张灵甫将师属105毫米榴弹炮营留在了临沂,各旅、各团的山炮、战防炮也在垛庄留下了一部分。孟良崮战役打响后,整编第74师在2天时间里就基本打光了携行弹药。此役我军缴获的7000多发炮弹和208万发子弹,绝大多数是6纵攻占垛庄时缴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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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因没有民众支持,弹药主要靠部队携行和汽车、畜力运输

这样的例子绝非个案。辽沈战役中,廖耀湘第9兵团出援辽西时,兵团直属炮12团2个营的14门155毫米榴弹炮,只携带了158发炮弹。新6军的11门105毫米榴弹炮仅携带了不到1500发炮弹。当时第9兵团油料匮乏,炮兵团每辆汽车只带了从沈阳前往锦州的单程油料。但当廖耀湘兵团乘虚袭占彰武后,他们竟将装载在汽车上的炮弹卸下,将东野屯积在彰武的大批粮食运回沈阳,在黑市上高价倒卖牟利。几天后,该兵团南下时,因部分汽车未及返回,廖耀湘兵团被迫将大批弹药留置原地。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杜聿明弃守徐州,率3个兵团南逃时,大批汽车不是用来载运弹药等军需物资,而是用来运输各级官员的私人财物、家眷和各种党政机关的非战斗人员。结果屯积在徐州仓库里的10万余发各式炮弹拱手送给了我军,后来都用在了围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攻坚战中。

理论上,国民党军还可以通过空运、空投来缓解地面部队弹药缺乏的窘境。但空运空投需要大量航油航材作保障,经济上耗费极大。而且野战情况下的空投,经常将物资补充给了人民军队。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运补给行动,是太原战役开始前的1948年8月至10月,陈纳德的“民航空运公司”向太原空运了10余万发炮弹、2500万发子弹、500支卡宾枪、20万枚手榴弹、5吨炸药、51余部无线电发报机、20余部报话两用机及其他一些通讯器材和药品。但这样规模的补给行动,是以返程时运走阎锡山盘踞山西多年所搜括的金银财宝及贵重物品,将其中的大部分充作空运报酬为前提条件的,故既不能持久,更不可能推广。

反观人民军队一方,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根据地所生产的弹药根据战场需要进行统筹分配。太行兵工所生产的武器弹药不仅要供应晋察冀战场、山西战场、中原战场,到解放战争后期还要大量支援华东战场和西北战场。东北我军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底,共计通过海路向山东根据地运去急需的993万发各型子弹、近3万发各式炮弹,以及8万公斤炸药。华东局投资的大连建新公司投产后,所产弹药也供应东北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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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解放军抢修津浦铁路

在弹药运输、携行方面,人民军队主要依靠支前民工,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近代化运输手段。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弹药,主要靠数量众多的渔船偷运过国民党海军严密封锁的渤海海峡,再由群众用小推车送往前线。哪怕是1947年下半年,胶东保卫战最艰难的时候,海上运输船只损失率高达40%,敌人也没能完全切断这条海上补给线。

1947年2月莱芜战役期间,山东53万余民工用7.8万余辆小推车、3.5万余辆大车、5万余头牛、近2万头驴及1.2万副扁担,将难以计数的粮草、弹药转运到前线。隐蔽战线上的同志还偷偷将掌握的48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借给胶东军区5天,解了华野支前运输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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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军会充分利用铁路这种现代化交通工具向前线输送包括弹药在内的军需物资

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打响前,从哈尔滨发出的3005次军火列车一路上与国民党飞机和潜藏特务斗智斗勇,历经4天3夜,终于将1700余吨弹药送抵锦州前线。在廖耀湘兵团占领了彰武这个东北野战军铁路、公路后勤运输中转站后,我军立即在在内蒙古开辟了第二条补给线。这条新的补给线从吉林科尔沁右翼后旗经库伦、旧庙到阜新,长约150公里。东野后勤部组织骆驼队、大车队向前线运送物资,并抢修了由通辽经八仙筒、奈曼、下洼到北票的公路。据统计,在辽沈战役期间,除部队自身携行外,我后勤系统还前运了炮弹12.9万发,各种枪弹418.7万发,手榴弹9万枚,炸药2.6万公斤,保障了部队作战所需。

淮海战役期间,以山东为主,加上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四省,共计出动了支前民工543万人次、大小车辆88万余辆、76万余头牲畜、30多万副扁担、8539艘船和20余万副担架,为前线运送了2.85亿公斤粮食、730万公斤弹药、77.8万公斤油盐和43万公斤猪肉,以及其他各种军需物资。此外,自1948年9月的济南解放后,我党就迅速动员大批军民修复了为我军所控制的津浦铁路济兖段、胶济铁路济坊段。12月初徐州解放后,我军立即对以徐州为中心,津浦路南到宿县,北至兖州,陇海路徐州至新安镇,共约310公里的铁路进行抢修。通过铁路向中野输送了包括数百万发子弹、15万公斤炸药和15万枚手榴弹在内的大批弹药。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行署和军区,动员上百万民工抢修了一条北起邯郸南至商丘的千里干线公路,使之和邯涉铁路相连接,用在济南、郑州等战役中缴获的大量汽车,将太行根据地生产的物资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向淮海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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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战役期间,山西五台妇女往前线运送弹药

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支前民工总数高达880万人次,出动大小车辆141万辆,牲畜260万余头。而比三大战役发起更早、收尾却更晚的太原攻坚战中,支前民工转运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3300万公斤,其中包括各种炮弹44.7万发、炸药35万公斤、手榴弹50余万枚。在战斗最激烈时,我军守牛驼的1个营每日需消耗手榴弹2万枚,1个纵队每日需要各种弹药15万公斤。这些数量可观的弹药,都是由支前民工肩挑背扛直接运至前沿阵地,他们为此承受了1200余人的伤亡。

综上所述,国共弹药供给情况高低立判。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民心向背,更是“自力更生”指导思想对“买办思维”的碾压性胜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不败没有天理。

本文作者:忘情,“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