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可没去过,唐代时关中已经无法承载皇朝兴盛的粮食压力

西汉的皇帝可没跑去洛阳蹭饭,那时候关中可是人上人们待的地方,高品质生活区。生活在关中堪比现在北京上海落户指标,跟看乡下人一样瞧不起关外人。

西汉武帝时期,楼船将军杨仆,原籍在秦函谷关以东的新安县,属于关外。硬是上书汉武帝,捐赠自己家产作为费用,以原函谷关破败,在自己老家新安修建新的函谷关。从而将函谷关东移150公里,自己也摇身一变变成关内人,从关外候变成关内候。你说说看,这种社会环境下,皇帝放着好好的关内不待,跑去关东洛阳那里蹭饭,寒不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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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有几个皇帝经常往洛阳跑,特别是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这两口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将洛阳升格为东都,正式确定两京制。此后二十多年里经常两头跑,最后病逝于洛阳紫微宫中。武则天则呆在洛阳不回去,在唐睿宗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时将洛阳改为神都,后在神都称帝建立武周。一直到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第二年搬回长安,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又隔三差五地往洛阳跑,到开元十一年(公元733年)才结束唐朝皇帝到洛阳蹭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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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归根到底还是粮食问题,在汉代关中地区是天下粮仓。秦朝留下的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灌溉下,关中可以说是沃野千里。但经过长期环境破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另一方面根据气候学研究,在唐代所处的公元7-8世纪,我国北方平均气温处于历史高位,蒸发量加大,荒漠化加剧,这就导致关中地区灾害频繁。

在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唐代旱灾125次;《中国灾害通史》中统计是172次。而且久旱而蝗,大灾之后又是大疫,在史书和地方志中,唐代关中地区出现多达49次的“人相食”、“易子而食”的字眼,每个字背后都是多少幕人间惨剧。而相比较下洛阳地处依靠黄河和大运河,运输方便,是国家储备粮存放基地,含嘉仓和洛口仓所在地。皇帝带着百官和随从人员出走洛阳蹭饭,等于灾区少了几十万张嘴,可以有效降低关中地区粮食压力,更利于进行救灾。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一斗米涨到三百钱,李治扔下太子在长安监国,带着百官和随从人员去洛阳,因为出行匆促,随从人员居然有不少在中途饿死,可见事态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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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武则天情况略有不同,她呆在洛阳不动主要原因还是不敢回长安,因为关中地区也是关陇贵族集团大本营。在隋唐时期,关陇贵族集团是第一大政治集团,虽然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功高震主威胁皇权,被李治修理了一翻。但出自关陇的李唐皇族跟关陇集团还是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武则天的武周代唐过程中,同样是把关陇集团杀的尸横遍野,如果她搬回长安,恐怕天天晚上不敢睡觉了。

这也是神龙政变后,唐中宗李显第二年就搬回长安,在经历武周朝的动荡后,皇权力量式微,返回关中老巢恢复元气。但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随着人口增长又面临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又要往洛阳跑。直到开元二十一年,李隆基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任命其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河南转运使,负责疏通漕运,征调江淮粮赋,以充实关中。沿黄河建河阴、集津、三门三仓,由孟津溯河西上,这才终于结束了皇帝两头跑的历史。但即便如此,由于天险三门峡等存在,依然有大段运输路程需要耗费极大的陆路运输,不过当时唐朝国力鼎盛,这点损耗承担的起。之后安史之乱,关中人口锐减,再加上高温气候时期开始过去,也不再需要皇帝两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