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约翰·拉贝:曾救25万中国人,83年后孙子因疫情向中国求助

2021-06-22 18:10:02 李砍柴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墓碑。

墓碑的主人是一位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拉贝

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一个外国人,怎么会出现在专门纪念中国死难同胞的纪念馆里?

因为拉贝这个名字,对于南京,乃至中国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他和十几位在南京的外国人一起,建立了一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有30多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

在持续六周的血腥杀戮中,25万左右平民因为躲进安全区,保住了性命。

在南京如同人间炼狱的日子里,拉贝冒着生命危险,给凄风苦雨中的南京平民搭建了一个稍作喘息的空间。

而他记录南京大屠杀全过程的《拉贝日记》,更成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大罪的有力证据。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由于早年丧父,他初中毕业后就做了学徒,后来在汉堡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

拉贝聪明好学,业务能力极强,不久便被老板推荐到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成为驻非洲代理。

1918年,他和妻子来到中国,两年后为德国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工作。

拉贝在中国,一待便是30年,中国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在这里有很多朋友。

由于很强的工作能力,从1931年起,拉贝担任了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住在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

在南京时,他决定办一所德国学校,方便南京地区的外国孩子们入学。

为了得到德国方面的支持,拿到学校经费,他加入了纳粹,并成为德国纳粹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

很多人听到“纳粹”,会不由自主地和“魔鬼”联想在一起。然而拉贝却是纳粹中的另类,是个真正的天使。

1937年9月开始,日军的飞机几乎每天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房屋、道路毁坏,平民不断伤亡。

拉贝的住宅,和他令人生畏的第二重身份,成为了周围邻居、陌生人的避难所和护身符。

他在自己家修建了防空洞,并拉起一面巨大的万字旗,避免日军的轰炸。

原本只能容纳12人的防空洞,每次都会挤进30多人。拉贝负责维持秩序,把最中间的位置让给妇女和儿童

随着战事不断恶化,国民党节节败退,日军的轰炸越来越密集,人们如潮水般涌出南京,为抢一张船票,不惜代价。

拉贝的妻子和孩子为躲避战乱,也离开了中国,拉贝却决定留下来。

一方面,他出于责任心,放不下公司在南京的财产,和跟随他的职员和佣人们。

另一方面,滞留在南京,无路可逃的无数平民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他在日记里写道:“善待了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我们至少想办法救救一些人吧?”

与此同时,留在南京的十几个美国、英国、德国商人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并建立安全区,用来保护平民,拉贝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

安全区划定了一片四平方公里的区域,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预计接收20万难民。

随后不久,南京政府陆续撤离南京,国际委员会半数成员也离开了中国。

西门子总部和德国驻华大使都向拉贝发来信函,劝他离开南京。

55岁的拉贝给德国方面这样回复:“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在战火纷飞中建立一个安全区谈何容易,安置难民所需要的食物、炊具、药品、燃料,甚至垃圾清运等问题全部都要筹措、考虑。

南京政府在撤离前给委员会留下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可惜存放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等拉贝他们找到卡车拉这些粮食时,只剩下了一半。

为让日方的认可安全区的存在,拉贝四处奔走、呼吁,他给日本大使发去电报,请求日本政府同意设立安全区,并保证安全区内平民的安全。

可是,日本当局却没有给出答复。

他又给希特勒写信,通过上海纳粹分部负责人拉曼代为转交。

信中写道:“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他还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克里伯尔写信,求他支持自己的举动。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答复,希特勒并不想得罪日本这个盟国,选择保持中立。

也许是拉贝写给希特勒的信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日本当局终于向国际委员会回复,拒绝建立安全区的申请。

不过,在回复最后,又有这样前后矛盾的一句话:“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正是以这句话为依据,拉贝视为日本政府同意建立安全区,多次向日本军方要求,维护安全区的和平。

1937年12月13日,在狼烟滚滚,血流成河中,几十万百姓与南京一同沦陷!

随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

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残暴地杀害,机枪扫射竟成为最人道的杀人方式。

南京尸横遍野,烧杀抢夺、奸淫虏掠,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兽行,在各个角落发生,南京成为人间炼狱。

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安全区,拉贝自己的住宅也住进无数难民,有时候只要他一打开院门,外面的妇女、儿童便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在院子里露宿。

眼前的人间惨剧让拉贝心如刀绞,他和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建立粥场,每天向难民施粥救济,提供最大帮助。

他自己500多平米的院子里,则挤进了600多难民,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收容所。

由于南京市政府已不复存在,拉贝在难民区还承担着相当于市政管理的工作,他在日记里戏称自己是南京的“执行市长”。

拉贝还给日本大使馆参赞写信,希望他制止日军暴行。还恳求他帮助红十字会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开展人道主义工作,治疗受伤的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

然而,拉贝的呼吁几乎没起作用。即使没有遭到大规模屠杀的安全区,日军的兽行也在时刻发生。

愤怒的拉贝将目睹的一切记录在了日记里:

“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逃到安全区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不会再战斗,应当将他们释放。我刚走没多久,杂工就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这1300人绑走,拉出去枪毙。”

“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去清理……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

“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

“日本人每抢劫完一处,便会纵火,我想他们是为了掩盖抢劫的行为。”

这样的记录,他记了5000多件。

由于安全区时常有日军进行抢劫、强奸、杀人,拉贝便将这些案件详细记录,其中包括时间、地点、受害人、证人,给日本大使馆参赞不断写信控诉。

虽然收效甚微,但拉贝从未停止控拆。这些信件材料,被拉贝收录到了日记里,日后都成为了日军罪行的铁证。

在安全区,拉贝除了多方筹措资金、粮食,为难民提供食物之外,最多的就是想尽办法维护难民的安全。

他常常被难民拉去,制止日军暴行。有很多次,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正在企图强奸姑娘的日军赶走。

因为,如恶鬼一般的日本兵遭到阻拦,便会毫不犹豫杀人。正是拉贝德国人的面孔和身上的纳粹袖标,才让日军对他有所顾忌。

有一次,他被一位飞奔而来的女人拦下,哭着求他去救救自己的女儿。

拉贝赶到时,一个日本兵正全身赤裸地压在一个年幼的女孩身上,女孩哭得声嘶力竭。

他跑过去把纳粹的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用所能想到的任何语言大喊:“德意志”“希特勒”,甚至喊出“新年快乐”,那个日本兵才抱起衣服仓皇逃走。

被视为最安全的拉贝家里,这样的事也时常发生,无恶不作日本兵会爬过院墙行凶。

一天晚上,几个日本兵又翻进院墙,企图强奸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正巧被刚回家的拉贝撞见,拉贝命令他们从墙上再翻出去,其中一个人正骑在墙上,被拉贝推了下去。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拉贝甚至不敢离开家,安排人晚上轮流值班。

拉贝被难民们视为救命恩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1938年新年,生活在凄风苦雨中的难民们并没有忘记中国这个的传统节日。

他们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三鞠躬,感谢拉贝保护了他们,救了他们的命。

他们献给拉贝一块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济难扶危,佛心侠骨……”等字样。

有人把上面的话翻译成英语告诉拉贝:“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1938年2月,拉贝被召回国。

4月抵达德国后,拉贝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还授予他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

紧接着,拉贝四处演讲、做报告、放映同行的马吉所拍摄的纪录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他希望能被获准见到希特勒,但是没有实现,于是,便把报告《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希特勒。

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而是为了履行对身在中国的朋友许下的诺言,即向希特勒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拉贝的本意,还是期盼希特勒能向日本施压,干预日本的暴行。

他意想不到的是,报告寄出几天之后,便被盖世太保逮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影像资料被没收。

盖世太保责令拉贝要保持缄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许再放映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像后,将他释放。

从此,对于南京的所见所闻,拉贝被迫保持沉默。

德国战败后,1945年,拉贝因为曾经是纳粹党的身份,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此期间,他被西门子公司解雇。

1946年,64岁的拉贝被同盟国认定为非纳粹分子而释放,但此后拉贝只能干些零星的活计糊口,生活十分拮据。

两年后,拉贝一家人窝在一间小房子里,已经艰难到煮菜汤、啃干面包,几乎到了濒临饿死的地步。

消息传到中国后,南京市民在短短几天内,便募捐了1亿元,折合2000美元,汇给了拉贝。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拉贝都会收到南京市民寄来的大包食品和衣物。

在最潦倒消沉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关怀,让他倍感欣慰。原来,被他保护过的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靠着这些援助,拉贝得以安度晚年。

1950年1月5日,68岁的拉贝因为中风在西柏林去世。临死前,他将生前的日记交给了外孙女乌尔苏拉保管。

60年后,经过多方努力,《拉贝日记》终于公布于世,使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全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力。

正如乌尔苏拉说的那样:“打开日记,读到的都是血。”那些令人窒息的文字,清晰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骇人场面,和南京人民在日军的暴行下,求生无门的悲惨境遇。

拉贝曾说:“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

时隔半个多世纪,他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拉贝离世时,被安葬在德国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墓园。

到了1996年底,由于墓地租期已过,拉贝的后代又无力再续管理费,所以陵园管理将拉贝的墓碑拆除。

拉贝的墓地成了没有任何标识的“荒坟”。

拉贝的后人联系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想要把拉贝的墓碑捐赠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997年,拉贝的墓碑由柏林迁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这里重要的一部分。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30年,如今又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中国。

荒废了17年的拉贝墓地,由南京政府出面修葺一新,并且一次性付清了40年管理费用。

拉贝的墓地是由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亲自设计。

墓碑基座上还嵌了南京特产的雨花石,上面用英文写着“感恩”“永远铭记拉贝先生的国际人道主义善举”。

至此,慕名前去凭吊拉贝的中国人不断增多,墓地时常被鲜花包围。

而拉贝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一位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的医生,向中国驻德大使写信求援,说需要中国生产的一组药品,想救家人和自己的患者。

这位医生,正是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

工信部得知后,很快联系到浙江一家医药企业。这家药企知道是拉贝后人求助,立即决定免费赠药,并以最快速度,将药品发了过去。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拉贝对中国恩如大海。

即使80多年过去了,这份恩情也从未被忘记。

知恩图报,守望相助

和拉贝有关的惦念,会一直延续下去。

而拉贝这个名字,也会载入史册,被一代代中国人铭记。

本文作者:青草

责任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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