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5子女:长女投身教育,长子官至省部级,另3子女皆不简单

2021-06-16 15:06:32 眼岛是海手心上的疤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十六年前的回忆》这两篇课文是八零九零最熟悉的,这两篇文章在还原革命先烈李大钊遇害的具体细节的同时,也将一个慈爱与严厉并存的父亲形象刻画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人:李大钊长女李星华

李星华之所以能比其他兄弟姐妹更清楚父亲遇害的具体细节,是因为当时年已16的她曾与父亲一起被捕。

李星华自小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自幼学习刻苦且经常帮助母亲料理家事,所以,父亲被捕时,她虽年岁不大,却明显有些懂事了。

被抓进女子监狱十多天后,李星华和母亲还有弟妹一起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了父亲。当时的李星华全身充满了戒备,当法官问向父亲“她(李星华)是不是你最大的孩子”时,不等父亲说话,她便机警地抢答道:“我是他最大的孩子!”

李星华这样做,是因为她怕父亲供出正在外地的哥哥李葆华。李大钊听到这话时也迅速反应过来了,他很淡定地顺着女儿的话说:“是,她是我最大的孩子。”

之后,李大钊很淡定地对法官说:“我的妻子只是个乡下女子,我的孩子还小,他们什么也不懂,我的事情和他们无关。”

说完这话后,李大钊用眼睛望了望妻子和孩子们。这一眼,竟成了他们夫妻、父女互望的最后一望。

李星华与父亲李大钊

第二天,李星华和母亲还有弟妹便被释放了,回家后,他们才从上街回来的舅姥爷那里听到父亲遇害的噩耗。

听到噩耗后,悲痛欲绝的李星华母亲赵纫兰当即昏倒在了床上。李星华也怎么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父亲一直是他们的天,如今,天塌了,这可如何是好。

眼见母亲因悲伤过度几次昏倒,李星华心急如焚,她知道,此时根本不是她沉浸在痛苦里的时刻:弟妹还小,母亲身体也不好,哥哥不在身边,作为家里长女的她必须担起这个家的责任来。

当时《晨报》记者是这样描述李大钊去世时李家之惨状的,他说:

“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去世后其家人的惨状远不止如此,实际上,因为李大钊把自己的钱财全用在支持革命和资助学生上了,所以他去世时,家里竟只剩下一元钱。

因为李家早已家徒四壁,所以最后,连李大钊的棺材都是蒋梦麟等凑钱买下。李大钊遗体被装殓后,其灵柩便一直被停放在下斜街长椿寺移增妙光阁浙寺。

这一停放,竟就是六年。

因警察勒令李大钊家属限期离境,李星华不得不跟着母亲带着弟妹启程回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

李星华是多么不想离开北平啊,这里有他的父亲,有她的学业……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由不得他们了。

离开时,李星华努力没让自己哭出来。可是,在五岁的弟弟李光华天真地问“姐姐,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她还是忍不住落泪了。什么时候能回来?谁知道呢?

孤儿寡母拎着行李出城时,赵纫兰一直在不断念叨:葆华现在在哪里?

听到母亲这念叨,李星华心里更加刀绞一般疼痛了,对啊,父亲遇难,哥哥李葆华是最危险的,当局迟早会知道他是李大钊最大的儿子,到那时……

想到这儿,李星华不禁后背一阵发凉。但嘴上,她却不断地安慰母亲说:“他看到报上的消息(李大钊遇害)定会藏好的,你就放心吧!”

李星华安慰母亲的话最后竟然成了真:她的哥哥李葆华竟在看到报纸上的相关后,迅速找到了地方藏匿,他先是藏在周作人位于西城区八道湾11号的家里,后来,又辗转化名“杨震”前往日本留学了。

1928年1月,李葆华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理化系。之后,他还在革命党的帮助下改办了官费,这样一来,他每月可领到六七十元银洋。

这也就意味着,李葆华不仅安全了,而且各方面都有了保障了。

可与李葆华此时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到老家河北大黑坨村的李星华母女的处境却相当凄凉。

原本,李星华以为,回到老家后,母亲就不会那样想念父亲了,可事实让她失望了:回来后,她依旧经常因为思念父亲整夜哭泣。这样一来,她的身子自然越来越差了。

母亲身体变差后,照顾一大家子的重任自然也落到她身上了。每每夜深人静,想到此时自己的同学正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她的心里就一阵酸楚。

知女莫若母,李星华心里怎么想的,赵纫兰怎会不知呢?只是,眼下的境况,她也没有任何法子。

1928年的一日,赵纫兰在女儿外出收拾房间时,在一个小抽屉里发现了女儿的一本小本子,那本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女儿手写的文字,赵纫兰看着女儿娟秀的字体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这是女儿趁着晚上休息时偷偷自学的内容。

长叹了一口气后,她小心翼翼地重新将那个小本子放回了抽屉。

之后不久的一天,知道儿子李葆华得到周作人照顾的赵纫兰怀着极复杂的心情把女儿叫到了床边道:“星儿,你停学这么久了,也不是事,你爸生前就嘱咐要让你们多读书。要不,我们去求求人?”

李星华听了这话后当即愣住了,半晌后,她有些迟疑地道:“我们欠了好多人恩情了……”赵纫兰听了女儿这话自然又是一阵叹息。

这次谈话后,李星华想了很久,她最终同意了母亲的意见:她太想上学了。

不久,在北京的周作人收到了一封以赵纫兰名义寄来的书信,上面写着:

“作人先生:去年事后,先生诸多分心。小儿葆华又蒙府上款待,如是之恩,何日能报!……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触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教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教恳先生谋一法,以教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

赵纫兰的信被送达时,正是北京白色恐怖最严重之时,张作霖当时正在北京疯狂屠杀革命党。所以,面对昔日革命党家属这样一封求助信,他当时也有些后怕。

但周作人历来是个讲情义的人,何况他一直与李大钊交好。所以,他在收到信后第一时间把李大钊家人的悲苦境况告知了北大的友人。

1931年夏天,在周作人等的帮助下,李星华、李炎华回到北京,她们分别进入孔德学校的初中部、小学部读书。

李星华与弟弟妹妹

而李星华则在第二年顺利升入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这期间的她开始在父亲朋友帮助下勤工俭学,她当时最常做的就是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板,她靠这些补贴一些生活费用。

父亲被害的第五年,李星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她开始和父亲一样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做了地下党。

1933年,日军侵犯河北山海关,得知消息后的李星华再也睡不着了,她生怕身为李大钊妻子的母亲和弟弟会有生命危险。

最终,赵纫兰在女儿李星华的劝说下回到了北京。当年4月23日,已停灵六年的李大钊遗体被葬入了香山万安公墓。可让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本就身体虚弱的母亲竟在父亲下葬一个月后就匆匆抛下他们走了。

这一年,李星华22岁,因为哥哥李葆华不在身边,她成了家里所有弟妹的唯一依靠。“长姐如母”,从那时起,她真的就充当了弟弟妹妹们的“母亲”了。

父母下葬那年的暑假,李星华升入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因为曾中途休学的缘故,她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1935年12月,李星华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行到此,她的革命之路已经完全和父亲重合了。第二年,即李星华25岁那年,她与文学奇才贾芝结婚了。

1940年,李星华在几经周折后到达了丈夫工作的革命根据地:陕北延安。完成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学习后,她便留在了延安中学教书。

延安的生活很苦,延安的教学更苦。当时的延安中学没有自己语文课本,于是李星华就自己动手编写课本。为了尽快让孩子们有课本,她夜以继日地在煤油灯下编写。

课本好容易编出来后,李星华又犯难了:教室、课桌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只得以土窑洞为教室,同学们自己的小凳子、小马扎为椅子板凳。

谁能想到,当时中国培养下一代的条件会如此艰难呢,可学习条件的简陋丝毫没有降低老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

根据李星华后来的学生贾珂敏的回忆,在李星华老师的带领下,学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几乎每个学生都劲头十足。

为了让这些孩子多学些知识,李星华经常给学生加班补课,贾珂敏说:

“班上的同学也有从地方上来的工农干部……由于他们的程度不齐,她就经常花很多时间帮助学习吃力的同学补课,有时常常加班到深夜。”

冬天的延安很冷,这里的冬天除了有刺骨寒风外还经常下大雪,这样天气里要在没有火的窑洞上课,实不是一件易事,可李星华却在期间创下过从不缺课的记录。

李星华给学生批阅作业总是极其严谨认真,有时候,有的学生的作业本上竟会出现“批注红字比作业还多”的情况。

因为批改作业太过认真细致,所以她的学生们夜间经过她窗台时,总能看到她在小小油灯下伏案批改学生作业。

期间的李星华还经常帮助搞文学研究的丈夫做文学相关的工作,她不仅在丈夫主编的《民间文学》编辑部做民间故事采编,还曾整理出版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这本很受欢迎的集子后来还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回到北京后,李星华便一直留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教书。

李星华的学生发现,每次上课讲到鲁迅时,这个叫“李星华”的老师眼里总是闪着光,她总能很深入地解读鲁迅的作品。

她的学生肖凤曾在回忆李星华老师讲鲁迅时津津有味地说:

“当李星华老师给我们讲述鲁迅先生和他的作品时,总是很投入,很激动。她有时候会从椅子上站起来讲,或者干脆走下讲台,在学生们的位子中间走着讲。”

当时的那些学生并不知道,李星华之所以能如此,除了因为她和父亲都曾是革命者之外,还因为:鲁迅曾经给过自己父亲帮助。

原来,李大钊停灵六年再下葬时,曾经公开进行了社会募捐,此间,身体已不特别好且一直和李大钊政见不合的鲁迅竟给李家捐赠了50元。

李星华是个感恩的人,有了这次的渊源后,她自然对鲁迅充满了感恩。所以,每次在课堂上解读鲁迅作品时,她总是分外仔细用心。有一次,学生们在上课时,她还突然告诉学生,你们知道鲁迅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里的“孺子”是什么吗?学生答不知道后,她缓缓道:孺子就是像你们一样的孩子啊!完了之后,她还补充说:“鲁迅先生对中国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爱和关怀!”

成为一名老师后,李星华完全把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优秀下一代作为了终生目标。和父亲一样,每次学生有难题,她总会想办法帮助。若有学生遇到人生抉择前来请教,她也总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一次,临近毕业时,学生肖凤为自己是否选择留学学化学还是留在国内学文学苦恼。听了肖凤的叙述后,李星华轻轻问道:“那你心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听到她的回答是“文学”后,她想了想后对学生说:

“那你就坚定地选择文学专业。学好了文学专业,一样为祖国服务,与地质专业、航空专业、建筑专业、物理专业(当时热门)等等没有差别。你看,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作家,为民族、为革命所做的贡献,与杰出的科学家相比,并不逊色。你不要顾虑同学们的议论,要坚持你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我支持你。”

最终,肖凤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文学,后来,她也如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文学家。

和李大钊当年一样,不管在哪儿,李星华都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日子。去过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宿舍楼的人曾这样描述她当时的住所:

“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的床上,她也在床上坐下。这间房子的面积很小,除去放了一张床外,还有一把椅子,一个两屉小书桌。”

从当时她学生的描述来看,她住所之简陋是令人吃惊的,只“一床一桌一椅”而已。

根据后来的研究资料,李星华曾帮助、资助过的学生有无数,后来,这些学生中不仅有工程师、科学家、教授,甚至还有部长、中央首长……

可这样一位品性各方面都称得上极致的女子,却在那场特殊的运动中受到了波及,因为一家受到残酷迫害,她在忧愤中双目失明了。可即便如此,她也坚持整理口述完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

李大钊

这本书未及出版,李星华便在协和医院病逝了,这年是1979年11月27日,她享年68岁。

好在,她去世后不久,那本《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就被出版了,如此,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心愿也算了了。

相比李星华,李大钊其他子女的结局明显要更好一些。

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即李星华昔日在法庭上不惜冒险保护的那个哥哥,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便迅速投入了革命中。

回国后,他紧跟父亲的革命步伐,先后参加了上海留日学生会、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开展的反日爱国斗争。

因为在革命中始终冲在最前头,他很快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并担任了要职。

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行到此,李大钊的长子也算是做了大官了。

同李星华一样,那场特殊的运动中,李葆华全家也受到了迫害,所不同的是,他最终凭借坚强的意志熬过了那个阶段。

1978年,国家恢复正常后。年已69岁的李葆华再次被委以重任,他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在这个全新的领域里,他用四年时间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后世认为,中国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背后有他的大功劳。

中为李葆华

2005年2月19日,李葆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炎华是李葆华的第二个妹妹,两人刚好相差10岁。李大钊去世这年,这个很得他宠爱的二女儿才刚刚8岁。

她和母亲姐姐一样,曾一道被和父亲一起抓进监狱。出狱后,她的人生一直不平顺,她甚至还曾经历过被驱逐,她人生最幸运在于:她在姐姐的帮助下得以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1931年,姐姐回到北京进入初中部那年,她顺利进入了小学部,因为知道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所以她在学习上比同龄孩子努力得多。后来,成绩优异的她还考入有着革命斗争传统的北京艺文中学。

因为自小在磨难中长大,所以李炎华打小就非常有反抗精神,她刚强坚毅、性格开朗,早在学校时,她就和父亲以及哥哥姐姐一样,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一二·九”运动中,她成了学生运动的先锋斗士。在北京市学联与各校学生的交往过程中,她认识了中山中学的男学生侯辅廷,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她和侯辅廷还结成了革命伉俪,1936年11月,两人在太原结婚了。当时,李炎华年仅18岁。之后,他们夫妻便迅速投入了抗战之中。

在家乡河北组织抗日时,李炎华曾和参加暴动的农民一起喊出了“继承大钊遗志,不当亡国奴”的战斗口号。

李大钊与赵纫兰

1938年9月7日,李炎华所在的抗日联军第十纵队和兄弟部队经过三昼夜的激战,胜利攻占乐亭县城。

同自己的哥哥姐姐一样,李炎华也长期和父亲的至交好友保持着密切往来。其中,她最常往来的便是此前帮助她和姐姐恢复学业的周作人了。

1938年12月23日的周作人日记中就有他们往来的相关,那天,周作人在收到李炎华的信后写道:

“下午得炎华信,系守常(李大钊)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后来虽接受了伪职,但他却一直在帮助抗日的李炎华夫妇。根据史料记载,他曾数次在任伪职期间接济李炎华夫妇,他甚至在明知道他们抗日的情况下,还给侯辅廷在北京大学安排了职员工作。

同姐姐李星华一样,革命中,她一直坚持教育好下一代以真正救国救民。她曾在大黑坨小学工作多年,后来,全国解放前夕她又到了冀东建国学院工作,后调回北京工作。

李炎华和姐姐一样,都在1979年因病离开了人世。当年,她年60岁。

李炎华

李炎华去世这年,她最小的弟弟李欣华,即李大钊的小儿子年刚52岁。李欣华和哥哥李光华同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利院长大,他们之进入该院,是长姐李星华努力争取的结果。在这里,自幼无父无母的他们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为他们之后投入革命打下了基础。

革命过程中,李欣华也和姐姐们一样从事了教育行业,后来,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大峪中学校长,门头沟师范学校党委书记兼教师进修学校校长。1989年,年62岁时,他因操劳过度病逝于北京。

李大钊五个子女中,有两位从政者,其中一位是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另一位便是李大钊次子李光华。

李光华生于1922年,父亲去世时,他年仅5岁,六年后的父亲葬礼上,他是以至亲身份摔盆的人。为父亲摔盆那年,他年仅11岁。同在这一年,已失去父亲的他失去了一直疼爱他的母亲。

1940年,年18岁的李光华奔赴延安。自此,他和父亲、哥哥李葆华一样走上了革命之路。在革命中,他总是冲在最前头,他经常说“自己是李大钊的儿子,是不怕死的”,凭着这股不要命的魄力,他为革命做出过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一直被委以重任的李光华被调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

李光华是李大钊众多子女中最晚去世的一位,他于2012年2月18日零时5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逝世,享年89岁。

辞世时,这位老革命先辈后人的唯一遗愿是: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自此,李大钊五个子女便全部离开了人世,但在他们之后,李大钊第三代中继承先辈精神者大有人在。

其中,李葆华之子李宏塔就一直在坚持为人民做实事。李宏塔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但无论身在何种职务上,他都非常简谱,他曾公开说:

“我信奉的为官之道是:一要干事,二要干净。”

李宏塔是这样说的,几十年来,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作为李大钊后人的他一直是个把理想、精神、信念看得很高,而把物质享受看得很低的人。

曾经有人在看了他的艰苦朴素后带着疑惑问过他:“很多人对你的言行举止有争议,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不追求‘车子、房子、位子’?”

面对这样的问话,李宏塔很诚恳地答道:

“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很多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变了,其实我做的只是为官的本分,公务员就应该这样做。”

李大钊后人的种种,大抵很好地解释了“精神不死”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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