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篆大家周伯琦，虽以魏晋为尚但更重篆籀笔意，追求方圆雄劲|书法|周伯琦|小篆|石鼓文|篆书

导语：周伯琦，元代文士重臣，不仅在政治上、文学上有所作为，还是元代的一位重要书法家。他的书法创作，诸体兼善，尤以篆、隶书成就最为突出，又曾在宣文阁担任过鉴书博士，是元代卿士书家的典型。

周伯琦，字伯温，自号玉雪坡、玉雪坡翁、玉雪坡真逸、坚白先生等，饶州鄱阳人。10岁随父游燕京，15岁入国学为上舍生，受吴澄、邓文原、虞集等人指导。期间，曾作《野菊赋》，得礼部尚书元明善之赞赏，才名初显。

周伯琦虽是南人，却以父荫授官，又是国学贡士出身，因此他比一般的南人卿士所受的待遇要好。元顺帝至正元年，改奎章阁为宣文阁，周伯琦任职宣文阁后，由于康里巎巎的举荐和顺帝的推助，他的书法影响迅速扩大，至任鉴书画博士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后历任翰林直学士、监察御史、浙西肃政廉访使。至正十七年，奉旨招谕平江张士诚，被张扣留达十余年。张士诚既灭，伯琦乃得归故乡，不久卒于家中。

周氏虽生逢元末动荡之世，多遭时乱，却善自存，勤于著述。

《宫学箴》01书法是报效朝廷的手段之一

元代不是个书学发达的时代，很多书法家都没有相关文字传世，周伯琦也不例外。周伯琦虽无书学著作传世，我们却能在史料中寻绎出他书学思想之大概。

元代，书法很多时候是“一来消磨时光，二来以此作为表现自己的手段”。而周伯琦是“致君尧舜禹”的文臣，对元廷的忠心和报效之情，使他在书法方面的态度略有不同。

如在承诏篆书宣文阁榜、明庙玺文、宣文阁宝时，他就说“俯摹苍颉星辰像，仰写重华霜露思”。

在升除宣文阁鉴书博士时，他表示“拜服恩袍惭不称，愿因笔谏罄愚疏”。

在宣文阁品鉴书法时，他感到“古今缋像丹青妙，圣贤传心翰墨香”。

周伯琦的书法是元代复古书风的典型。他既是赵子昂阵营的一员，又是具有自我艺术特色的书家代表。周伯琦自小受赵子昂、虞集、康里巎巎等人的影响，也曾“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智永所书《千文》，刻石阁中”，但他自小又受家学影响，学习和研究字书之学，并对篆、籀书法深有研究所以他又不同于一般学赵之人。

周伯琦曾言：“夫篆、籀，实字之原；隶、真、草，其流派也。体虽不同，凡下笔当务方圜雄劲，则风神完足，而结缔之工拙不足计也。临池积久，必自有得。”

这种以篆籀笔意来写今体，临习不汲汲于点画，追求方圆雄劲的审美要求，以达到神完气足境界的书法思想的确高出时人一筹，于今天亦不乏启示意义。故有人举其《笔说》为学赵之书，《朱德润墓志铭》则是上追魏晋，呈苍疏古拙之貌的作品。他眼中的王羲之应是“笔势中劲外圜，八法具备，非若俗书圜则弱媚，劲则生硬者比”

周伯琦在注重技法的同时，尤其主张“技进乎道”，并注重人品与学养。这似乎不是什么书学思想，传统的士大夫原本就把书法当作余事，何况在本不甚重视书法的元代。

元代书学较之唐宋没有太多的突破，也无明清的欣荣，但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出现了一批总结技法类的书籍。有本无名氏撰著的《书法三昧》，收入冯武《书法正传》。周伯琦钟爱此书，晚年留居吴中时也常把他带到身边。

当然，他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广涉诸家，尤其是对《石鼓文》、《峄山碑》、秦汉碑额和锺鼎款识等篆隶的临习，并以六书正结体，以为人正其气，以此达到善艺而进夫道的目的。他虽四体皆能，但我们很少能见到周伯琦的草书作品或则是草化的作品，传世的多是谨严有度，温温尔雅的作品，这也是他为人之道在书法上的表现。

《通犀饮卮诗帖》02有元一代学《石鼓文》的代表

周伯琦在小篆中揉入古籀笔意、汉篆结体，显然与赵子昂、吾衍为代表的元代前期篆书拉开了距离，这更能凸显出他的篆书在构筑元代篆书时代风格上的价值和突出于时代风格之上的个体价值。

元代篆书在整体面貌上一如前代，是以篆书正统的“二李”玉箸篆风格为主，外加受二徐、张有及党怀英等人的影响，古朴远不及秦汉，也无太多的创新之处，只不过各自取法的侧重不同而已。

周伯琦的篆书虽也学二李、徐铉、张有等人，但他的取法深度和广度与他人还是有不小的区别。他从小就有“凡山川林墓之胜……碑碣之铭欵，靡不周览悉究”习惯，提出“款识流传，彝鼎几无。好古君子，斯宜究之”。这一方面来源于鄱阳周氏字书之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秉性使然。正是这种金#石鼓文#文字视野，使他在篆书的取法途径较为宽广。除了学习常见的小篆碑刻外，更广泛地吸收先秦钟鼎款识。这些使得他的篆书更具古籀之意。

他还学习秦汉碑额，又让他的篆书具有隶意。这在元代篆书及后来篆书中都是不多见的。然而，他的篆书最主要的源头就是他推为“古石刻第一”的《石鼓文》。周伯琦自小就十分迷恋《石鼓文》，入太学后，更是对国子监的石鼓赏玩和临摹不已。如果从少年读“韦、韩、苏三君子之歌”算起，到现存的1362年《临石鼓文册》，他钟情《石鼓文》少说也有四五十年，可以说《石鼓文》伴其一生。他所作《石鼓赋并歌》中更是高呼“刻石鼓兮周贤王，辇之学兮自我皇”。作为有元一代学《石鼓文》的代表人物，周伯琦的篆书受《石鼓文》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人和时人。

周伯琦篆书无论是结体还是用笔上都以《石鼓文》为追求，笔兼方圆，骨肉调匀，使转变化亦多，整体风格于规整圆熟中见生拙萧散之姿，这与赵子昂等求稳妥匀称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说《西湖草堂图》引首“西湖草堂”四个大字用笔、结字尚显雅嫩的话，那么晚年的几件篆书作品就大不一样了。如题朱德润《秀野轩图》引首“秀野轩”三大字，则气势磅礴，笔力雄健，结构也极其稳健。只此三字，亦可见笔能扛鼎的功力。

《朱德润墓志铭篆额》，结构也极工稳，但并不刻意，反见萧散自然。书法，尤其是篆隶，若用心安排，有意为之，虽可言精美，却易失之“雕刻，离“婉而通”的秦篆就有些距离。

周伯琦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的书法家，又是一个理学学者，“雅”自然是他书法审美的重要标准。无论是明“字原”还是为“正讹”，他都在寻求一个正本清源的“古雅”。正是因为他对金石学的关注，逐步形成了他以“方圆雄劲”为特点的“古雅”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

周伯琦除了对《石鼓文》的研习外，还对历代钟鼎款识颇为用心，甚至对《碧落碑》也有较深研究。他在研究《碧落碑》时，“疑其杂出诸体者，得之妙在笔不在体”。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取法。明白了这些之后，再来看周伯琦的篆书，就更能理解他的篆书结体的方而略扁，用笔的圆而雄劲，取势于竵匾，整体上具“古雅”之气的特点。当然，这些还有来源于汉代碑额篆书的营养，方折、圆转并用，字体肥厚，有厚重感。所以陶宗仪说他“行笔结字，殊有隶体”是颇具慧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