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3月28日 ，中国网直播曾发布了一条消息：《重磅！四川三星堆、江西吴城两地青铜器原料是同一矿产！》。这则报道说，三星堆遗址和吴城遗址的青铜器都属于特殊铅器物，都使用了同一来源的金属原料。报道同时说，这个矿可能就是江西瑞昌铜岭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随后，网络上时不时会出现三星堆青铜矿料来自江西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信吗？
中国网直播文章截图
此前，也有网友就此询问笔者的看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我曾经写文章介绍过的。关于这个问题，对于澄清网络上流传的三星堆来源的“埃及说”以及研究三星堆的身份和地位都相当重要。因此，这里我愿意再做一些补充性的介绍。
（一）关于三星堆文明来源的“埃及说”。这种说法依据的一条重要材料就是三星堆使用了高放射性特殊铅矿料，而广州地化所的孙卫东博士曾在《自然》（2016年5月）发表文章，暗示这种矿料来自非洲地区[1]。就此，朱炳泉院士明确指出，古埃及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位于锡矿中，其含量低在百ppm级，而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对这种矿料的使用量相当大，“非洲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2]2017年12月，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等在英国权威期刊《考古（Antiquity）》发表的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青铜器大量使用高放射性特殊铅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后，且中国的铅料来源多样，说明特殊铅在中国的应用是中国青铜技术发展的结果。[3]同时，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非洲地区存在使用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案例，据此可见，“埃及说”并不具备说服力。
孙卫东文章截图（来源：Nature）
（二）根据金正耀教授等学者的研究，在中国的青铜时代，这种特殊铅矿料除了二里头文化不曾使用外，其他几乎所有遗址都有使用。比如上文提到的三星堆遗址和吴城遗址（笔者常称为新干大洋洲），此外还有武汉盘龙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铜器群、殷墟遗址、金沙遗址、陕北铜器群、湖南宁乡炭河里铜器群等一大批青铜文化。[4]根据这一冶金考古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过于强调三星堆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可能并不恰当。
古代铸造图（图源：搜狐）
（三）这里，我们还要揭示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大家知道，最新公布的三星堆四号坑的初步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199-1017年，年代上相当于殷墟三、四期。而根据金正耀教授的研究发现，这种高放射性矿料在殷墟一、二期的使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突然在三、四期之后，殷墟就基本上停止使用了。而同期的金沙遗址仍在大量使用这种矿料。这就意味着，当时这个特殊铅矿料应受到了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控制，故而使得殷墟无法获取这种稀缺资源。那么，确定这个矿址在哪里，对于解决三星堆的身份之谜就相当重要了。
铜人形器（金沙博物馆藏）
中国网的报道认为，这个特殊铅矿可能在江西。但据金正耀教授等学者的研究，江西并不存在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矿。过去，金正耀教授等学者曾推测这个矿在今云南的昭通地区，但是，云南昭通地区虽然存在高放射性成因铅矿，但该铅矿的形成年代为16-18亿年，与三星堆时期使用特殊铅料年代24.5亿年并不一致。
就在2017年，河南省南阳文物部门采集到几块金属锭，被送到中国科技大学考古实验室检测后，发现与三星堆时期使用的特殊铅矿料完全一致。随后，金正耀教授等立刻组织团队对该矿山进行了调查，证实该矿洞的高放射性铅矿的年代数据与商代时期使用的特殊铅年代一致，并且该矿的开采冶炼年代为商代。有关报道多次出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2018年10月17日、2019年5月5日）以及大河网（2018年12月17日），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如果有朋友想了解得再具体一些，可以参阅拙文《科技考古：三星堆、殷墟的特殊铅来源之谜或已解开，新的挑战又开始了》。
楚居（《清华简》第一册）
以上资料意味着，在殷墟三、四期时期，今河南南阳地区应当受到三星堆文化或金沙文化的控制。笔者曾利用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记载的与大禹生活年代相当的季连、皋陶为盘庚、武丁时期人物的出土文献材料，指出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夏王朝在武丁时期仍然存在，而三星堆、金沙文化就是夏文化（见拙文《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都说的22条证据》）。
事实上，从高放射性特殊铅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因为《史记·货殖列传》明确记载，南阳就是夏人曾经生活的地方。同时，我们知道，在《史记·夏本纪》中提到的属于夏人十二部落之一的褒国生活在今陕西汉中地区，而目前考古学界亦承认，汉中地区在青铜时代正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围。这一点用“三星堆夏都说”可以解释，用“二里头夏都说”却无法解释。更不用说，传世文献还有夏人之祖颛顼生于蜀地若水、夏人之宗大禹生于汶川等方面的大量记载，都说明三星堆文化确实极有可能就是中国人在寻找的夏王朝。
参考文献：
[1]孙卫东等：《从铅同位素看中国殷商青铜器的神秘来源（Origin of the mysteriousYin-Shang bronzes in China indicated by lead Isotopes）》，《自然（Nature）》2016年5月。
[2]朱炳泉：《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与关于商代文明的争议》，来自见朱炳泉《科学网》2017年12月21日博客。
[3]金正耀等：《商和西周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研究》（Revisiting lead isotope data inShang and Western Zhou bronzes），Antiquity 360（2017）：1574-1587.
[4]参阅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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