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南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同胞逐步过上好日子

  民族团结共发展 携手迈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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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天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1949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海南黎族领袖王国兴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发言台前,一字一顿,思绪万千。

从历代封建王朝到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千百年来黎族苗族同胞始终深受盘剥压迫,而就在王国兴抵京赴会的半年多前,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意味着曾经“命如草芥”的他们终于翻身得以自己当家作主。

海南少数民族同胞命运的转折,始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得到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王国兴在发言中说。而正如他说的,跟着共产党走的海南少数民族同胞,后来的确走向了一个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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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10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改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图为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地委全体委员合影。海南日报记者 王凯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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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五指山市的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办公楼旧址,今为五指山市委办公场所。海南日报记者 邱肖帅 摄

 从黑暗走向光明,黎族苗族同胞当家作主

年近九旬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村民王玉娥至今还记得,那是一段怎样的幽暗岁月。

“‘国贼’总来村里催粮收税,奸淫掳掠更是常有的事。”王玉娥说,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琼崖国民党当局在日军侵琼后龟缩至五指山山区一带,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触目惊心的血腥屠杀几乎逼得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为了避祸,我甚至忍痛在自己的脸上纹满了青色花纹。”

提心吊胆的日子随着共产党人的到来而结束,但历代封建统治和国民党长期掠夺与压迫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却让部分黎胞依旧坚信“客不吃黎,鸡不吃米”,意思是没有汉人不欺负黎族人,就像没有鸡不吃米。

《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一书便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1947年4月到5月,当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解放保亭、乐东时,一些黎胞对共产党存有戒心,甚至逃进深山躲避。

隔阂如何消除?共产党人用民族平等这把“钥匙”,逐步打开黎族苗族同胞的“心门”。

194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族自治的指示,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决定将少数民族聚居的白沙、保亭、乐东、琼中四县划为“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于1951年1月撤销,次年4月成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1955年10月改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之后又在建省时撤州设立自治县。

尽管行政区域划分与行政单位名称几经变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却贯彻始终并不断完善。

“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县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自己民族的优秀人物,各县、区乡的县长、区长和乡长也全部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自己民族的优秀干部。”1953年7月,冯白驹在庆祝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这段发言,可以用一组数据来印证——

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271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93%;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选出自治区政府委员21名,少数民族委员合计占总数90.5%。

之后数十年,更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同胞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据1988年海南建省时统计,全省少数民族干部总人数达15944人。这意味着,黎族苗族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彻底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

 从贫穷走向富裕,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巨变

民族区域自治从政治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而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

早在1947年至1948年,中共琼崖特委、区党委就抽调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深入琼中、白沙和乐东、保亭的一部分农村地区,进行反奸斗霸、土改分田、废除山租和旧债的民主改革,共没收恶霸地主土地28232亩,使4.5万余少数民族劳苦群众获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州)成立后,土改工作继续推进并全部确权发证,与此同时,其他各项社会改革也持续推进。

“黎族妇女过去是不懂得犁田的,但现在大批妇女已学会了犁田。他们还纷纷展开丰产运动,进行生产竞赛,粮食生产迅速超过解放前的水平……”在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冯白驹兴奋地表示,由于积极生产,加上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援助,黎族苗族同胞“家家缺粮”“户户缺穿”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

0.8亿斤,这是1952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较前一年新增的稻谷产量。增幅之大令人欣喜,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一块块具体的耕地时,会发现每一捧稻谷的收获都来得如此不易。

“……耕作技术落后。全区尚有一小部分地区刀耕火种,牛踩田。收割时是一穗一穗用小刀割下来。大部分地区没有中耕、除草、积肥和施肥的习惯。农具缺乏……”1954年,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人员来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进行经济状况调查后,在一份报告中如此记录。

党中央牵挂海南黎族苗族群众的困难,先后多次拨出大批救济款和救济粮,并给予自治区(州)大量的农业贷款,这让时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的王国兴既感动又内疚。

“我们不能光靠向上伸手,我们要靠自己努力增加生产。我也不能够永远到汉区去买农具。应该办起自己的农具厂,我们要自己打锄头、钩刀和犁耙。”王国兴意识到, 要想彻底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困难,必须改变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

在他的推动下,自治区(州)各个县相继办起联合工厂,海南黎族、苗族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出铁质农具。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转入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治区(州)也迎来了“黄金时代”——不仅电力、冶金、机械、电子、化学等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培养出第一代民族工人和技术人员。

到1984年,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粮食总产量(不含农垦)达9.1亿斤;全自治州工业总产值3.5147亿元,较1952年增长350倍,经济社会面貌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从落后走向进步,民生事业持续改善

一张1957年拍摄于五指山市通什镇番香村的黑白照片显示:几个三四岁的黎族儿童站成一排,因患疟疾,个个脾脏肿胀,肚大如球。而这样的情景在当年的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并不鲜见。

据《海南省志》记载,1947年,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只有6间医院。由于医疗条件简陋、思想观念落后,彼时疟疾、天花、霍乱在黎村苗寨广为流行,部分村庄甚至因一场疟疾便沦为“无人村”。

如此情形,让党和政府揪紧了心。自1950年起,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先后派出多支工作队到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帮助建立一批医疗卫生机构,并培训了一大批卫生员和防疫员。到1983年年底,全自治州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467个,较1952年增加6倍;疟疾发病率也于1984年下降至0.46%。

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是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民生得到改善的一个缩影。

修复海口——榆林的东线公路,拉开黎族地区大规模公路修建的序幕;启动黎族、苗族人民民房改造工程;选派大批优秀教师进入山区,对少数民族子女实行免费教育……20世纪50年代起,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与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也让黎族苗族群众的生活实现了从土路到公路、从茅草房到平房、从刻木、结绳记事到高学历人才辈出的历史性跨越。

“20世纪50年代海榆中线开通,正好从我们村口经过;60年代,村里通了电和自来水;到80年代,我们家就已经住进了红砖瓦房。”从那段幽暗岁月走来的王玉娥,幸运地享受到了自治区(州)设立30多年来的每一次重要发展成果。而建省撤州后,她和其他黎族苗族群众见证的则是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

(本报五指山4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