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张国焘为何另立中央，党中央如何化解危机，毛泽东埋下什么伏笔”第六篇，终篇！
张国焘纠结再三，与其去陕北投奔中央，不如另搞一片根据地，毕竟目前四方面军还是最强大的力量。
所以，早在1936年6月10日与二方面军会合之前，张国焘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夏、洮西北活动”的方针，实际上是想去青海。
此时的中央红军，日子一点也不好过。
在蒋介石指挥下，国民党军各路兵马对陕北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包围，中央红军又处在新的危险之中。
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16个师，从四面包围陕北苏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
黄河东岸是汤恩伯的13军和阎锡山的66、69、101师，驻守临县、石楼、大宁、吉县等黄河渡口，堵塞红军东进山西之路。
驻绥德的84师和榆林的86师堵住红军北进绥远、内蒙古的道路。
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富县、洛川是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在庆阳、合水一带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在陕北与宁夏交界的定边、豫旺堡一带是宁夏军阀马鸿逵的新7师。
另外，西北军邓宝珊的新1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固源一线，东北军于学忠的51军在天水、礼县一带，阻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二十万大军分布在陕北根据地周围，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加上陕北各地土围子里的民团土匪处处与红军为敌，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仅有两万兵力，实在势单力薄。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距离红军最近的东北军不愿意打内战。张学良到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双方开诚布公，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此后，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渠道。东北军对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就事先与红军打好招呼，象征性地前进一步。
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下，陕北根据地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一是争取二、四方面军早日北上会师壮大红军力量；二是安排一条退路，陕北实在待不住了，就去宁夏，打通苏联。
1936年6月19日中央复电张国焘，让他出甘南。7月13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朱德、任弼时，更具体地建议攻打甘肃岷州，“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鸿逵）、打毛（炳文）、打王（钧）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
张国焘、朱德、任弼时于8月5日下达《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要求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岷州、西固，二方面军在后策应，以便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会合一方面军。
8月12日，中央再次致电，要求二、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完成“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任务。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西进新疆的打算。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平息两广军阀内乱后的蒋介石，将主力胡宗南的1军迅速调遣北上，前往西北兰州。此时一、四方面军尚未会合，如何对付胡宗南，如何打通国际路线，都需要重新安排。
9月13日，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等致电中央，提出一个一、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南北夹击胡宗南的计划。但是中央的回答是要四方面军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的西北大道上与胡宗南决战，而一方面军主力在未消灭宁夏马鸿逵部前不宜离开陕甘边区南下作战，必要时可以一个军协助。
收到中央的答复，张国焘犹豫了：打胡宗南胜了还好办，如果败了，四方面军将去向何处？与中央是会合好，还是不会合好？陕北物产贫乏，难以供给大军久驻，与其到陕北去继续挨饿，还不如自己在甘南或河西另搞一片根据地。
而朱德、任弼时与陈昌浩等多数领导人都急切盼望与中央会合，新的分歧又产生了。任弼时与在四方面军说一不二的张国焘吵得厉害，一个是要坚决北上，一个是要西进甘南青海。
就在这时，中央又来电了，和盘托出中央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计划。
朱德、陈昌浩更加坚定了北上会合的决心，当天回电，同意中央计划。张国焘开始也同意了，但很快变卦，命令部队西进。引起群情激愤，陈昌浩以方面军总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要部队原地待命，不得西进。
陈昌浩
张国焘极为愤怒，与陈昌浩大吵一场。陈昌浩回忆当时的场景：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
那时我和朱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定不能在半路上违反。向前那时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县。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当时住河对岸的供给部，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说我无权改变他决定的西进计划；2.会合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
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甘孜决定的会合为什么要变呢？3.是革命形势要求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
张国焘连夜骑马来到漳县徐向前的指挥部，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情绪很激动，流着泪说：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张国焘一哭，大家反而同情他了。徐向前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国焘闹，是想取而代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谁也没说不想与中央会合，就是不愿意四方面军发生分裂。
看到军事指挥员们都服从他，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又说了西进的好处。徐向前觉得从军事观点看来，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表示同意，并拟订了新的行动计划。
部署既定，张国焘一方面电告朱德、陈昌浩，一方面调动部队，准备渡河。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朱德、陈昌浩大吃一惊。陈昌浩立刻骑马飞奔漳县，希望挽回局面。一向忠厚温和的朱德总司令发了大火，坚决表示了他的抗争，一连几天没有签署电报。
不过老，天爷好像成心和四方面军作对。徐向前率先头部队西进到临洮，来到洮河岸边。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对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
徐向前派人侦察渡河情况，因为没有渡船，几次试渡不成，人都被冲走了。面临这种地形和气候条件，大部队渡河成了奢望。
徐向前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正好收到中央来电，以强硬的态度反对西渡，“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
天时、地利、军心均不利于西渡，张国焘只好组织开会商量，会议在洮州城一个天主教堂举行。
张国焘
张国焘作长篇发言，还是想西渡：
西渡计划不能改，我们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后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现在洮州大雪封山不能过黄河，可不可以考虑从南边绕道？
不过这次，他的发言遭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断然反对。
陈昌浩首先发言：“从地图上看，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会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发言，话不多，但分量很重：“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傅钟、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五军团将领发言一致强调，中央既然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了。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方案。洮州会议决定立即执行中央命令，迅速北上。
消息传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欢呼雀跃，陈昌浩等一批背着南下思想包袱的高级干部卸下了一块心病，感到由衷地高兴。几十年后，李先念还能回忆起陈昌浩当时的兴奋劲：
“结果部队向西的洮河方面走了一天，过不去，又转回来。陈昌浩再见到我们可得意啦，一进门就说：先念呀，杀个鸡吃吧！又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问题了，我们统一了！”
仿佛冥冥中自有天定，1935年9月，张国焘因为过不去噶曲河，决心南下，造成了一、四方面军的分裂。1936年9月，张国焘又因为过不了洮河，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
一场再次分裂的危险，在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悄悄地化解于无形中。
决心既定，四方面军进军会宁，一路很顺利，没遇到什么战斗。
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4军10师在会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1师会合。徐向前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陈赓师长。老友重逢，格外激动。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重逢。
亲切的情景与两河口会师没什么两样。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张国焘也讲了话，特别强调了党内团结。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最激动的。当时在场的王平回忆：
“朱总司令在队前讲话。他说：‘我回到中央，看到你们很高兴……’，说着，他掉下了眼泪。队列里很安静。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我这是激动的热泪，人伤心时掉泪，高兴时也掉泪，我这是高兴。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我现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眼泪才是真挚感情的流露。’队伍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朱德
从井冈山就跟随朱德的人，都很少见到朱德如此动情的场面。只有在这一年间跟随朱德的同志，才明白朱德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在朱、毛又站在了一起，酸甜苦辣涌上了心头。朱德这样刚强的人，也不免老泪纵横。
再看二方面军那边，在中央与张国焘就西进北上争论不休时，他们只好在徽县、两当待命，白白浪费了一周时间。等接到中央指示准备出发时，胡宗南、王钧的部队已经围攻过来。
二方面军行军仓促，一路尽是遭遇战，还受到空袭，部队伤亡很大。贺龙回忆起来十分气愤：
“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徒涉，水越来越深，冲了点人去。……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渭河南岸也很危险，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早走两天就好了，……四方面军一撤走，敌人就围拢来了。急行军掉了几千人。……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差点被炸弹炸死。”
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二方面军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于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来，中央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对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二方面军举行了文艺演出。在这里，周恩来和贺龙两位南昌起义的战友亲切重逢。
贺龙回忆：“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由保安到洪德城，他和我见面后，曾问我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彭德怀）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态度拥护中央。”
不过，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喜悦并没有缓解陕北红军的危机。
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食，张国焘到保安后，发现这里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困难。
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为了“攘外必先安内”，决心乘红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于陕甘宁的通渭、固原地区。
蒋介石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时，国民党的合围也将形成。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不愿打红军，又不能违抗命令，非常着急。他向毛泽东等通报消息，表示他将尽量拖延。
国民党大兵压境，毛泽东心里格外沉重。红军又面临生死关头，他派彭德怀指挥西征战役，能否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并无很大把握。拿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和蒋介石硬拼，不是毛泽东的作风。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殚精竭虑，一是想方设法延迟国民党军的进攻，二是为红军考虑新的出路。
从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
8月13日毛泽东派张文彬去西北军，随身携带给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信，希望他们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
8月14日，毛泽东派张经武往华北联络宋哲元、傅作义，在致二人的信中赞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表示红军愿与他们建立联系，作他们的后援。
同日，毛泽东还写信给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师向宋转达希望南京当局转变反共立场，恢复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愿望。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已开始有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要潘充当密使，去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
9月8日潘汉年起程时，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态度，并请她将潘介绍给孔祥熙、孙科等国民党要人，打通上层路线。
以上仅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部分信件。从信中恳切急迫而又委婉谦恭的语言中，不难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打不得。
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他干的是“买空卖空”的事。真与国民党军打起来，长征保存下来的红军肯定是寡不敌众。如果陕北站不住脚，红军还能到哪里去？
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真是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希望能找到求和的机会，从逆境中度过难关。不仅毛泽东积极统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行动。
9月初，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希望他们劝说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围剿。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要朱德、徐向前、贺龙利用旧日关系，作国民党将领的工作。
煞费苦心的游说和努力，虽然得到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同情和赞许，但并未解除陕北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
因为蒋介石不会改变立场。蒋介石看准了红军经过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时机，将红军一举消灭。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
毛泽东不会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中共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一、可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才使用，其他人员酌量分配各种适当工作 …… 六、红军全部到外蒙。（让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毛泽东明确答复：只能在保存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
怎么办？国破在即，日寇大敌当前，红军真的要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吗？攘外真的必须先要安内吗？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陕北，准备彻底消灭红军的时候，党坚持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
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表达出鲜明的态度：他们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
张学良和杨虎城
早在1936年4月间，张学良亲自到洛川与周恩来秘密会见，赞成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陆续进入西安，开通了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地下交通线。
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张、杨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军。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决定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或陕南转移。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毛泽东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转移计划。
谁知张学良却要求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还说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
张学良所谓的“较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含义，毛泽东那时真的猜想不出。当时中共中央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张学良会在12天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在此之前，张学良曾去洛阳当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调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被蒋介石一口拒绝。
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肯配合胡宗南进攻红军极为不满，又风闻张、杨部下与红军暗中往来，所以亲自来西安坐镇指挥。
蒋介石威胁张、杨：如不加紧 “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
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进谏。张学良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但蒋介石毫不动心，大声呵斥：“你们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剿共的政策！”
而对于杨虎城，因关系较为疏远，蒋介石没有把话说死。虽然态度和蔼，但口气十分强硬。他对杨说：“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深知共产党和红军的厉害，内心深处早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稳当。
所以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已深入骨髓，绝不是张、杨二人所能改变。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进了死胡同：打内战，人心不附，千古罪人；不打内战，蒋介石绝对饶不过他们。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张学良、杨虎城定下决心，实行“兵谏”。为了保密，张、杨事前没有通知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人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报机关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蒋介石的卫队仓促抵抗，很快就被东北军解决了。在骊山上，东北军活捉了蒋介石，送往张学良的官邸。
“西安事变”发生，历史翻开一个新的篇章！
陕北高原，长天寥廓，峻岭巍巍，大雁南飞，极目四望，心旷神怡。毛泽东回望走过的二万五千里漫漫征程，缅怀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无数战友，挂念着仍在南方转战的红军，瞩望着留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力量，展望中国革命斗争的壮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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