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近日迎来一批区县主官大调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经此调整，江苏干部年轻化进一步加速，全省的“80后”区县主官已达9位。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这批年轻区县主官的晋升路径呈现多元化，有的从名校“空降”至江苏任职，也有曾在基层多个岗位锻炼的“经验型官员”。
他们的成长经历也不乏共性，比如，9人中有6人都曾担任地级市的团市委书记。此外，高学历也是“新生代”区县主官的鲜明特点，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有硕博学位，其中两人来自清华大学。
数说：最年轻者37岁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江苏现有9名“80后”区县主官，出生于1980年和1981年的各有3位，有两位出生于1984年。其中， 海安市代市长的谭真，出生于1984年5月，是目前江苏最年轻的区县主官。
从性别来看，9人中有5名女性、4名男性。
地区分布上，9人中有5人来自苏北五市，仅有1人来自苏南，即出生于1981年的镇江市京口区区长贾敬远。
澎湃新闻注意到，这批年轻的区县主官大部分都在30岁甚至之前就官至副处级。比如，海安市政府官网资料显示，海安市代市长谭真23岁任共青团如皋市委书记（正科级）。后来赴乡镇担任主要领导近三年后，谭真于2012年9月出任共青团南通市委副书记，28岁时即官至副处级。
还有2006年被省委组织部选拔为选调生、现任泰州市姜堰区区长孙靓靓。她于2009年初任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25岁即官至副处级，一度引发热议。
据《中国青年报》当时报道，泰州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对此回应称，孙靓靓的总成绩位列报考泰州团市委副书记（女）职位人选第1名，无论是报考条件，还是考试、考察等程序都经得起推敲，“整个公选工作在市纪委全程监督下进行，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没有任何不能说清楚的”。
高学历几成标配
澎湃新闻统计官方资料发现，江苏目前的9名“80后”区县主官中，有8人都取得了硕士及以上学位。
其中有两位博士，分别是金湖县县长万旭东和镇江市京口区区长贾敬远，前者系清华大学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后者则是江苏大学管理学博士。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万旭东取得博士学位后一度留校工作，曾任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副处级），后南下赴江苏淮安任职，曾先后淮安市规划局副局长、局长，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
另一位“80后”区县主官、出生于1982年的如皋市代市长王鸣昊，本科、研究生均就读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
其他的“80后”区县主官也不乏名校毕业生。灌南县县长苏卫哲本科就读于“985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参加工作后又取得了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还有射阳县的女县长吴冈玉，本科就读于“政法名校”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一度进入基层人民法院工作。
2019年9月，江苏省司法厅官网报道称，射阳县县长吴冈玉申报材料已完备，将正式成为县政府公职律师，引发热议。报道称，吴冈玉高度重视司法行政工作，要求在每次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前，专门抽出30分钟，让部门单位一把手讲解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增强依法行政意识。
2/3曾任过地级市的团市委书记
江苏这9名“80后”区县主官，有6人都曾在地级市的团市委书记，占比达到了2/3。
不过，这6人都没有从团市委书记直接转任区县主官，而是又经历了区县委副书记等岗位的锻炼和过渡之后，再出任区县政府的“一把手”。
过渡时间相对较短的是如皋市代市长王鸣昊。官方资料显示，王鸣昊于2016年8月出任共青团南通市委书记，直到2020年5月，转任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仅仅过了不到8个月后，王鸣昊再度转岗，当选如皋市代市长。
澎湃新闻注意到，9名年轻区县主官中，灌南县县长苏卫哲是少数没有在地级市团市委任职的官员。
资料显示，苏卫哲早年曾在多个乡镇工作，2009年，也就是他29岁时出任连云港市温泉旅游度假区副主任，东海县旅游局局长，东海县温泉镇镇长，一人身兼数职。东海被誉为“温泉之乡”、“水晶之都”，因此，苏卫哲的岗位职责颇为重要。后来，又担任东海县青湖镇党委书记四年后，苏卫哲于2015年擢升为东海县委常委。
江苏“80后”区县主官一览表。制图：澎湃新闻记者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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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题目中的问号，可以看看最近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清流毒——云南在行动》。该片由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等相关部门出品，共四集，反映云南肃清原省委书记秦光荣流毒的过程。
用专题片中的话说，秦光荣任省委书记后，不仅没有肃清白恩培“玩了10年、贪了10年、耽误了云南10年”的恶劣影响，反而“滋长了云南以山为名、以地为伍的山头主义和帮派现象，变着法子违背党的组织路线，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导致云南政治生态正气不彰、歪风横行、污染不断”。2019年，秦光荣主动投案。
该片指出，秦光荣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云南政治生态最大的污染源”，称其搞的是“源头式污染”。片中披露的故事细节，令人震惊，引人深思。
一
专题片中出现了多个攀附秦光荣的典型，从处级到副省级干部都有。这些人搞攀附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先说几个靠“小事小节”攀附的例子。
龙雪飞，云南出版集团原总编辑，早年当过记者，一路从湖南到云南，对秦光荣千里“尾随攀附”“精彩戏码不亚于电视剧”。
片中介绍，龙雪飞平时“三天两头往秦光荣家里跑”“张口闭口秦书记”，以此向周围人表示自己是圈内人、有靠山。为表忠心，他甚至向秦光荣夫妇下跪，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叔阿姨，我无依无靠，无亲无故，以后就靠你了”。连秦光荣的妻子黄玉兰都被吓了一跳，没见过党内同志、党员干部在自己面前磕头的。
光靠下跪不足以攀附，龙雪飞还不断走“夫人路线”，打老乡牌、亲情牌，搞感情投资，逢年过节送土特产、送红包和购物卡，让其吹枕边风。龙雪飞“软硬兼施”，利用秦光荣在长沙期间给他提供材料、让他帮写内参揭发其他领导干部的软肋，旁敲侧击求提拔。工作31年，此人平均21个月换一岗，官至正厅。
出身企业的姜兴林（落马前官至县委书记），主要靠会做菜、会逢迎博得领导欢心，甚至获得了“小精灵”的外号，可见其人八面玲珑。吃过几次饭后，终于让秦光荣记住了“这是会做菜的小姜”。姜兴林通过政治掮客给秦光荣行贿数百万元，短短7年内，姜频繁调动升迁，最短一岗仅任职3个月。
曾任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朝德，也善于摸准领导的生活细节。比如，看见秦光荣生病，他主动给秦按摩、捏脚；在秦家中看到黄玉兰自己做艾灸，主动从河南找中医针灸专家为其治疗。
此外，为伺候好秦光荣的“大管家”、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的曹建方，张朝德也是从“细节”出发。听说曹家一直找不到合适保姆，便主动让自己的表姐到曹家当保姆，还每年自掏腰包给表姐发红包。
二
相较于上述落马官员，原云南城投集团老总、秦光荣同乡许雷，则更多利用职务之便，“投资”领导身边人。
专题片介绍，10年间，光过节送红包，许雷就给秦光荣送了60万元。此外，许雷先后多次给秦光荣之子秦岭介绍项目，甚至在项目销售不佳的情况下，安排人员垫付股权转让金，让秦岭全身而退。因为连续两个项目没赚到钱，他还将不法商人送的500万元受贿金转送给秦岭。
许雷在片中说，通过攀附秦光荣，他解决了副厅；攀附白恩培，解决了正厅。许雷怎么攀附白恩培的呢？还是用同样的办法：投资白的女婿郝刚，利用职权打招呼，让郝刚获得了省城投置业3亿多元的建筑工程项目，换取接近白恩培的机会。
秦光荣在云南大搞小圈子、山头主义，在选人用人上严重破坏了云南政治生态。这一点，有“云南地下组织部长”之称的政治掮客、商人苏洪波说得很清楚：“最早给云南分帮派的，是秦光荣。”
“你要多带着人到秦（光荣）身边来坐坐，他就能够给你解决问题，你就算在他的圈子里。你只要在他这个圈子里面，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帮助你支持你。老秦就喜欢这样拉拉扯扯，（喜欢）这些兄弟朋友哥们。”苏洪波说。
一名普通商人，究竟如何让白恩培、秦光荣两任省委书记奉为座上宾，让云南大大小小的干部毕恭毕敬？《中国纪检监察报》曾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披露过苏洪波案例。
简单说，这是一个特别能塑造自己“有来头”“手眼通天”形象的人，一靠计谋圈住高级干部，二靠高级干部为其站台撑面子，三靠高级干部的所谓青睐吸引其他干部靠近他，四靠组成自己的官商圈子。
经年累月，苏洪波在秦光荣处有求必应，选用干部时，秦光荣甚至主动对其表示“你有什么合适的人可以推荐过来”“要换届了，你有什么干部你只管说”。只要是苏洪波推荐的干部，秦光荣都予以关照或重用。
如果某些“一把手”在干部任命时不讲原则、搞亲疏远近，把选人用人当作个人私权，怎么可能不助长找靠山、接天线、走捷径的歪风？
三
秦光荣在云南任职长达16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影响可想而知。
专题片把秦光荣流毒定性为“思想之乱”“意识之乱”“价值观之乱”。具体来讲，就是中央给云南下达的八个“坚决肃清”，实际上就是秦光荣在云南“流毒影响”的八个方面——
政治麻木、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理想信念丧失、沉溺于封建迷信活动；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扭曲用人导向；贪图安逸追求名望、封建特权思想严重；官商不清、甘于被“围猎”；治家不严、家风败坏；监督制约缺失、滥用“一把手”权力；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不力、履行主体责任失职失责。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告诫：“党内绝对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这种攀附、山头、小圈子，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团伙帮派、码头文化，实质上都是以一个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权力为中心，形成政治利益同盟。同盟内利用裙带关系，以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完成利益输送和利益整合。
试想，蝇营狗苟于圈子、关系、大腿、靠山的人，当然眼中只有“大树”，怎么会花心思在事业、人民上？信奉潜规则、官场术的人，又怎会敬畏党纪国法、讲规矩守底线？
此风不除，必然影响党的团结统一、政策执行贯彻，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消解党的组织力量。因为干部是党的干部，绝不是谁的家臣。
跟修复自然生态一样，政治生态的修复也非朝夕之功。要约束地方一把手，还得靠制度。在此意义上，案件查办、警示教育才是个开始。
“对于云南政治生态净化不力问题，我要承担历史责任，特别是在担任省委书记后，管党治党失责弃守，完全没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我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罪人。”
这是秦光荣的忏悔，更是现实的教训。
文/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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