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黄土坡：山西绛县梅村知青岁月留痕|梅村|知青|知青岁月|绛县|黄土坡

梦回黄土坡：山西绛县梅村

知青岁月留痕

前面的话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脚，下乡练过背，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摘自《我们这一辈》歌词

2018年12月20日，是我们插队50周年。50年间发生的事情很多，但难以忘怀的是农村插队那几年的人和事，为此总想写点东西为了那不能忘却的记忆。回忆插队年轻时的岁月，不是留恋上山下乡运动，而是怀念那些同甘共苦的插友，怀念那些接纳并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乡亲，追寻在艰难困苦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意义的精神。

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部还活着的历史，每一位知青都有最深的体会和成长的故事。青春已经被挥霍，在步入晚年之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那段历史的故事记录下来。为此，才有了下面的故事：

一、失踪的钻杆

作者王壮

1969年2月，我们到梅村之后两个多月。这天傍晚，赵富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村里正在打机井，但几天前钻杆断了，连同钻头落在井底，斜靠在井壁上。这口井已经打了五六丈深，水面离井口有2丈多深，水深也有3丈左右。本来只要把一节节透水的水泥管放下去，护住井壁，就可以大功告成，但因为断了的钻杆斜在井底，无法下水泥管，不久之后泥土的井壁就会坍塌，井就报废了，如果那样，不但打井所耗费的几百个人工付诸东流，而且还要赔偿租来的、价值1500多元的钻头和钻杆。这在当时我们的村子是一笔巨款。

赵富还告诉我们，村里准备派人下去打捞。但是断了的钻杆离水面有2丈深，潜水下去并不容易，而且村子里也没有什么通水性的人，只有一位河南籍的铁匠老闫据说水性不错。大家听了都有些跃跃欲试，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可行性来。算了算，潜水的深度大约有四五米，我们中好像没有潜水那么深的经验。我在学校时曾经潜到附近运河的河底，据说是3米左右，估计再深一点也应该没有问题。但怎么样才能把钻杆捞出来呢？大家决定马上就去找村支书请战，并了解进一步的情况。

村支书尚持家坚决不许我们下井，说我们是远来的娃子，万一出什么事没法对我们的父母交待。争论了半天，我们同意让老闫先去试试。大家又讨论了一下方案，认为只要能摸到钻杆，把一个提钻杆用的"猴子"，是个U形铁钳，卡在钻杆上就可以用拴住猴子上的钢缆，把钻杆连同钻头用卷扬机提上来。另外，打井的工具里有一个锅形的大泥斗，可以预先放到预计的钻杆的深度，以帮助下水的人掌握潜水的深度。

第二天，老闫下井了，我们在一边围观。井口并不太大，直径只有一米多，水面的直径也只有一米多。他下到水面，想头朝下潜游下去，但因为井太窄，试了两次，都是只翻起水花，根本沉不下去，冻得上牙打下牙，只好收兵。

大家又继续商量。为了要在水下多待，一定得吸足气，但吸足气就沉不下去，所以以前我们潜水也是游下去的。但井里地方这么狭窄，一定潜不下去。大家认为如果手里提一个重物就应该可以不用游，直接沉下去。打井的工具里有一种大约20斤重的大铁扳手可以用。扳手上又系了一条长绳子，以便井上的人回收。

总结了铁匠老闫的经验，我们决定下水了。村领导拗不过我们，派了团支部书记李升来坐镇，保证我们的安全。2月份的山西天气很冷，又准备了好多麦秸，升起一堆火来。知青里根据身体情况，决定由乌犍和我下水，每人准备下去两次。嘎子负责收放拴住大扳手的长绳，监测下水的深度。崔忠是唯一有手表的人，负责掐表控制时间，如果下水超过一分钟就要准备救人。

一切准备就绪，赵富先下。脱下披着的大衣，露出一身腱子肉，被寒风一吹，打了个冷战，赶紧下水，至少井里没有风。

井水完全是浑的，像泥汤一样，一点能见度都没有。下沉很顺利，拴着铁钳的长绳不断往下放。过了一个会儿，停住了。他应该站在大锅上，松开了大扳手。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盯着一动不动的泥汤。过了半分多种，赵富冒出了水面，大家赶紧用卷扬机把他拉了上来。虽然只过了半分多钟，但他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同学们赶紧用毛巾帮他把身上的水擦干，披上大衣，到火旁暖一暖。

他告诉我们，井下面很大，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伸手摸不到所有的井壁，因为放掉了大扳手，身体会往上浮，下次一定不能放开扳手。

轮到我了，因为有了赵富的经验，手里抓住大扳手不放，很顺利地就站到大锅上。伸手想去摸井壁，吃了一惊：万万没想到下面的井筒这么大，直径有两三米，站在锅上根本摸不到井壁，必须斜着游出去一点。好容易摸到了井壁，顺着井壁转着圈摸，希望能摸到那钻杆，却一无所获，心里很慌。过了一会儿，觉得憋不住气了，便松开大扳手。浮上来倒是很容易。

坐在火旁，大家又一起商量。这种情况谁都没经过，弄不明白为什么摸不到钻杆。按照井的深度、钻杆的长度，它一定应该在，为什么我们摸不到呢？结论是我们一定摸得不够仔细。我们都下去过了一次，有了一些经验，再来一次一定能成功。

我们又各自下去了一次。有了上次的经验，觉得把握大了很多，心里也不慌了。下去后稳稳当当地把井壁仔仔细细地摸了两遍，但那该死的钻杆还是无影无踪。

过了几天，听说那口井塌了。我跑去一看，深深的井口不见了，地上只剩下一个浅坑。到了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井筒下面为什么那么大：原来水下的井壁一直在慢慢坍塌。我们下井的时候只是想到水的问题，相信不会被淹死，却完全没想到真正的危险在于塌方。如果这口井早几天塌下去，说不定赵富和我就被活埋了，想起来真有点不寒而栗！联想起来，那钻杆一定是陷到井壁的泥土里去了，我们才摸不着。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对我后来的影响也很大。虽然并不是那么危险，但总有一种虎口余生、捡了一条命的感觉。后来遇上凶险的情况，也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也就处之泰然了，这种心态对我很有帮助。此外，这次虽然大家都准备得相当充分，也都尽了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也是一种有益的教训。以后无论遇上什么事，只要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尽了努力，成与不成都能坦然以待。

二、一只洪水浸泡过的帆布提箱

作者孟昭平

现在的年轻人多数没有见过的帆布手提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品，也是奢侈品，价格近百元，相当于当时七八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当年插队去山西时，我买了一个，除了被褥，其它所有随身携带的衣物用品都装在了里面，因此这个帆布手提箱就是我下乡时最贵重的固定资产了。至今整整50年了，历经插队、招工、县城工作、调回北京等数次搬家变动，虽然箱子已很老旧，箱面上还有黄褐色被水泡过的印痕，这只箱子始终没舍得扔掉，因为这个帆布手提箱跟着我风风雨雨几十年，装载着对知青生活满满的记忆。

那是我插队到梅村第3个年头，6月中旬夏至前后，麦收已经进入了尾声，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抢运回村，几天前堆在场院几座小山似的麦捆大部分已经脱粒归仓，剩下还没脱粒的麦杆满满地摊晾了一场院。

夏季夜短天长。天色刚刚微明，生产队扩音器大喇叭就响起了催促社员们出工的吆喝声。可以理解，夏季收麦，龙口夺食嘛！前几天都是连明彻夜地抢收，全村的劳力都尽了全力，还剩下两场院的麦子等晒干脱完粒，今年的麦收就圆满结束了。前天公社通知，气象预报近几天有场雨，生产队干部们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揉了揉睡意惺忪的双眼，不情愿地穿衣起了床，匆匆地抹了几把脸，就和几个女知青一起去了村北的场院。这时候，已经有十几个社员到了场院上，王主任见我们到了，开始分配活计，并高声说：“东边的天云多阴得厉害，肯定昨夜东边山里下了大雨，要不今早这么凉快，趁着天不闷热大伙赶紧干活！”

我插队的晋南农村，夏季的习惯一天三晌活，早晨起来不吃早饭，先去地里干活，干两个多小时，再回家吃早饭。

估摸干了两个小时，昨晚吃的白馍，经过一夜的消化，胃里早就没了东西，肚子已经“咕咕”叫拉响了饥饿警报。知青中胆大的一个人冲着队长嚷开了："主任，该收工了吧？肚子饿得都没劲干活了！"王主任（那时的村长称呼是革委会主任）倒也通情达理，看了看云层越来越厚的天空说："大伙再加把劲儿，把摊开的麦子再翻一遍就收工。"临收工还不忘提醒大伙，吃了饭早点出来干活，今儿的天不保险，八成得下雨。

前两天，同村的男知青们结伙都去了百里之外的新绛县，和那的知青比赛篮球去了，只有一位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男知青没有去。吃饭的人少了一多半，做饭的活不多，今天就让他留下做饭。早餐稀饭、馒头，麦收活重管饱吃。切了一盆韭菜，撒把盐，那就是当时我们知青的美味了。我吃饭快，两个馒头很快就下了肚，又喝了碗稀饭，基本上就满足了胃的需求。其他几个女知青还在不紧不慢地喝着稀饭。我放下洗干净的碗筷，走出了房门。

夏季的天，小孩的脸，真是说变就变。感觉一阵风吹过，我抬头一看，只见从东边飘过来一片片乌云，瞬间遮住了多半个天空，东边山里天际一道闪电划过，接着一声闷雷响起，稀稀拉拉的雨点落了下来。此时安在支书家的扩音器大喇叭响了起来，传出了尚书记急促的广播声：“要下雨了，早晌在场院干活的全体社员，立马到场上去收拾麦子！”那年代的人都养成了听指挥的习惯，先公后私，何况是麦收时节！我赶紧回到房内，喊了声：“下雨了！”几个女知青不约而同地放下还没吃完饭的碗筷，每人拿着自己的草帽，和我一起冲出院门，向北边的场院跑去。

雨点越来越密，好在人多齐心协力，那会儿在场上没有一个偷懒的人。等到把满场院的麦子都垛起来盖好，我们才感到浑身都湿透了。这时，天空的云黑得就像翻倒了的墨汁一样。突然，头顶上一道闪电，又是一声惊雷，一场更大的雨铺天盖地落下来。活干完也回不去了，只好在场边的屋子里躲了起来。雨“哗哗”地下着，风“呼呼”地吹着，惊雷和闪电也不甘落后地跟来了。大雨伴着大风，越来越急，天地都成了水的世界。这么大的雨插队3年来没有见过，就是在北京时见得也不多。暴雨下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风停了，雨势小了，几个女知青才开始向村南的知青院走去。

我插队的梅村靠近中条山西麓，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村东紧邻的张村比梅村的地势高出五六米，村北的场院比村南高出三四米。我们的知青院位于村南偏西，紧挨着由东到西纵贯全村的主街道旁，一遇到大雨形成径流，主街道也起着排水渠的作用。

我们下了场院的高坡，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满是泥泞的土路上，村里到处是积水，有的地方需要趟水过去，本来5分钟的路程我们走了足有十几分钟，终于来到了主街道北侧。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股浑黄的夹杂着从山里冲下来的树叶、枯枝、麦秸等杂物的洪水，自张村方向呼啸而来，瞬间溢满了十几米宽的街道，带着漩涡向下流去。一位路过的老乡跟我们说：“这是山里的洪水下来了，快躲一躲吧！看这街上的水起码有2尺多深了，一会说不定还会有大水下来。”

看着路南近在咫尺的知青院，再试了试街上水的深浅和流速，也许是年青气盛，也许是会游泳不怵水的缘故，我走在前边，几个女知青手拉着手涉险过了水深没膝的街道。

进了知青院，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由于地势低洼，院子里足有2尺深的洪水肆虐横流；宿舍门、窗早被风刮得敞开着（那个时代出近门都不锁门），没有台阶的屋子里水也已盈尺。只见留守做饭的男知青一个人在宿舍里手忙脚乱地忙碌着。因为其他男知青都去新绛县打球还没回来，我们几个也没商议，不约而同地先奔向了男知青宿舍。梅村的知青娘子军确实不含糊，先人后己，先男生后女生，把吃饭用的大桌子抬到了土炕上，再把放在地上的木箱、帆布箱和湿了的被褥、枕头堆放在桌子上，“迄哧咔嚓”一通忙活。差不多了，才急急忙忙回到同院的女知青宿舍。女宿舍的情况比男宿舍更糟糕，灾情更严重，我们几个人在很疲劳的情况下接茬奋战。直到宿舍里能收拾的都收拾完了，才想起厨房的粮食。

此时洪水已退，厨房内狼藉一片，锅碗瓢盆全移了位置，西墙被洪水冲开个大窟窿，盛白面的大瓮被冲倒在窟窿旁，前几天刚磨好的多半缸面经洪水浸泡已成泥糊，看来一两天之内要忍饥挨饿了。

去新绛县打篮球的几个男知青第二天中午才回来。他们知道了洪灾中我们女知青的"先进事迹"后，全体主动到女宿舍跟我们道谢。从此以后，女知青在男知青心中的份量越来越重，遇事总谦让照顾我们。

只可惜我那只宝贵的帆布提箱被洪水浸泡之后，怎么洗刷也干净不了。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每当我见到这个有水痕的箱子，总会想起我插队岁月唯一一次见过的洪水漫知青院的难忘经历。

三、小村庄安上了大喇叭

作者赵富

文革上山下乡的年代，我国多数农村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运输靠挑、交通靠走、耕地靠牛、通知靠吼"的状态，我插队的山西绛县也不例外。

记得刚到梅村插队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村里通知个大事小情，比如告诉社员开会、早起出工、谁谁干什么活、领点什么东西，都要凭生产队长沿着街头巷口大声吼叫。知青由于初来乍到，不习惯也听不清在喊什么，只好跑到院门外去听，还得再问问给我们做饭的老乡（知青初去的几个月由村里给我们派了一个做饭的），才能弄明白通知的内容。如果那位做饭的也没听到，那我们只能是哥德巴赫胡乱猜想了。

同村插队的王壮和我在高中时是同班同学，又同是校广播组成员，曾负责学校课间操、大会等活动的广播值机。广播组负责人是教物理的张宝平老师，此人10月1日国庆节活动时曾经在天安门值过机，业务精通非比寻常，人品也好，数次带着我们到附近农村给生产队和社员修理过扩音机和收音机，使我们受益匪浅。因此，我俩对电子管扩音机大喇叭的安装使用比较熟悉。当听说公社所在地大交和比较大的村里已经安上了扩音机时，我俩就找到村支书尚持家和村电工，建议我村也安上一台。他俩说早就想安了，就是村里没人懂得那个玩意。我俩自告奋勇说，只要买一台100w的电子管扩音机、2只25w的大喇叭和一个话筒，保证能让全村家家户户都能听见广播声音，遇到小毛病我俩还能修理修理。支书一听挺高兴，当即决定由知青拉单子让电工去采购。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周之后，扩音器材运回来了，安装那天，男知青都到了现场。其实安装扩音机挺简单，只要插对插口，喇叭输出功率阻抗匹配即可。王壮和我算是技术员，指导着其他人把两只大喇叭连上电线，安到了支书家院子里的高杆子上，男知青们抢着蹬上电工用的脚钩子爬了上去。不到半晌工夫，安装完毕，开机插上话筒一试：“喂！喂！”听见响了，旋即把音量开大播放电台广播，声音纯正清楚，没有杂音，不仅全村都能听见，连相邻的张村、梅村堡都能听到。支书和电工都乐了，今后有事通知，在家里就能让全村都知道了。从此梅村告别了通知靠吼的历史。北京来的学生们也为体现了一次知青有点知识的价值得意了一阵子。

扩音机安装之后，还发生过一个挺有趣的小故事：一天清晨，支书通知完了事情之后，拨到了中央台的频道，一曲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正在播放，优美的钢琴曲旋律第一次在村子上空飘荡。尚书记一听，不是熟悉的歌唱毛主席的歌曲，不知道是什么音乐，赶紧把扩音机关上了。事后和我们知青说起此事，还心有余悸地说：“好怂，哈（吓）了我一跳，还以为是敌台美国之音呢！”

四、可爱的十八棵青松

作者王壮

1971年初秋，村里小学校的一位老师被调到县里工作。队里决定派我去当民办教师，接手五年级。

开学之前，其它的老师就向我传授经验，告诉我各种注意事项。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独特的经历。

他们告诉我，去带一个班，最重要的是一上任就得立威，让孩子们服气，以后就好带了，否则会一直被孩子们欺负。而要服众，就必须能够应付他们的各种斗智斗力的挑战。通常斗智包括回答他们的刁钻问题，斗力则是在篮球、摔跤等方面让他们服气。

这个班有18个孩子，很有自豪感，自称“十八棵青松”，不太好管。都在十一二岁左右，只有5名男生，却有一个特别刁钻的和一个特别无法无天的；13名女生也有几位不好伺候，我一一铭记在心。

果然，刚上过一堂课，课间的时候，那位特别刁钻名叫安全的学生就拿着一张纸头，问我纸头上的字怎么念。我接过来一看，是"忐忑"两个字，吃了一惊，好在心里有数，就说，这念"坦特"，表示心神不定，常用在成语"忐忑不安"里。他点点头，又诡笑着摸出另一张纸头。我一看，竟是"魑魅魍魉"，这下子差点急出汗来。这个词在写大字报、批判稿时用过不少次，会写，后三个字也会读，但第一个字我只记得不念"离"，是一声，但记不清应该念"知"还是"吃"了，而且时不我待，稍一犹豫，就算输了。于是硬着头皮说："这念知昧网两，是阴暗的妖魔鬼怪的意思。"他笑了。我问他从哪里看到这些词，他说："字典呀！"原来，他专门在字典里找认为能难倒我的字来考我！

斗智算是过关了，斗力居然没有发生。后来别的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参加了村里的篮球队，孩子们都看到过，大概就"免试过关"了；至于摔跤，大概是挟了知青赵富和汤根连胜村里摔跤第一名三牛的余威，孩子们不知道我根本不会摔跤，也免了，我窃窃自喜。有一次，那位无法无天的小胖子出操时当众出洋相，被我当胸一拳，打了个趔趄，又罚了一顿站，到出操结束。以后就都规矩了，我也洋洋得意。

没有料到的是，在后来的半年里，真正让我头大的是这群小姑奶奶。心平气和地说话，她们只当没听见；大声吆喝，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比我的嗓门大，高兴起来还吊着我的脖子往我身上爬，我又不敢真甩真摔，最后只能"你闹你的，我说我的"，假装没看见，始终也没能镇住她们。

冬天里的一个上午，她们又在教室里闹得不可开交，我真的火了，抓住闹得最欢的一个的手腕，往她背后一拧，就塞到课桌下面去了，大家一哄而散。第二天，她挎着胳膊来上课，我也没有注意。又过了两天，她哥哥（是村里的会计）晚上找到我，说她妹妹的胳膊被我拧伤了，回家还怕家里人责备我，一直不肯说是怎么回事，再三盘问后才供出是被我弄的。我听了又内疚，又感动，又不安。真怕把小孩的胳膊弄坏了，又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讲义气，赶紧使劲道歉，并提出赔偿医疗费。她哥哥说："她用不着上医院，即使上医院也不会让你赔。我妹妹调皮，你当老师的就得使劲打，不过照肉多的地方打，别拧胳臂就是了。"

第二天到了教室，那孩子还吊着胳膊。我对大家说："我把她的胳膊拧坏了，非常对不起。现在当众道歉，以后一定小心。不过你们以后也都给我放老实点。"这话似乎多少起了点作用，但非常有限。

1972年的3月份，传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我也报了名，往县里跑了好几趟，但是第一轮体检就被刷了下来，因为有莫名其妙的"心脏二级杂音"，依然回村里哄孩子。

4月28日，我正在办公室里"陪太子读书"，查娃的妹妹（忘了她的名字）没完成作业，被我扣住，不做完就不准回家吃午饭，正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叫着说要饿死了。我对她说："你赶快做，要不然我也陪着你饿死了。"正在这时，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人，竟然是北大招生的陈老师，说有事找我，那孩子就一溜烟跑掉了。

陈老师告诉我被生化专业录取了，要我马上收拾东西，29日就得到跟着他一起出发，30日到北大报到。因为时间紧迫，他才从运城跑到村里通知我。我万万没有想到真的能上大学，而且是北京的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更没想到是北大为科学院代培的名额！我只有赶快通知学校和队里，以及仍在村里的妹妹和同学，开始收拾东西。

29日一早，出操之前到班里和大家告别。没想到女孩子们竟然哭成一团，5条小好汉也都眼泪汪汪，弄得我鼻子酸酸的。

孩子们去出操，我离开学校向张村车站走去。万万没有料到，从此竟和转基因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难忘的一次看病经历

作者赵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名义上有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但缺医少药的现象普遍存在，村民病了去趟医院很不方便，如果再加上没钱看病的话，就只能是小病忍、大病熬了。我插队时就有过一次难忘的看病经历。

1971年的夏天，那时我是村里集体猪场的饲养员。早晨喂完猪后，隐约感到肚子有点疼，不一会儿，疼痛加剧，赶紧找止痛片吃了，喝了两口水，但不顶用。记忆中长这么大，肚子也没这么难受过。不清楚肚子里哪个零件出了毛病，心里就比较紧张，一紧张似乎肚子更疼了。一同在粉房（做粉条、做豆腐和猪场同在一个副业组）干活的本村青年张东生，是我的好朋友，见我难受的样子，又因为那天村里的赤脚医生刚好不在村里，就劝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并且给我借了辆自行车。到哪去看呢？县医院离村50多里路，不通汽车，骑车去路远身体受不了；公社所在地距我插队的梅村10里路，可行的方案只能选择去大交公社卫生院了。东生说你放心去，中午喂猪的活我替你干。

事不宜迟，我忍痛骑上自行车就向10里地外的大交奔去。此时已是快中午了，路上行人稀少，偶见戴着草帽匆匆赶路的行人。8月初的孟夏时节，田里的小麦早已收割完毕，复播的夏玉米已经有半尺高了，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炙热的太阳烘烤着晋南大地，气温起码在30度以上，路边杨树上的蝉拼命地鸣叫着。我无心欣赏这夏日的景色，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扶着车把，脚下紧蹬，一心想的是中午下班前赶到卫生院。

车骑了大约有一刻钟，刚过东杨村，还有一少半的路程，再骑十几分钟就到卫生院了。此时，满头大汗的我头晕脑涨，可能有点中暑，再加上腹痛，身体的耐受力已不允许我前行了，只好下了车，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撂，顾不得锁车子，找了片树荫凉，就昏昏沉沉地躺在了地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位路过的老乡把我叫起来，问我咋了？没事吧？已经饭时了咋一个人躺在这？我揉了揉惺忪的眼晴，连忙说：“没事没事，谢谢啦！”此时，我的肚子已经不太疼了，一思量，再到卫生院医生已经下班了，于是我调转车头打道回了梅村。晚上找村赤脚医生咨询了一下，他说估计是肠痉挛，如果腹部已经不再疼了，就不会有后遗症，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就是我在梅村插队时一次难忘的看病经历，严格地说，应该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得病经历。

六、半夜惊魂

作者赵富

接手大队猪场饲养员后，由于晚上经常加班做粉条或豆腐，完工后就九、十点钟了，回知青点还得走一里多的路。为了少走夜路，也为了清静（粉坊在村北场院下边，附近没有民房），我就只身一人搬到猪场旁边的粉坊住去了。粉坊是3孔相连的窑洞，2孔窑是工作间，中间一孔窑有盘土炕当宿舍兼库房。后来一段时间，同是北京知青的白溪华也搬过来和我就伴，两个人一起住不闷得慌了，聊天时间也多了。

一天晚上，粉坊漏完粉条，再搭杆晾到院里的铁丝架上已经10点了，等其他人走后，我俩躺下又闲聊到了12点，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睡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被窗外的声音惊醒，我赶紧推醒了还在打呼噜的白溪华，悄声告诉他外边有动静.他一细听，确实有人在说话，还不只一个人。那时候窑洞的窗户没玻璃，只糊着一层窗户纸，外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我首先意识到，深更半夜到粉坊院里干什么？是不是偷粉条的？我是副业组的，又住在粉坊窑内，院内晾的粉条少了我肯定有责任。于是我俩赶紧摸黑穿上衣服，拿上手电筒，到了另一孔窑洞的门后，一人拿了一把铁锹。溪华比我岁数小，个不高，我示意溪华跟在我后边，悄悄告诉他，如果是贼咱俩就集中对付其中的一个，这样好制服抓住他。我俩猛得打开门，各拎了一把铁锹冲了出去，打开手电筒"中喝"一声（我桑子哑，不敢大喝）“干什么的？”这时，才看清有两个人蹲在窗外正在说话。那两个人没料到窑里头冲出来两个手拿家伙的人，吓得一下子蹦了起来，连连摆手，嘴里说：“别、别、别……”我俩一看，对方没有动手的意思，就和他俩保持一定的距离，问道：“哪儿的，半夜到这干什么？”其中一个说：“我俩是翼城吴寨村的，前天家里母猪油了（即发情），到你村来配过种，今天晚上（实际应是昨天，已经后半夜）喂猪时就不见了，估摸是跑到你村猪场找那头内江大狼猪来了（即种公猪），这怂猪头一次来就记住路了，10多里地自个就跑来了，刚才看见在大狼猪圈里呢。”

听罢此言，我和溪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邀请他俩进窑里喝口水坐坐。吴寨的两个人说：“不用了，等会儿天明了你们把猪放出来，我就把猪赶回去，还有十几里路要走呢。”回了窑洞，我俩睡意全无，免不了又议论一番：一头只来过一次的母猪，十几里之外，能记住路，自个又偷偷找了回来，动物传种接代的本能和"爱情"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看来猪的脑子并不都是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