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十二周 第一天
巴西 托马斯·莫尔 《乌托邦》

这周我们渡过太平洋,抵达欧洲人所说的“新世界”。斐利亚·福克从日本登船驶向了旧金山,可我们的行程将继续去到他没有踏足的地方。我们会前往南美洲,追随最早的欧洲探险家之一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如今已成传说的路线。
在他1499年到1502年间探索过巴西沿海地区之后,韦斯普奇(或者是有人以他的名义)出版了自己的探险记录,书名大胆地定为Mundus Novus(译者按:拉丁文,意为新世界)。这个书名向世人宣布,哥伦布在十年前意外发现的并不是亚洲,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世界”。1507年,地图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则将这整块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以纪念韦斯普奇(译者按:亚美利加即America,是亚美利哥Amerigo拉丁化之后的阴性形式。欧洲习惯将国家视作女性,故而此处使用阴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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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年轻的英国律师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言,韦斯普奇的一位船员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eus)在巴西上了岸,然后朝内陆进发。最终他横穿巴西到达了了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在那里,他在叫做乌托邦(Utopia.)的岛屿上发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1515年,希斯拉德回到了安特卫普,给一群朋友讲述了自己的发现,其中就有英国客人托马斯·莫尔。莫尔的《乌托邦》(1516),代表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学,因为它是反映当时令人头晕目眩的世界版图扩张的第一部主要文学作品。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要在一个新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世界真实的大小是他们的父母一代无法想象的。在流行的想象中,韦斯普奇还有和他一样的探险家们是在开拓一片处女地,在那里衰老的欧洲“旧世界”可以依靠与新世界的相遇重获新生。正如我们可以在扬·范·德·斯特雷特(Jan van der Straet)的《韦斯普奇唤醒亚美利加》(Vespucci Awakening America,1589)一画中所见的。画中,由宗教和科学武装的韦斯普奇(他一手持十字架,一手持六分仪)正在搭讪一位顺从的巴西处女,他马上要把她从一群正在背景里烧烤敌人大腿的食人族手中解救出来。以关于新世界的早期幻想为基础,莫尔的《乌托邦》为世界带来了“乌托邦式”(utopian)这个形容词,还催生了乌托邦小说这一整个文类。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爱欲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amoureux,1816)里的情欲天堂,那里性别平等,人们可以多夫多妻甚至“群婚”,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黑暗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和《证言》(The Testaments)都属于这个文类。至于当莫尔在构想一个社会平等,财产共有以及宗教自由的理想社会之时,他是否是认真的,这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乌托邦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不存在之地”,而据称是莫尔消息源头的希斯罗德(Hythlodaeus),他的名字在希腊文里则是“说瞎话的人”。连著名的批评家C.S. 刘易斯都提议我们应该把《乌托邦》看作一部奇幻的游戏之作。
然而莫尔构想的乌托邦是一剂治疗社会疾病的猛药。乌托邦岛上的社群主义给英国社会日益严峻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一条出路。《乌托邦》一书大部分都是在为两个伴生的问题想象出解决方案,一是贵族的——莫尔时代社会顶端百分之一的人——炫耀性消费,二是供养贵族的农民痛苦的贫困。正因如此,在乌托邦里,人人都必须工作,但一日只需工作六个小时,而且人人都必须轮流参与耕作。从贫穷和劳累中解放出来之后,乌托邦人是为了愉悦而活——理性的愉悦,但仍然无疑是愉悦。整个社区的人会聚集在庞大的宴会厅里,享受丰盛的宴席和有趣的对谈。乌托邦人热爱知识,而且他们也天生擅长学习希腊文,他们自己的字母就很像希腊文,就像我们可以在莫尔构思的这个字母表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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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乌托邦也很流行,就如莫尔家里的情形一样。莫尔结过两次婚,教会了自己两任妻子弹奏乐器。乌托邦的婚姻不只是务实的经济决策。未婚男女会被允许裸体相见,以此保证婚姻有肉体吸引的基础。
既是“不存在之地”也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乌托邦在希腊文里也可以解作eu-topos,美好的地方),乌托邦就是地上天堂,是由选举出来的称作“摄护格朗特” (syphogrants)的官员治理的,他们就是柏拉图的哲人王的民主化版本。然而这个新世界社会并不是个新纪元公社(译者按:新纪元公社指的是参与新纪元运动人共同平等生活的公社。新纪元运动始于1970年代,内容驳杂,涉及各种宗教元素与环境主义,弱化组织秩序,强调个人化的灵修)。固定的阶层带来了秩序,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生活里的位置和目的。孩子听命于父母,妻子听命于丈夫,儿子还要继承父亲的职业,就像莫尔自己一样。最无人问津的工作则是由奴隶完成的。有的奴隶是被判刑的罪犯,而其他奴隶——这是个惊人的帝国主义幻想——则是志愿者,他们自愿来岛上追求比自己过去在大陆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蛇似乎已经进到天堂了。这些罪犯被抓起来变成奴隶之前他们打算做什么?有的罪犯无疑是由普通的贪婪所驱动的,但莫尔的整个叙事里有一股潜流,一直在担心另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分裂势力撕裂这个岛国。不久之前,英国才从漫长的玫瑰战争里走出来,战争的结果是亨利七世建立了都铎王朝,他是个贪婪而遭人厌的君王。但他的儿子,1509年十七岁即位的亨利八世,则是个更有希望的君主——他可以流利地说四种语言,擅长演奏乐器,还热爱书籍和思想——可这位年轻的国王能否团结整个王国还言之过早。而在欧洲大陆越演越烈的宗教分歧背景之下,这个任务会变得更加困难。新教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强调自由探索和个人道德的自然结果,可对莫尔这样忠诚的天主教徒而言,越来越多的新教教派只会是异端言论和内战的混乱渊薮。
而当他们在乌托邦的宴会厅里发号施令时,摄护格朗特们会确保每一个人都一直在他们的视野里。这点意外地预言了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在这本书里老大哥会一直监视你。在整个乌托邦,摄护格朗特们消除了任何让人有机会私下聚会、谋划阴谋和策划不轨的可能:人们很难在城市和城市之间流动,禁止开设酒馆,而且岛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私人时间或者私人空间。就算莫尔宣称乌托邦人都很高兴能生活在最好的政体里,他也用一个让人后背发冷的理由驱逐了无神论者,或者任何不愿意相信死后永生的人(最有可能是犹太人)。乌托邦人宣称,只有害怕死后会遭到惩罚的人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过上有道德的生活。最终支配乌托邦理性、欢快的社群社会的还是恐惧。
在《乌托邦》出版之后的几年里,当他的朋友兼恩主亨利八世和罗马断绝了关系,成立了英国国教之时,莫尔自己的恐惧也变成了现实。亨利八世的目的部分是为了和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好迎娶自己的情人安妮·博林(Anne Boleyn),部分也是为了通过把教会的地产分配给自己宠信的贵族来更好地掌控权力。震惊之下,莫尔辞去了自己的大法官职位,试图远离宫廷。他甚至还在自己的教区教堂里为自己预订了一块墓碑,碑上的长篇铭文宣称在忠心地服侍了自己最爱的君王多年之后,他想要退休把自己的残年用在研究和祈祷上。这块未来的墓碑谁都没能骗住:莫尔拒绝了参加安妮·博林的加冕礼,也拒绝承认亨利八世作为英国国教之主的身份。他的名声过于显赫,就算只是沉默回避也是不可以的。莫尔被捕,然后被多次审讯。当审讯他的人无法骗他说出叛国言论之时,他被定了伪证罪。
乌托邦离英国远得不能再远了。尽管他侍奉了国王二十年,莫尔还是在1535年7月被斩首。和乌托邦人不同,莫尔并不害怕在死亡之后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甚至在登上行刑台时还在和刽子手开玩笑(“我恳求你,军官先生,把我安全地送上去。至于我怎么下来,到时候就让我自己想办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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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墓碑上有给国王的间谍看的政治暗示,不过铭文的结尾却落在了更为私人的话题上,提及了要埋葬在他身边的女人们:他的妻子乔安,在给莫尔生了四个孩子之后23岁就去世了,还有他的第二任妻子安丽丝,莫尔在乔安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娶了她。虽然耶稣宣布了天堂里不会有婚姻,莫尔还是希望并非如此,就像他在铭文的最后一段里透露的一样,连傅立叶这样的空想自由至上主义者也许都会赞同莫尔的这段话:
这里长眠的是我托马斯·莫尔的爱妻乔安,我自己和我妻安丽丝也预定要葬于此墓中;乔安与我缔结姻缘,在我年轻之时为我诞下三女一男,安丽丝则善待我先妻所生儿女(这是后母中罕见的美德),任何人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了。乔安曾与我幸福地生活,安丽丝现在则和我幸福地共同生活,甚难决断究竟是亡妻还是现妻于我更为亲密。设如命运与宗教可以允许,我们三人本可以惬意地缔结婚姻共同生活。可我恳求上帝,这座坟墓和天堂可以让我们永远一起。死亡可以赐予我们在世时无法得到之物。
和阿丽丝还有乔安一起,莫尔在死后终于可以踏上乌托邦的海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