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西藏:朱塞佩·图齐的雪域探险与佛教绘画

2018-05-02 20:12:54 典藏ARTCO

美国纽约亚洲协会美术馆(Asia Society Museum)当前举办的“未知西藏——图齐的雪域探险与佛教绘画”(Unknown Tibet:The Tucci Expeditions and Buddhist Painting)展览,是北美首次公开展示欧洲藏学研究先驱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精品收藏。1926至1948年间,图齐曾多次进入雪域探险,不仅拍摄数万张照片,更获得了稀有的宗教唐卡绘画。这些画作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Giuseppe Tucci'),制作年代从13世纪横跨至19世纪,内容包含了藏地绘画多样风格特色与对象主题,显现出西藏文化独特的艺术成就。首席策展人暨艺术史学者德博拉·克林伯格-索特(Deborah Klimburg‐Salter)与修复团队,致力于研究图齐的探险经历与文物收藏,历时长达30年,本次展览即为团队的研究成果。

图齐与其雪域探险

图齐出生于意大利东部玛切拉塔(Macerata)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即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在1915年进入罗马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 'La Sapienza')就读前,便自学汉语与梵文。毕业之后,他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印度诗人泰戈尔(Ran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赏识,应邀前往印度的大学院校任职,在当地教授意大利语与汉语,并积极学习佛教文化与印藏历史。1931年图齐返回国内,次年任职于罗马大学文学和哲学系,开设印度和远东宗教及思想课程。1933年他进一步创建意大利中东暨远东研究院(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并长期担任学院院长,该院亦成为意大利东方研究的智库中心。

图1/《图齐与探险队成员》,1933年,西藏西部,无名氏摄影,Neg. dep. 6089/05。Courtesy of Istituto Italiano per l 'Africa e l' Oriente(IsIAO.)in l.c.a. and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e della Cooperazione Internazionale

1926至1954年间,图齐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长期科研考察(图1),造就了他的学术成绩。从1928到1948年,他与团队成员八次前往西藏,详细记录当地历史、艺术与考古发展过程,为人称道。他们在1933与1935年专注考察西藏西部、1937与1939年聚焦藏区(Tsang)和西藏中南部(图2),1948年则以卫区()为重心。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图齐探险队不但携回文献资料与宗教物品,图齐本人更以此完成多本专著,成为西方世界中藏学研究的先驱。近年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Istituto Italiano per l 'Africa e l' Oriente)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以“梵天佛地”为系列名,陆续出版译成中文的图齐著作,包括《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和擦擦》《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与《江孜及其寺院》等。

图2/《图齐与寺院中的喇嘛》,1939年,西藏中南部,Felice Boffa Ballaran摄影,IsIAO. 6107/28,源自Deborah Klimburg-Salter ed., Discovering Tibet: The Tucci Expeditions and Tibetan Paintings,Milan: Skira,2015,76

从最初接触喜马拉雅地区开始,图齐便意识到当地的艺术、历史与文化遗产正逐渐荒废,他认为此类古迹至少应存有照片记录。诚如他说道“圣迹的荒废,连同时间的流逝,正促进并加速许多包含图像学和历史学之无上价值艺术丰碑的损坏”,并预言性地总结道“毋庸置疑,几年之内,西藏西部的许多佛寺和壁画,将只剩下我们的照片档案”。现今图齐探险队所留下的摄影藏品约有20000张,见证其从1925年11月抵达印度,直至1954年最后一次到尼泊尔考察的田野工作。留存照片所涵盖的主题十分广泛,不仅有古迹、寺院与佛像,还有日常风景和人物生活,这表明图齐希望尽可能捕捉到当地的自然实况与人文场景。这些珍稀的早期照片,已成为获取与研究当时喜马拉雅文化和遗产讯息的宝贵来源。(图3)

图3/《寺院中的诵经喇嘛》,1937年,西藏中南部,Fosco Maraini摄影,IsIAO. 37/1794,源自Deborah Klimburg-Salter ed., Discovering Tibet: The Tucci Expeditions and Tibetan Paintings,Milan: Skira,2015,40

在意大利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里,还存有125幅西藏卷轴绘画,其中一部分即为本次展览陈列的核心。这些作品属于图齐旧藏,后于1962年4月22日进入馆方典藏。图齐所藏画作多来自西藏寺院,通过细验这些作品受污损的情况,可知它们都曾实际地被使用于宗教场所与仪式活动中。后来因住持喇嘛认为不堪使用或急于更新,从而对外释出旧物,进入图齐手中。不久后,受时局战争影响,筹组探险队的科研经费愈显困乏,图齐遂向美国古董商柯寇斯(Corcos)出售藏品,借此获得资金援助以维持田调工作。现在除了罗马这百余幅作品,经图齐过目的名品佳作,散布在美欧地区的文博机构里,例如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弗吉尼亚美术博物馆(Virginia Museum of Fine Art)、鲁宾美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与法国吉美博物馆(Guimet Museum)等。

唐卡

唐卡(Thangka)为藏文音译,指卷轴画之类的作品。创作者通常以各类矿物、植物颜料和其他工艺材料,在锦缎、布帛或纸张上绘制,还有许多以刺绣、织锦、缂丝和堆绣等织绣方法制成的作品。这些画面在造型上基本都布局严谨,无论构图、形象、比例或颜色,都有一定的规范与度量,如《造像量度经》《如来佛身量明析宝论》及《彩绘工序明鉴》等论著。此外早期藏族人民因属游牧部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此类适应游牧形态的绘画形式便应运而生;这突显出其不受时空限制,具有便于悬挂、携带与收藏的重要特征。唐卡绘画还时常被赋予宣讲义理、装饰寺庙,以及让信徒借此累积功德之多功能用途。

就主题内容方面,唐卡与藏人的宗教信仰需求息息相关,可略分为以下三类:首先在民间祈福习俗中,许多佛教吉祥图案与传统纹饰,经常以唐卡形式出现于家庭或寺院里,具有避灾和祈福的效果。此外,就密法仪式实修而言,各个教义派别与修行法门,都有不同的祈祷法像和主尊体系,修行人可使用唐卡图绘,帮助自身进行坛城观想与冥思。最后,唐卡也担负起学科教育解说的重任,除传递佛学知识,还涉及医学、天文、星象和地理等图解说明。西藏唐卡的主要风格种类,有尼泊尔画派(流行于11至13世纪)、齐岗画派(盛行于13世纪的乌思藏地区)、勉唐画派(15世纪之后影响甚巨)、钦则画派(15世纪中期后风行于后藏和山南地区)及噶赤画派(创始于16世纪)。其在藏族固有的工艺传统上,通过吸收印度、尼泊尔与汉地的创作技法,逐渐形成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三宝:佛

这次亚洲协会美术馆展览的演绎轴心,较着重于密法仪式实修上。策展团队希望能以此观点来带领观众,不但进入唐卡绘画丰富的神圣象征世界,更能从中了解修行人的求道证悟之旅。而一切修行之道的基石,便是“皈依”,即开启一切教法与修行的门户。“皈依”即“三宝”,也就是藏人所谓的“殊胜难得者”,分别为“佛、法、僧”三者。三宝第一为佛陀,其功德以三身来表示:法身(究竟身)、报身(乐受身)、化身(示现身)。其中法身以“五智”为表象,即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五智亦显示为五方佛部之报身佛。当报身佛化现为凡夫俗子内眼可见外相时,便称之为化身佛,而释迦牟尼佛便是化身佛的首要例子。

图4/《释迦牟尼佛》,15世纪,西藏西部,65.8×55厘米,MU-CIV/MAO 'Giuseppe Tucci',inv. 963/796,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Civilisation-Museum of Oriental Art 'Giuseppe Tucci',Rome

《释迦牟尼佛》(图4)是图齐于1933年探访藏区西部寺院时所得,在1973年首次公布出版。画面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其结跏趺坐于莲花之上,身着红色袈裟,左手脐前托钵,右手作降魔印。两旁为主要大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分别以“智慧第一”与“神通第一”著称于世。在佛陀之上绘有六座佛塔,为吉祥塔、莲聚塔、菩提塔、和合塔、尊胜塔与天降塔,是为纪念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事迹而修建。在法座之下可见两头狮子,为释迦族的象征代表。在周围出现的众多人物形象,则是格鲁派(Gelugpa)与噶举派(Kagyupa)的历代传承上师及其他菩萨神祇。据图齐的看法,此件作品具有克什米尔(Kashmiri)地区的创作风格元素,可断代于15世纪左右。

三宝:法

图5/《大品般若经》单页,西藏西部,13—14世纪,22×68.5厘米,IsIAO. inv. 1330 A,源自Deborah Klimburg-Salter ed., Discovering Tibet: The Tucci Expeditions and Tibetan Paintings,Milan: Skira,2015,101

佛法是佛陀为利有情众生的智慧展现,以使众生能离开他们所身陷的痛苦与无明。其中最能确切展示佛法的具体之物,莫过于佛经。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与《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意指“佛语部”,是释迦牟尼亲自讲说之三藏四续经典汇编而成;《丹珠尔》则为“论疏部”,主要是佛陀弟子及后世佛教僧侣与学者针对佛经的阐释论述。藏文《大藏经》现存多种版本,其中收录的著述和分类亦有差别。另外,藏文佛经采用印度传统“贝叶经”的形式,外形长条散叶,并在两面书写或印刷,之后把每部或数卷用夹板束为一箧,通常称为“梵箧装”。本次展出的文献为《大品般若经》(又称《二万五千颂般若》,图5)与《小品般若经》(亦名《八千颂般若》),两部皆是大乘佛教初期讨论般若空观的基础经典。

三宝:僧

图6/《那迦犀那尊者》,17世纪,西藏东部,76×50厘米,MU-CIV/MAO 'Giuseppe Tucci',inv. 933/766,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Civilisation-Museum of Oriental Art 'Giuseppe Tucci',Rome

僧伽包括所有依循佛陀证悟法教的修行者,当中以各类罗汉最具代表性。罗汉,梵语是Arhat,为声闻四果之一、如来十号之一,亦指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得尽智,而堪受世间供养的圣者人物。如同展作《那迦犀那尊者》(图6),其梵名为Nāgasena,通常左手握持禅杖、右手端捧宝瓶,相传他与眷属千二百阿罗汉共住半度波山。另一名《因揭陀尊者》,其梵名为Agaja,图像显示他双手合掌于胸前,持握拂尘和吊起的香炉,与眷属千三百阿罗汉共住广胁山中。他们两位都是十六大阿罗汉,共同护持正法、饶益有情。依照风格与内容推测,这些作品可归属“格鲁派”传统,约制作于17世纪,具有浓厚的汉地艺术元素。在藏传佛教中还存有《十六罗汉礼供文》,是修行者每日颂持的仪轨之一,借以祈求加持上师长久住世与佛法遍布兴盛。

三根本:上师

根据佛法金刚密乘观点,三宝还具有“内层”意义,即所谓的“三根本”:上师、本尊、护法。三者皆为修行者的终身依止对象。在许多密教著作中都曾提及,上师是加持根本,以便揭示自心佛性;本尊是成就根本,为了利益不同资质和倾向的众生,诸佛菩萨以多种不同外形的本尊而示现,修行者可依其适性来进行一种或多种本尊的心灵修行;护法则为事业根本,以护卫法教为主,并确保修行者能顺利从佛法各种传承处累积福慧及功德资粮。虽表面上名相称谓不同,但三根本与三宝并无分别,即上师为佛、本尊为法、护法为僧。就“深层”涵义来说,法身为佛、报身为法、化身为僧。

图7/《宗喀巴大师行传》,18世纪,西藏中部,64×44.5厘米,MU-CIV/MAO 'Giuseppe Tucci',inv. 890/723,源自Deborah Klimburg-Salter ed., Discovering Tibet: The Tucci Expeditions and Tibetan Paintings,Milan: Skira,2015,149

完成于18世纪的《宗喀巴大师行传》(图7),是图齐于斯碧堤(Spiti)山谷地区的寺院中获得,该地向来是佛教重镇,有着“喇嘛的土地”之美誉。宗喀巴(Tsongkhapa,1357—1419)是当时藏传佛教改革运动的先锋者,亦为“格鲁派”的开山祖师。画面中大师居于中央,面庞方圆,额头宽平,眉清目秀,表情慈悲,头戴黄色桃形尖帽,为“格鲁派”独有的法帽。其双手持钵于腹前,从中化现两朵繁盛绽开的红莲花,一株在左肩上饰经书、另一株于右肩上饰宝剑,象征大师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化现。在画幅四周边缘处,画家以宗喀巴的生平事迹为主题,描绘一系列他亲至各地寺院讲经说法的场景。藏传佛教上师的传记通常被称为“那他”(藏文为rnam-thar),原有“解脱”之意,能让聆听、阅读或观看者,借由知晓上师行止为学习榜样,得以获致启发并努力修行,直至证悟解脱与觉醒。

三根本:本尊

图8/《大威德金刚》,15世纪,西藏中南部,89.5×75.7厘米,MU-CIV/MAO 'Giuseppe Tucci',inv. 941/774,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Civilisation-Museum of Oriental Art 'Giuseppe Tucci',Rome

观想本尊是密教修行过程中的关键活动,指修持者在诸佛菩萨中,选择与自己有法缘的对象作为本尊,并以上师加持力与自身功德力互为一体,而达到证悟成就。《大威德金刚》(图8)绘制于15世纪的西藏中南部,属于“萨迦派”(Sakyapa)传承体系。大威德金刚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愤怒相,又称阎曼德迦(Yamantaka),意为终结亡者、胜伏死主。在此唐卡中,其以独尊之姿呈现,并无法侣明妃在侧。外观特征为九头(代表佛陀九类教法)、三十四臂(若另加上身、口、意,即为三十七道品)与十六足(象征十六空性),正脸部分则以水牛面孔示众。另外双手结期克印,以示威胁,能发布命令,令世间与出世间畏惧而遵从。右腿收屈、左腿伸张,则表示调伏男女八天与阎罗,譬喻八种成就与自在清静。此位本尊属教令轮身,是成就之根本,在各派的无上瑜伽部修行中极具分量。

三根本:护法

图9/《黑色大鹏金翅鸟》,18世纪,西藏中部,54.3×35.5厘米,MU-CIV/MAO 'Giuseppe Tucci',inv. 981/814,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Civilisation-Museum of Oriental Art 'Giuseppe Tucci',Rome

顾名思义,护法即维持正法与保护修行者,《黑色大鹏金翅鸟》(图9)便是其中一类。大鹏金翅鸟原是印度传说中的大型神鸟,后于佛教里被视为八部众之一,居住于须弥山下层。在密教典籍论说中,此鸟为文殊菩萨之化身,相传其一破卵就能飞翔,象征本初智慧。传世形象大多为头翼爪嘴如鹫鹰,身躯四肢如人类。因为它是龙族之敌,所以常绘其喙咬一蛇,象征吞食无明烦恼。大鹏金翅鸟为三世诸佛菩萨智慧与方便的显现,也代表三世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功德,尤其是在弘法利生事业上的胜利。另外,在护法之上还出现三尊法相,分别是中央的黄帽上师喇嘛、右侧的未来佛弥勒及左侧的金刚手菩萨,据此组合可推断这幅唐卡应该为“格鲁派”修行之用。

密教宇宙观

图10/《胜乐金刚曼荼罗》,16—17世纪,西藏中部,59×51厘米,MU-CIV/MAO 'Giuseppe Tucci',inv. 958/791,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Civilisation-Museum of Oriental Art 'Giuseppe Tucci',Rome

在佛教密宗系统里,通常以体(六大)、相(四曼)、用(三密)三者来解释宇宙观。在六大方面,其视万物皆由地、水、火、风、空、识组成,彼此间随因缘和合而聚集分离。因诸法缘生,遂以四种曼荼罗(mandala,即坛城)涵盖之,为宇宙法界之相状,一一皆无量无边。三密则指称身、口、意,其修法形式为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住三摩地。《胜乐金刚曼荼罗》(图10)便是一个极佳的具体范例。本幅唐卡完成于16至17世纪间,画面中央主尊为胜乐金刚,是无上瑜伽部智慧母续的本尊。其周围方形坛城共有四隅四门,在外侧依序出现金刚圈、八大寒林部和莲花层,内侧则绘制三昧耶轮、身成就、语成就与意成就等相关诸尊。此外,画幅上部列有众多菩萨与法脉传承上师,下部则是护持坛城的金刚护法及修持者与供养人。唐卡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图绘表现,可协助修行人清晰观想,进而迈向神圣的灵性之道,以达证悟成佛。

文|林逸欣,本刊英国特约撰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史与考古系博士,专研近现代中国艺术文物收藏史

资料提供|亚洲协会美术馆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8年5月号。原标题:《朱塞佩·图齐的雪域艺术探奇:纽约亚洲协会“未知西藏——图齐的雪域探险与佛教绘画”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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