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1984，湖滨一个老K党的城市欲望|六公园|南京路|杭州|萧山|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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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作者：大倾城/设计：徐徐/编辑：尤可

特约顾问：章胜贤

1984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杭州华北饭店（浙江省军区第一招待所），一辆锃亮的黑色尼桑轿车爬上陡坡，缓缓停在门廊下。车牌号十分牛逼，10-00071，白底红字，这是当时杭州为数不多的超豪华出租车，全城不超过100辆。开车的师傅姓章，26岁，个儿不高，精瘦，杭州客车旅游服务公司的职工，因为客车公司的客字拼音是K，湖滨一带的踏儿哥就把扎营在龙翔桥的这个公司戏称为老K公司，而司机们就被称为老K党，老K党章师傅此时在等一位德国人，名叫查理。

▲10代表浙江，类似现在的“浙”字，这是新中国的第四代汽车牌照样式，01代表北京，08代表上海这不是当年章师傅开的车，但比较接近。（图片提供：章胜贤，摄于80年代的吴山路）

每次来接老查理，章师傅都会提前守候，从不爽约，他不知道这样的行为早已打动了德国人的心。查理包他的车一包就是4年，包车费每天600元外汇券，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普通人的月工资在30-50块之间，章师傅一天的收入相当于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外汇券可以拿到体育场路的华侨商店、武林广场西侧的友谊商店去买洋货，都是紧缺商品，什么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瑞士手表、茅台酒，当时手里有外汇券的人特别有面子，有人说，“如果钱能说话，那么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外汇券的紧俏性直接催生了延安路、湖滨一带的黄牛、倒爷。

▲当年倒过外汇券的，你们举个手啊！

德国人查理做的是纺织服装生意，德国的服装样品过来，他到杭州来找供应商，章师傅开着尼桑出租车带着二战老兵老查理走遍了整个浙江：萧山宁围、新街，湖州长兴，桐乡乌镇，这些传统纺织手工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在国家政策松动下，开始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坐我车的外国人很多，他们喜欢到杭州来，吃的用的都很便宜，他们看价码牌上就1个0顶多2个0，人民币，高兴，到处都有钱蹭的感觉。现在坐我车的外国人少多了，都跑到江苏南通那边去了。”

最夸张的时候，章师傅一天上海打两个回合，把人从望湖宾馆送到上海南京路和平饭店，车子开得比现在还快，到上海2小时20分，320国道上除了大车偶尔扬起灰尘，几乎没有其他小车，清天白日，两排行道树哗哗后退，速度120码，心情是自由自在。那一年，家和公司都在湖滨的章师傅，月入3万元，刚刚入职报社的编辑每月36元。出租车司机成为杭州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人。

1984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我的名字叫群贤，群贤毕至，当年我开车去哪儿，哪儿都对我十分热情，就连绍兴那边人家办喜事，都会想到来叫我，送我的礼品一堆一堆的，我那时真的是叫吃不完用不完。”

时光微热，1984，人们把它定义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这一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这一年10月1日，人们终于在1959年之后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了震撼人心的大阅兵。“小平您好”的横幅通过转播传遍全球。春风正劲，杭州苏醒，湖滨商圈成为杭州最早感知春江水暖的桥头堡；最受时代欢迎的出租车司机，当年家住湖滨吴山路126号的章师傅，恰恰又是这个城市最一线的观察者，湖滨30余年的变化，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

“我们吃夜饭，端着饭碗，站在吴山路口就能看到西湖，闻到西湖的味道。从一公园到六公园，每一棵大树我都去爬过。想吃鱼就在西湖里钓。你说有没有见过马云，有的，那时他蛮苦的，推着一辆破自行车，经常花5块钱跟六公园的外国人练口语。”

这一年高考三次的马云，终于考上了杭师院，提前过上了对钱不感兴趣但对当老师十分感兴趣的预备岁月；宗庆后还是杭州一所小学校办纸箱厂的工人，同时兼任学校的体育老师，十年后，西藏那曲地上除了牛粪就是娃哈哈的瓶子；长期坚持读报的鲁冠球已经把“钱潮牌”万向节打入了国际市场，3万套万向节被销往美国，创下了中国汽车零部件首次出口美国的纪录；“狂商”冯根生向旧体制冲击，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青春宝”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

▲本地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会议

那一年7月，杭州还召开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头脑风暴会，160余位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讨论了杭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省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悉数出席，会议成果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杭州加速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一个多月后，9月3日，德清莫干山，召开了具有时代影响力的经济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双轨制”改革思路。这个会议以“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位、不讲名气”的五不讲吸引了全国的热血青年，据说论文落选上不了山的年轻人，苦苦徘徊在山下不肯离开。会议后，不少经济学者脱颖而出，进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你们熟悉的名字有周其仁、张维迎、周小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社会与生活都真的开始不一样了，只是不足200万人的杭州，表面上依然宁静安逸：

“上午八点以后，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去菜场的也回来了，整个湖滨是十分安静的，我们听得到各种鸟叫声。”檐前雨滴，静水流深，120元一张的房票就能让一家人有瓦遮头，那是没有房产商的年代，一万个隐秘生活躲在大幕之后准备奔赴这个城市。

因为交通的问题，当时人们还是习惯坐火车到杭州，城站火车站的存在让湖滨成为来杭外地人的第一个目的地，“当时我还去城站接过林青霞，她包我的车逛西湖看楼盘。”城站向湖滨送来志得意满的人，也带走惆怅满怀的客。杭州城站的存在，让杭州的现代商业圈从河街坊、大井巷不断北移至湖滨，这个趋势从民国就开始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变得越来越浓密。湖滨聚集了当时人们购物消费、文化娱乐所需要的全部场所，除了餐馆、电影院、旅馆、浴室，还有图书馆、体育场和从国货陈列馆改建而来的解放路百货商店。

“你不知道，龙翔桥地摊和工联大厦，当年人气有多旺。工联的一楼二楼都是卖小饰品的，每个摊位前都挤满了姑娘儿。因为工联边上就是龙翔桥汽车站啊，从富阳、萧山、九溪、笕桥来的公交车都停这儿，把杭州四面八方的人都送了过来。到龙翔桥一定有车的。”2012年，杭州地铁1号线开通运营，离西湖最近的龙翔桥地铁站，承担14%的总客流量，碾压余下30个站点。西湖像一颗魔力珠，城市里发射出来的街巷都拼命通向它，而湖滨又因为公共交通的导向，成为杭州最敏感而脆弱的价值高地。

十头城门围成的区域是老杭州们认为的合理生活区，湖滨这一块那自然是最好的。记得以前杭报宿舍造到了四季青外，也就是现在炽手可热的钱江新城，老杭州同事哼了一声说：乌鲁木齐里一套大房子和我有啥关系？意思那个地方和乌鲁木齐、西伯利亚一样偏远。只是老杭州们启动和城市一起成长的战略有点晚，很多人错过了杭州房产价值猛涨的黄金十年，直到不断调控出现，时代从黄金走向白银。“我们原住民的梦想就是想回湖滨，年纪大了回到出生地，这个地气才算接上了。”八十年代的湖滨对原住民而言，尺度太适宜了。没有横亘几个街区的巨大单体建筑物，相隔不远的一条条东西向小街，让孩童都能轻易走到湖边。湖滨是土著的游乐场，是游客的出神地。

“湖滨，我们老一辈叫旗下，这个地方啥东西都有啊。”最早富起来的这批人，喜欢去望湖宾馆喝早茶，台湾人来开的正宗的广式早茶，一顿茶可以吃到十点钟，夜宵呢，就去龙翔桥“坐地户”开的大排档里吃，王大姐的家常菜、二盅的呛腰花糯米藕、新开元的炸鳝段都是老K党章师傅记忆里的美味。最辉煌的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龙翔桥大排档从傍晚五点开业喧闹到凌晨四点，十几家店，每家少说有二十几张折叠桌一直摆到路中央，三教九流、喝五吆六，满地小海鲜价廉物美，一桌小酒菜有滋有味，这是杭州元气最饱满的地方，无论贵贱，龙翔桥一坐，都是大哥。

“除了吃，还有玩。在龙翔桥赚了钱的男女老板们包我的车去六通宾馆、花港饭店、南屏饭店舞场跳舞，跳交谊舞；夏天包车去浙江宾馆游泳，冬天去湘海池、明湖池、平海池浴室里泡澡，搓背修脚，水包皮，那真的是舒服，那叫享受人生。我嘛，上海最好的浴室，浴德池也去泡过。我当时开车，全国各地都去，北京、深圳、西安，走来走去，我还是觉得杭州最好，湖滨最好。你说我挣了那么多钱做啥了，当年有两辆车就可以开一个出租车公司的，我不想弄，我就喜欢自己开车，游山玩水、自由自在，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八十年代，湖滨“靠位儿”的男女图片提供谢光辉

“为啥呢，要想通。有一年快过年时，我们四个老K党约了一起吃饭，其中一人，我们一直等他，一直没等到他，到现在再也等不到……他叫张玉生，是把孩子送到少年宫后开回松木场的路上，被两个外地流窜犯给劫杀了，光天化日，那么热闹的地方。尸体被抛到了余杭，车子给扔到了苏州。那几年，我们老K公司有4个司机被劫杀，受伤1个。”风风光光是面子上的事，步步惊心是自家晓得的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我们当年赚钱赚得越拼命，后来就越想过安耽的日子。”

八九十年代，莆田人到杭州来的很多。新侨饭店当年出过一个枪击案，死在酒店房间里的是一个叫阿强的黄牛，倒外汇的，一提箱的美金不翼而飞。后面查来查去，线索都指向了福建莆田，那边用美金换走私货。杭州民间的美金最早是两岸关系松动后，返乡的台湾人带来的。外汇黑市交易串联起了浙闽沿海经济发展的地下逻辑。在国家政策和法规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有人会做一些想不到的生意，比如鳗苗。

“那可是软黄金，每年春节前后，杭州湾一带就有鳗鱼洄游放籽，长出的鳗苗，一条收过来8毛钱，卖给日本人可以卖到好几块。莆田人就要倒这个鳗苗，每回来收两包鳗苗，价值五六万，这些鳗苗需要保温充氧，大巴里没法弄，他们就包我的车回莆田，走一趟2000元。我一个人在浙江福建的群山里头开，当年车匪路霸还蛮多，都是一村子的人，落单司机会拿他们没办法，我的胆子蛮大的，就一关一关闯过去。过了两年，国家明令禁止倒卖鳗苗这个事了，我就不给他们开车了。”拼命挣钱走四方的章师傅，最终还是输给了湖滨温柔乡。“全国最好的地方就是杭州湖滨，可惜我们后来都被搬迁了。”他说完这个话，带着我去走了一遍吴山路。“闹，格里就是我们的老房子，现在是IN77，原来有两个里弄的，现在都看不到了，都是商场了。小辰光，我喜欢在自家二楼，看对面房子，冬天看屋檐下的冰凌，夏天看屋檐下的雨滴。”

杭州1984，湖滨一个老K党的城市欲望，到2019年，刹那明了，那就是回到湖滨，回到最初那个有西湖味道的家。

只是湖滨温柔乡随着原住民的撤出，接下去就要进入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时代，一个飞快更新迭代的湖滨，一个边跑边落下一些东西的湖滨，会有更多的【秘密】被揭开，等你开启。

▲2019年，与章胜贤提供的顶图同一个位置的吴山路风景

▲作家金宇澄在《繁花》里说上海人经常不响，书里用了1500多次的“不响”二字，不响是不语、沉默、不说话，但这个词腹诽得很，让人猜不透，可能是有意见但不愿意表态，也可能不同意，还可能是很反感，或者是根本就麻木没意见，或者其他意思。上海人不习惯进一步说明，很多时候都要靠听的人自己体会，可以说“不响”是上海人的一个性格。

那只想游山玩水过安稳日子的杭州人，他们的性格又是怎样呢？郁达夫大概是对杭州人没啥好感的，除了他老婆，写过两篇文章说杭州人的通病：意志薄弱、外强中干、小事机警大事糊涂、自命清高、只解欢娱，风雅倒很风雅，浅薄的知识也未始没有，小名小利，一着也不肯放松，最厉害的尤其是一张嘴巴。又说杭州人喜欢杭儿风，“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吃了大亏呢，还自以为是，自命为直，说自家是“杭铁头”，这是他总结的民国时的杭州人，杭州人喜欢说“搞搞儿”，大事情做得蛮像小事情，爱玩，放任，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杭州人的特性是怎样的，你们来留言说说看。

▲改革开放40年，做了40年出租车司机的章师傅在采访快结束了，贡献了一个老司机才会有的杭州打车秘技，按照此法，你能顺利地在繁忙地段打上车：你看马路上行驶的出租车，里面特别干净的，一般都是模子汽车，做固定生意的，那你只要扮做游客就好了，说好普通话：师傅，哪儿有杭州土特产卖啊？他就一定会拉上你。他的任务不在于你一定要买东西，而是能到商店去走一下就好了。走一圈出来，啥也不买，任务完成，你去目的地就好了。哦，当然这是在网约车叫不到的情况下，我给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