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EPC+F模式是否会成为中国国际工程发展的强心剂|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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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HighwayOutlook

在国际工程投资需求不断扩大和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集成的背景下，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驱使业主和承包商主动寻求更大效益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商业模式。在这一趋势下，“EPC+F(工程总承包+融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整合项目融资与承包环节，在帮助业主解决资金来源的同时，充分发挥大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融资、设计、采购、施工的全环节竞争优势，推动了企业规模的扩张和效益的增长。

什么是EPC？EPC+F又是怎么样的？

EPC 是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EPC+F模式是应业主及市场需求而派生出的一种新型项目管理模式，F为融资投资，EPC+F即融资 EPC，即工程承包方为业主解决部分项目融资款，或者协助业主获取中国甚至国际融资以启动项目。该模式是未来国际工程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

其实EPC+F早就有了，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初期，国家没那么多钱投进去，都是让私人或者其他国企投资搞起来的，有些投资商本身就是公路施工的承包商，顺带也就把公路承包了。正如我在开篇介绍的，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垫资干活儿的，少量投资撬动大项目的，通过自己关系介绍银行给业主直接贷款的。

从EPC+F中的融资方式来看，目前市场上可选的融资手段丰富多样，包括权益融资、商业贷款、两优贷款、融资租赁、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等。近年来，相对低成本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简称“优买”)得到诸多工程承包企业的青睐。由此衍生的在政府合作框架下(G2G)优买类EPC+F商业模式，指的是为配合国家政治、外交和商务需要，利用政府间合作机制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具有一定优惠条件的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开展的EPC+F国际工程承包业务。

1.优越性

首先，采用G2G优买类的EPC+F项目所在国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较快，但基础设施建设陈旧落后逐渐成为发展的瓶颈，对于尽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十分迫切，同时也面临较大的融资难题。而出于资本的逐利性，私人投资者的工程建设投资资金往往流向市场环境更为稳定、法制体系更健全的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私人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这一模式从根本上帮助项目所在国业主解决了筹措资金难的源头问题，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等国际工程项目的落地实现变成可能，项目经济性更可观，为业主的项目价值实现创造了机会。

其次，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能够促进项目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增加服务提供和推动减贫，从而使社会发展步入充满活力的新轨道。G2G优买类的EPC+F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一般是关乎项目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政府需要的大型综合民生类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正外部性，我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双方政府合作的框架下承包国际项目，能极大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实在在地为项目所在国创造效益。

最后，G2G优买类的EPC+F项目是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强大支撑。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作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载体，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将我国的资金、技术、装备、产能和人员等资源和发展中获得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与所在国分享，也带动了相关的上、下游产能，机电设备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了双方国家的经贸往来，维护了双边的外交关系，践行着与相关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使命。

2.局限性

第一，由于这类政府框架项目本身就属于特定的政策性项目，合同落地的过程与商业类项目区别很大，一般不需要制定公开招标机制进行公开招标，企业前期与政府的充分沟通带来了合约的排他性，因而此类项目往往利润水平更高，风险更小。而长期在这种保护环境下生存的承包商会造成所谓的“温室效应”，企业抵御风险和参与市场公开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将受到抑制。重新回归到在完全竞争的商业市场环境下，其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降低。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种运作模式中，既有对方国家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提供的足额且有效的主权担保，又有中信保的出口信用保险或企业担保等增信措施，虽然这一机制本身为借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机制，但也将项目还款风险几乎完全都转移给了对方。因此，对这一贷款模式的过度依赖也会造成银行对项目实际收益能力评估的放松，低估项目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由于这类政府框架项目本身就属于特定的政策性项目，合同落地的过程与商业类项目区别很大，一般不需要制定公开招标机制进行公开招标，企业前期与政府的充分沟通带来了合约的排他性，因而此类项目往往利润水平更高，风险更小。而长期在这种保护环境下生存的承包商会造成所谓的“温室效应”，企业抵御风险和参与市场公开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将受到抑制。重新回归到在完全竞争的商业市场环境下，其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降低。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种运作模式中，既有对方国家财政部或中央银行提供的足额且有效的主权担保，又有中信保的出口信用保险或企业担保等增信措施，虽然这一机制本身为借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机制，但也将项目还款风险几乎完全都转移给了对方。因此，对这一贷款模式的过度依赖也会造成银行对项目实际收益能力评估的放松，低估项目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承包商在EPC+F的项目更多地从建设环节的经济可行性和工程建造可行性考虑，倾向于掩盖运营期的收益风险。而对项目的全寿命周期而言，实质上加大了项目的生存和运营风险，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项目的盈利水平。一般来看，完整的国际工程项目的收入项主要有运营期的运营收费、政府的相应补贴和退出时的资产残值等，支出项有原始资本金、建设期投入、运营和维护费用、财务和管理费用等，而处于建设期的承包商为了保障建设质量和品牌影响，从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诉求出发，可能会造成支出项下的建设投入增加;金融机构若从强调国家主权担保的角度审核，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忽视项目本身的还本付息、盈利和生存能力的调研，这两个结果叠加会造成项目的支出增加，收入降低，最终导致项目在全寿命周期下实质的净现值降低，回收期延长，严重时甚至导致项目搁浅、重新谈判。

第四，由于EPC+F的商业模式也只完成了产业链的融资和工程建设环节，这一过程通常只需要3-5年时间，而没有拓展到可持续盈利几十年之久的后期运营、维护等高附加值环节。一个具备长期生命力、良好收益和树立企业品牌的国际工程项目，应该是集建设和运营为一体，尤其是集中资源优势做好后期的运营和维护等高端价值服务，不仅可增强企业在项目所在国、周边区域甚至全球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而且为项目国创造更为深远和长久的经济贡献和社会效益。

第五，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顺利实施还受到项目所在国的政策限制和政局更迭、国际金融组织的融资限制和合规审核等因素影响。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工程业务在国别市场上的继续扩大，不断向欧洲、澳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延伸，遇到新的国家政策限制也就接踵而至。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薄弱，铁路、公路、港口等都需要更新换代，目前又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偿债能力不足，十分依赖外资，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中东欧国家中的欧盟成员国需要遵守欧盟统一政策，欧盟对于国际工程承包的举债权限、技术标准、安全健康和环境以及设备使用等都有严格要求，以国家主权担保的借款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欧盟的财政制约，中国标准和规范也很难被业主接受，在劳务人员方面，中东欧国家也持从紧的签证政策，这些政策门槛为企业进入该区域国别市场造成了障碍。

在与我国政治关系一贯良好、区域合作稳定发展的国别市场开拓G2G优买类EPC+F项目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由于我国提供的优惠出口信贷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优惠援助，当项目所在国的国家债务达到一定规模后，不仅有些国家会借机抛出诸如“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同时项目国的反对势力或激进派以此为依据扰乱国内政局稳定，甚至当政府换届更迭时，新的执政党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政府框架项目重新审核评定，造成承包商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包括IMF、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国际金融组织对国别贷款额度和企业合规经营也在进行着相应的金额约束、门槛限制和合规审核等，防止发生国家债务危机、滋生腐败事件等，这对执行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企业也提出了严峻考验。

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我国国际工程承包行业将势必发展到新的业务高度。在现有G2G优买类EPC+F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合力优势，有助于国内企业走出国门，赢得更多国际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