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答案】当年于丹的粉丝分化了，一部分上升瞧不上她，另一部分被更年轻的教主抢走了。

如果以一名学者的标准要求于丹，她不可能得到很高的分数；但就“教化”的效果而言，于丹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个案。于丹的出类拔萃之处，不在于她的思想穿透力，而在于她全面的表达能力。据说，几乎所有跟于丹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超凡的语速，清晰的吐字，一阵阵的排比句，无数段的古诗文，几十分钟，她不需要停顿。”对于学术体系内部来说，这不构成真正的“核心能力”，但这种本事让中学生程度的听众接受并激动已绰绰有余。

就内容而言，对《论语》这本已被言说了无数次的文化经典，于丹选择的切入口也非常有意思。她将《论语》简化（如果不是歪曲的话）成了一本讲述“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书，其中的道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这种饱受诟病的讲法，确实可算于丹的聪明之处——她找到了观众最渴望的欲求，然后带领他们一起“改写经典”。由于中央电视台的意识形态权威性和她自己头上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头衔，观众当然乐于相信他们在愉悦中聆听“真正的经典”。

李泽厚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指出：“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从老人到小孩都愿意接受于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也许更加彷徨、苦闷和心理的不平衡。于丹适应了这种需要。我刚才说了，虽然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真情难得，人际关系淡漠，每天都在计算金钱，这些都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感觉更加贫乏。没有宗教，没有寄托，为人处世没有准则，生活意义没处寻觅，等等。所以讲一些孔夫子的东西，能够安慰他们，启发、引导他们。”他还指出，是否涉及“道”（“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易中天与于丹的分野。他将于丹比喻成基督教牧师般的“布道士”，已经潜在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如果一个牧师不能借助《圣经》引领子民亲近主，那么保持《圣经》的学理纯洁又有何用？

可是，在回答“您有没有想过做一个布道者？”的问题时，李泽厚明确地表示了拒绝：“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以前有人问我对学者从政从商怎么看，我说那很好啊，为什么要所有人都挤着做学者呢？每个人的才能、性情、境遇都不一样，人应该按自己的主客观条件来做自己能做和愿做的事情。”

那么于丹又为什么被很多人抛弃呢？

一来，是大众文化遵循规律，喜新厌旧是必然的。所谓“过气”是每一位明星都逃不过的宿命。

二来，从2007年到现在，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大都市的文化水位线，也在升高，很多人不只是寻求“答案”，而且是寻求“靠谱的答案”，最好能主动寻找，问答网站的热潮说明了这一点。

三来，“走红”一般都应对着“焦虑”，面对社会中下层的焦虑，自媒体时代有了更便捷更好喝的鸡汤，比如咪蒙和娃娃。于丹这样的反而又显得太复杂了。

总而言之，当年于丹的粉丝分化了，一部分上升瞧不上她，另一部分被更年轻的教主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