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1日，第8战区副司令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派出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我方进行谈判。胡公冕原是党员，后投靠了国民党，对我党一直是同情的态度。
当时整风运动刚进行到一半，康生在胡公冕到延安的前一天晚上，进行大逮捕行动。人数不可考，师哲回忆超过400，并且这些人都是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明下，被秘密逮捕的。
3个月后，康生在一场大会上，做了一份堪称“恐怖”的报告。朱德当众反驳，表示不满：“你的意思是不是，开过会后，我就不该再信任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了？是不是说，我该担心自己被捕？”朱德说完，不待康生反应，就回到座位坐下。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确有联系，1943年7月，胡宗南曾对延安有想法，制定好计划准备进行突然袭击；因此事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我们地下战线的同志熊向晖曝光，遂作罢。
有特务是有特务，但数量绝对没有康生抓得那么多，否则我们还怎么抗日，怎么跟顽军斗？
因为康生的“抢救行动”，闹得实在太大，影响过于恶劣了。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特地以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发来一封电报。季米特洛夫是前共产国际主席。共产国际当时已经解散。
从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开始，季米特洛夫就开始跟我们频繁打交道。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与我们的联系也没断，尽心尽力地协调莫斯科与毛主席的关系。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革命，做了两大公认好事：一是推动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二是大力援助红军，帮助我们发展。其实，季米特洛夫还有一大功绩，那就是巩固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7年11月底，王明来到延安，毛主席表示“这是一件喜从天降的大喜事”，进行了热烈欢迎。可一切的美好，仅保持10天不到就消失了。毛、王之间出现意见分歧。而这，其实是早已注定的。
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曾提醒说：“你回去后并不能代表共产国际，你离开中国太久，对中国的革命实际不太了解。所以你回去后，应以谦虚的态度，尊重中共的领导同志。”
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朱老总和毛主席。他还不留情面地对王明说：你不要自封领袖了。王明的作风，季米特洛夫早有耳闻，他并不喜欢。
王明没听季米特洛夫的话，一回来就又想搞原来在中央苏区搞的那一套。1938年9月，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转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问题，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将这口信，传达中共全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地位和威望，是后来人无法想象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无疑是力挺了毛主席，严厉打击了王明的上蹿下跳。
1943年年底，季米特洛夫给毛主席发去的电报，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毛主席的孩子，在莫斯科的学习情况。第二件，是康生弄出来的政治问题。
季米特洛夫告诉毛主席，自己要讲的话，是基于私人友情。他希望毛主席能阻止康生，不要把周总理等人排除出党，应该把他们这些人留下，让他们继续为党工作。
其实，季米特洛夫明显多虑了，毛主席从没有这样的意思，周总理也不可能被康生弄得“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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