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是国家授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也是对军人综合素质和贡献的一种肯定。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名实行军衔制是1955年。
那一年，我军一共授予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0余名少将。向守志就是800名少将中的一位，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时，向守志只有38岁。2017年，已经100岁高龄的向守志回忆1955年授衔时说：
“肩上灿烂的金星，使我感到江山一样厚重的责任。授衔、授勋使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新步伐，跃上了新高度。”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时开始酝酿实施军衔制，除了积极作用，也有许多问题。毛主席就从没有正面肯定过军衔制的作用。中央后来决定实行军衔制的初衷是非常美好的，1955年，军衔制正式实施时，中央军委的指示明确指出：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军衔制度的正确实施，将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心，发挥他们在战斗中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并鼓励各级干部努力上进，从而促进部队的军事、政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军衔制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逐渐出现了“官兵不平等”、“军民有别”等丢掉革命传统的不良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军衔制并不是根本的问题，而是因为实施军衔制时，我军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还没有解决。
首先是理论不足。当时，我军很多人对军衔制理论研究和认识的不足，很多人关注的是军衔的表面作用，如职务高低、薪资待遇、职务晋升等，对军衔制的实质性作用缺乏清晰认识。如规定严格科学的编制体系，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体系，引导和规定军人的发展路径，提高官兵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等。
这就为军衔制实施后出现各种问题埋下隐患。
其次是军衔制度、条例不完善。这方面不过多展开论述，如对女干部授衔的规定偏于严苛、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分类过于机械等。
总之一句话，由于军衔制度、条例不完善，难以适应军队发展需要，不仅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这就造成军内外逐渐普遍对军衔制产生失望情绪。
最后是内外形势发展的原因。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开始考虑进一步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将军衔制（还有部队的工资制）列入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毛主席曾在一次会议中提出：
过去战争年代没有发薪水、没有“花”(军衔)，实行官兵一致，拥政爱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发薪水，有了“花”都要分等，分什么将、校、尉，可是还没有打过仗，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干部)。
外部的原因则是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我军当时的军衔制是仿照苏联建立的，毛主席非常关注部队的反修防修，“军衔制”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1964年8月，中央军委首长贺龙、罗瑞卿向毛主席和中央请示降低官兵薪资的问题，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与此同时，贺龙又提出：“要不要一起取消军衔牌？”
毛主席立马回应：“取消，我早就想搞掉它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很快出台取消军衔制的实施办法，并向全军征求意见，结果大部分人都赞成取消军衔制。
196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取消军衔制的决议。至此，我军实行十年的军衔制被取消，进入长达20余年的无军衔状态。被称为“头上一颗红星，两面革命红旗”的65式军装面世，在部队延续使用了20余年。
毛主席曾评价说：“赞成回头，回到老红军身边。只要有红星、红旗，其他都吹。”
不过，取消军衔制逐渐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军无军衔制的弊端愈发凸显，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交流、出外执行任务时，经常出现非常尴尬的情况。
80年代初，胥光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率我军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进行军事交流，美方询问胥光义的军衔是什么？
胥光义将军心里清楚美方是要以他的级别安排接待的规模和规格，但是胥将军却难以回答，因为当时我军早已取消了军衔制。
最后，还是美方层层上报后，美方综合评估后给他“估算”了一个级别：“四星上将”。邓公得知这件事后，说了一句话：“实行新的军衔制，该提上日程了！”
取消军衔制后，不仅很不利于我军进行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而且导致领导指挥体系的诸多不便，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恢复军衔制迫在眉睫。
早在1980年，邓公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主张恢复军衔制，他的理由除了便于指挥和便于国际交往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可以激励先进。
1982年初，中央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恢复军衔制”并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而是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以前军衔制的弊端和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对于1988年新的军衔制度，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指出：
“这次实行的军衔制度和1955年实行的有很大不同。是学习前者，而不是照搬。新的军衔制度可以切断1965年以前实行军衔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如果恢复军衔制度，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必须提出来。”
新的军衔制实施前，我军完成了精简整编和领导班子大幅度调整、新的军官军衔条例等准备工作，邓公更是十分关注，提出了“新的军衔制搞得简单些，不再设立大将和元帅”等合理化建议。
随着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这样军委决定1988年国庆前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临近授衔的时候，在一次重大会议上，不少老将和老同志们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一方面害怕再次出现之前军衔制的问题，一方面又害怕推倒毛主席取消军衔制的决策，会背负历史骂名。
邓公为此除了进行耐心的解释外，还主动担当：
“一定要搞新军衔制，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出了事，我负责！”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这次新军衔的授衔仪式。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1988年10月1日，我军新的军衔制开始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再次拒绝授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服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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