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客|四朝大总统的洋顾问,对中国充满了误解

2018-11-27 09:35:57 网易历史

编者按:他们来自泰西之地,不是救世主,亦非食人魔,在东方追寻飘渺的使命,却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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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启风,媒体人,长期关注民国史,从事历史写作。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建立一周年之际,莫理循成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首位“总统政治顾问”。此前,他长期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影响遍及海内外。莫理循此时投身政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顾问的待遇优厚,每年3950英镑外,还能获得往返英国的旅费及两个月带薪假期;二是期望通过帮助袁世凯,将中国引上正轨。

然而,莫理循在几年的时间里,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大总统的政治顾问,也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最终只能黯然离去。

一生热爱冒险

莫理循是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他的父亲老莫理循是一名数学教师,后来在季隆创办了一所学校。1859年,老莫理循和同样来自英国的丽贝卡·格林伍德结婚。三年后,他们的长子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出世。

从少年时代起,莫理循就热爱体育和冒险。18岁那年,他瞒着家人,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探险——孤身一人沿着澳大利亚南海岸徒步652英里。此行的日记在一本周刊上发表,成为莫理循文字生涯的起点。此后,莫理循一直“在路上”:上大学时驾着独木舟,航行1500多英里;作为船员,他去过南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屿……1883年,莫理循甚至还带领一支探险队,深入到尚未开发的新几内亚岛上,被那里的土著人用长矛刺穿了脸部和胸部。

伤愈后,莫理循重回校园,1887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为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莫理循辗转美国、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甚至还在报上刊登求职广告:寻找一份陪伴残疾人旅行,并提供医疗服务的工作。他1890年回到澳大利亚时,几乎身无分文。

莫理循的求职之旅没有就此结束,他在澳大利亚辞去外科医生工作后,前往远东,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游历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开始对这个东方国家产生兴趣。于是莫理循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冒险精神,从上海出发,延长江向西,经湖北、四川、云南三省,直到缅甸,行程3000多英里。这次西南之行的见闻被写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伦敦出版。出乎意料,莫理循这本书上市后广受好评,成为一时的畅销书。

新书大卖让莫理循信心倍增,他决定放弃自己坎坷的从医生涯,去追求儿时的梦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他被朋友推荐到《泰晤士报》,顺利通过面试。莫理循先是在暹罗锻炼了一年多,随后被派驻中国,成为《泰晤士报》的驻北京记者。这是1897年,莫理循35岁。

展现社交天赋

莫理循初来乍到,既不懂中文,又不了解中国各方面情况。他后来写道,“回忆起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我就不寒而栗”“我是两眼一抹黑,工作不熟悉,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我无知透顶。”好在莫理循有着让人惊叹的社交天赋,很快打开局面。

旅澳学者骆惠敏编的两卷《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有近2000页,收录了上千封信件。骆惠敏认为,“莫理循可能是当时中国交游最为广泛的人”,甚至超过任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的赫德。

北京大学的窦坤博士也曾统计,莫理循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期间,结交的知名外国人士至少有100位,包括各国驻华外交官、外媒驻华记者,及外国传教士等。同其有交往的中国人,更是上至王公大臣,下到贩夫走卒,无所不有。尤其是1902年,莫理循结识了袁世凯。通过这些人脉,莫理循建立起自己的消息网络,监控着中国政坛的风吹草动。

莫理循在北京的十几年,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时刻。先是变法失败,爆发戊戌政变;又是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进京;待一切平息,清廷被迫下诏革新。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袁世凯都是主要的参与者,自然成为莫理循的重点报道对象。

义和团之变后,莫理循在给同事濮兰德(曾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信中说,“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尤其“袁世凯多年来比任何其他官员和我们联系更密切。他跟我们商议之频繁、请教之谦恭,是暴动前不曾有过的。”不久,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海军将领,精通英语)就成了袁、莫两人交往的中间人。

为袁世凯疾呼

辛亥革命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莫理循。革命期间,他为《泰晤士报》撰写了大量报道,从革命前夜的政局变动、武昌起义后的南北争战,直到议和成功、清帝逊位。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窦坤博士将莫理循的这些报道编译成了《直击辛亥革命》一书。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能让袁世凯主掌革命后的中国,莫理循在舆论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仅1911年11月里的一周,他就写了《肃亲王信任袁世凯》(11月10日)、《袁世凯的任务》(11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11月14日》、《袁世凯与革命》(11月16日)、《袁世凯和起义军的要求》(11月18日)等多篇报道。随后,莫理循在11月21日为袁世凯做了一次长篇访谈,帮他澄清了当年出卖维新党的传闻。

11月26日袁世凯的接见,使莫理循不再满足于用笔影响革命,他决定去现场“冒险”。莫理循带着厨师、杂役,坐着袁世凯为他安排的专列,一路向南,先是直达汉口,后来又去了上海、南京。作为西方主流大报的知名记者,革命党人也希望通过他的报道,让西方各国看到新生共和国的真实面貌。莫理循趁机游说革命党人,如果让孙中山或黎元洪当总统,各国政府都不会同意 ,“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他的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为高。”莫理循对此颇为得意,甚至天真地想象,是自己三言两语说动革命党人,让他们签下让袁世凯当民国首任大总统的许诺书。

这还不算,莫理循见日本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又连续拜访或致信日本驻华外交官,历陈支持袁世凯的重要性。莫理循大概也知道,日本政府不太可能在意一个外国记者的建议,于是回归老本行,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披露日本反对南北议和,干涉革命的意图,向日本施加压力。后来日本确实不再坚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和莫理循的努力无关。

莫理循在革命期间的种种活动,未必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好在后面一切事情的发展,都是照莫理循期望的那样展开的——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共和国统一南北。在题为《中国第一位总统》的报道中,莫理循兴奋地写道,“祝贺的电报从中华大地,从香港,从檀香山的华人社区,从海峡殖民地,从菲律宾、旧金山、墨西哥等地如雪片般飞向袁世凯。”随后的一篇报道,莫理循更是言简意赅地将之题为《中华民国》,写下各国对袁世凯的欢迎,“当选总统袁世凯今日友好地回访了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美国公使及其他各国公使均已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他精神矍铄,表示对国内局势的发展非常满意。”由始至终,莫理循的一切报道都是站在袁世凯立场上,驳斥革命党,以及宣扬新政府。

总统政治顾问生涯

莫理循在驻北京记者的本职工作上,做的可谓相当出色,为《泰晤士报》撰写了很多独家报道。但是记者的薪酬,不仅让他无力维持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那里收集了各种各样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资料,甚至当他50岁,想要开启一段新的恋爱时,都捉襟见肘。莫理循最初的计划是从《泰晤士报》领一份退休金、卖掉图书馆,然后回到澳大利亚。然而,在报社高层看来,莫理循中年才加入《泰晤士报》,又想提前离职,没有享受退休金的资格。

恰在此时,已经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向莫理循伸出橄榄枝,希望聘请他为总统政治顾问。这是一个既能改善经济状况,又可以实现理想的工作,莫理循几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同他一起成为顾问的还有精通法律的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人古德诺等。

为能对得起这份高薪,莫理循1912年8月在伦敦接受任命后,就立即开始工作。他给老东家《泰晤士报》去信,反驳那些认为中国革命后将陷入混乱,甚至崩溃的观点。他在信中说到“总统与黎元洪、孙文之间的友好关系”“贸易的复苏以及物资繁荣程度的不断递增”“目前掌控政府的人员的优良素质”,以及中国“行政体系中初见成效的改革措施”等。对这位老员工,《泰晤士报》誉之为“中国事务第一权威”,但不完全同意其观点,“此信可以使许多事情恢复本来面目。但是,话说回来,对于时局,我们依然无法像莫理循博士那样表现出全然的乐观态度,并且担心,中国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外界对于莫理循的选择,持两种极端看法。一种认为他由记者从政,能在中国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我能想到的最好祝愿是,您的名字将与中国的复兴休戚相关”。溥仪的英国师傅庄士敦来信说,“您的选择是《泰晤士报》的损失,是中国的巨大收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莫理循身份的转变,将使他多年积累的信誉毁于一旦。一位日本记者即指出,“过去一直到现在,你都是一个批评者,而现在你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后的一个角色”,那么立场自然不再客观。至于这两种判断孰是孰非,很快就有了答案。

被击碎的乐观愿望

对于“顾问”这个职位,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真正的闲职,通常什么都不要做,每月按时领薪水就好了。莫理循则不甘于此,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找活儿干。他为中国财政平衡、边境谈判、外交政策,以及参加“一战”及巴黎和会,撰写了大量“备忘录”。然而,莫理循所做的一切,都不被中国政府所重视。他的好朋友、同是澳大利亚人的端纳说,莫理循“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忠告是易于提供的,中国人也听从忠告,可是他们仍然自行其是……他充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时候,拥有比现在高两倍的威望和加三倍的影响力。”

1913年5月,莫理循为找些事做,不得不给蔡廷干去信“你何时有空,我想同你谈谈。我羡慕你有那么多的工作可做,而我却难有机会做点事。”他当时想帮中国解决云南和印度的边界问题,但“从外交部得不到足够资料”,只能祈求帮助,“我自信能在解决云南边界问题上切实效劳。然而遗憾得很,我比早先当《泰晤士报》记者的时候,更象是蒙在鼓里,什么也不能知道了。你必定操劳过度,我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助你一臂之力。”

在总统政治顾问任上,莫理循最大的意义或许体现在对外宣传上。1914年6月,莫理循刚回伦敦休假,《泰晤士报》的记者就上门了。莫理循一如既往地表示中国很好,袁总统也很好。同时,他还不忘批评一下革命党,“将中国的现政府描述成是一个反动的专制政府是不公平的”,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要求太过分了,他们想要一步便从最远古的专制体制跨入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代表制政府、他们的急躁和冲动虽然本意很好,却误入歧途,逼着大总统不得不进行干预。”紧接着,莫理循向英国读者介绍了袁世凯政府中诸多曾留学欧美的高官(如孙宝琦、章宗祥等人),反问道:“说这样一群人是倒退和反动的派系,岂非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用今天的话说,莫理循当时真是一个实实在在心向东方的“中国通”。

对于自己在其中的私心,莫理循从不讳言。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希望在改善中国财政收入,以及解决蒙古、云南、西藏等边疆问题上有所作为,“我抱着并非不光彩的雄心,想为中国做点事情,在我退休以前,留个好名声。”到了1915年,莫理循的乐观已经被无情地击碎了,他在当顾问的几年里,从内部看到了中国的“真实”现状:“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在口头上说说,指导改革的规章起草了上千遍,而人们认为只要草拟出规章法令,改革就算是完成了。”

莫理循在对中国失望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也让他极为痛心。莫理循说,“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形势本来很好,这个国家自行维持得相当成功,它的财政义务都已履行,可是这项帝制运动一下子搞乱了一切。”

历经袁世凯去世后的诸多政治变动,莫理循在1917年12月给端纳的信中,终于对中国有了客观的看法:中国“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袁世凯时代,人们还能够推断大致将来可能发生的事。现在缺少了一个中心人物,何况,即使有了政策也不明确。想判断将会怎样是徒劳无益的。”此时,莫理循知道,自己继续留在中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身后是一段传奇

如果没有“总统政治顾问”的任命,莫理循应该早就退休回国了。仅仅经过几年,莫理循厌倦了作为摆设的顾问生涯,而中国政府也日益无力支付顾问们的高昂薪资。

莫理循在出任顾问的第三年,即1914年,就已经在思考变卖财产,为回澳大利亚安度晚年做准备。莫理循最重要的财产,是他20多年来收集的海量图书。莫理循当上顾问后,空闲时间很多,一方面藏书数量成倍增加,另一方面维护成本亦让他难以承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说到,“我正在为把它卖掉,稍稍做些尝试。前些时,有人问我是否有意出售,我说想卖。假如能按照我的要价卖掉它,我就可以退休返回澳大利亚。”1917年,莫理循将他的图书馆——包括20000本书,4000本小册子,2000本地图和刻本,卖给了日本的岩崎久弥男爵,售价是35000英镑。直至今天,这些书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莫理循另外的财产,还有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房子和地皮。因为他家中来往客人众多,以至王府井大街当时又被称为“莫理循大街”。对此,莫理循十分开心,“我尽自己所能及,推广这个路名,因为这可以为我的产业做广告,提高它的价值。据说有一家公司打算出价收买我的这块地皮,在那里建造一座‘莫理循大厦’。”莫理循的商业头脑实在让人叹服。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莫理循为中国代表团修改了说贴,以使他们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更多主动权;此外,他还改变了对孙中山的看法——“如果我在多年以前像现在一样欣赏孙逸仙的人格,中国的历史就可能改写。”1920年,58岁的莫理循在英国的赛萨克斯郡去世。

参考资料: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西里尔·泊尔《北京的莫理循》、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彼得·汤普森等《中国的莫理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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