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客|牛津汉学教授:孔子和拿破仑,谁更伟大?

2018-11-26 08:52:39 网易历史

编者按:他们来自泰西之地,不是救世主,亦非食人魔,在东方追寻飘渺的使命,却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

作者|何书彬,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原《看历史》杂志记者,现厦门“故事岛”工作室主编。本文为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873年,汉学家理雅各向香港做最后的告别,他想到三十年前初到东方的情形,就像是一个梦境:

“在香港港口,一个无月之夜,你就像置身于一片幻境中心。整个海湾都因数百条船上的灯光而明亮起来。每一条船桨入水,水面上都会泛起闪闪点点的粼光……还有山上其他一些层层叠叠闪亮着的灯火,一层高过一层,直到逐渐淡化在云层里。入夜,你上床安歇,又在拂晓醒来,凝望着这座城市,这座从海上升起的城市。”

在这座城市里,他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身份转变,系统性地将儒家典籍翻译为五卷本的英文版《中国经典》。

这是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中国古典经籍,也是《四书》、《五经》第一次成体系地传播到西方。

到中国去

1815年,理雅各出生在苏格兰的汉德利小镇。幼时,他在父亲的藏书室内发现一本写着中文的小册子,那些文字如天书般难以辨认,那柔滑如丝的纸张带有遥远东方的神秘气息。

后来,当理雅各成为一名汉学家。他认为,那是上天对他的召唤。

1839年,伦敦会派遣理雅各去马六甲传教,“特别是去协助发展设立在那里的英华书院”。该书院的创办者米怜,即理雅各所见的那本汉文传教册子的作者,他也是理雅各的汉德利同乡。

任职之初,理雅各即目睹了一场荒谬的辩论。一名传教士带着理雅各参观华人宫庙,碰巧遇到华人渔民正在祭拜妈祖。这名传教士大声指责渔民“愚蠢荒唐”;渔民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双方展开了一番口舌大战。尚不熟悉中文口语的理雅各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英华书院的情况也难以让理雅各感到满意。该书院的目标是培养一批华人传教士,但当地华人更愿意将之视为一所学习英文的学校,以便熟练掌握了英文后到新加坡等新兴城市去谋生、经商。事实也的确如此,理雅各曾经挑选了三名学生随他一起回访英国,并将他们作为“传教团带回的第一批果实”引见给维多利亚女王。让他感到的难过的是,这三名学生后来都放弃了服务教会,其中,两个人从商,另外一个加入了黑帮。

辛苦布道却难以让华人真正地皈依,这是初至东方的传教士面临的普遍困境。对此,很多传教士都激烈地指责华人道德麻木,理雅各却在反思后认为,传教士应抛弃那种虔诚的傲慢自大倾向,和华人进行双向的沟通,而非单向的宣教,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需要了解华人和支撑着华人生活、风俗的中国古典文化。

1843年,理雅各把传教站迁移到香港,随后开始以难以想象的勤奋,着手翻译《四书》、《五经》。白天,他是一名传教士。这让他只能想方设法挤出其他时间来做翻译。每天,他凌晨3点即起床,然后工作到8点。晚上的时间,他也常常用以翻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一页接着一页的忙碌,就像是登山。如果你站在山脚下,因为距离以及山之陡峭,你会踌躇不前,脚几乎不听使唤,甚至一步也移不动。但是,紧紧腰身,开始上路。你会气喘吁吁,痛苦地呻吟,可是,最终你到达了顶点。这样,假以时日,我将站在《诗经》的顶点,手持《易经》之基石,而快乐地大声欢呼。”

1861年,理雅各出版了《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的英文译本),此后,他稳定地每隔几年,即推出新的一卷。

1872年,内含《春秋》、《左传》的《中国经典》第五卷分两册出版。

1873年,和东方离别的时刻来了。就像当年孔子在周游列国十余年后选择了返回故土讲学一样,他选择了返回英国向人们讲解那个古典又带有梦幻色彩的中国。

审视中国

在返回英国之前,理雅各特意去了一次山东。对此时的他而言,这就像是一次朝圣之旅。

进香者把长长的拜神香举过头顶,闭上眼睛,默默祈祷,把长香插入香炉,然后对着大成殿跪拜,掌心向上。旁边还有一个小伙子像司仪似的喊着口号:“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这是当今孔庙里常见的情景——孔子不被当做一名伟大的导师,而是被当做一个可以向之祈福的神仙。大成殿里高悬的牌匾上写着:“万世师表”、“斯文在兹”。如果孔子可以看到如今的场景,他会感慨“斯文扫地”吗?他会觉得殿外的跪拜者看起来很虔诚,实际上很滑稽吗?

在理雅各看来,当一个人选择了跪拜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也就丧失了自由。

1873年,理雅各在泰山上的孔子庙里,即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对此,他毫不客气地写道,那些进香者,看上去就是“完全迷失甚至精神退化了的人”。

另外一件事则让他感到既尴尬又伤感。他发现,自己雇佣的两个手推车车夫都是孔子的后裔,而且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对此,他写道:“这让人想到,我们这些‘蛮夷之人’将被圣人的后代用手推车推着穿越中国。这一世家竟然听任自己的后代像其他中国人一样沦落为文盲。我们获悉在曲阜城内没有一所免费学校。孔府后人每年从政府获取一大笔收入,据说是8000英亩或4000英亩的收入,但大部分人却享受不到这种怜恤的好处。他们能够为自己做点什么呢?一切照旧。”

壮观的孔林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写道:“我们面前延伸着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大约30英尺宽,1英里长,两边栽种着优质柏树。走到林荫道尽头,我们进入一个大园子……有石豹、石麒麟、模仿了明陵样式。”

在孔子的墓前,理雅各想到孔子受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崇敬,“陷入到对安息在土地之下的这个人的深思之中”。带着一种比较的心情,他想到了之前参观圣赫勒拿岛拿破仑墓的经历。他不禁做了一个比较:孔子和拿破仑,“这两个人谁更伟大一些呢?”他自答,应该是孔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对他如此众多的同胞产生过如此持久而且深远的影响,而且他阐述的有些道德和社会学说,永远也不会失去其价值”。

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比较,是因为他深受卡莱尔式英雄史观的影响。卡莱尔是一名年长理雅各20岁的苏格兰思想家。在卡莱尔看来,英雄是心灵和道德上的巨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失去了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个时代也就失去了它赖以维系的精神基石和思想情感的正确朝向,势必堕落成精神上的侏儒,被一种琐屑细碎的、缺乏精神信仰和心灵激情的庸俗现实所覆盖。

那么,为何当时的中国人一边跪拜孔子,一边又远离了孔子的教诲?

在理雅各看来,这是因为,一方面统治者完全以绝对君权的需要来解释儒家经典,变儒学为帝王学,从而实现对文化阶层的思想禁锢;另一方面绝不允许有人启蒙民众,任由民众在精神麻木中度过一生。

以《中国经典·春秋》为例,由于翻译底本为康熙御纂《春秋》,且理雅各的翻译并不仅仅是将中文直接翻译成英文,而是附以大量的注释以及长篇绪论,所以,从中可以看出理雅各对御纂经籍的看法。

比如,在注解“晋赵盾弑其君”一条时,康熙《春秋》详述臣弑君之罪,但理雅各仅只是以《左传》对此的一条注解交代了弑君过程。他还在《春秋》英文本绪论中为赵盾辩护:“赵盾,一个有尊严和人格的人,被灵公派刺客追杀,又被放狗追咬,被迫逃离国境,快要出境时,赵穿弑君,盾折返回晋。在我看来,他唯一的过错是事后仍任赵穿于朝廷,但有一种可能是,他没有任何权力处置赵穿。即便他处死了赵穿,是否就得到了正义?也是颇有疑问的。考虑到如此众多的条件,我们是否认为赵盾犯了弑君之罪?”

又如,关于“归生弑其君夷”一条,康熙《春秋》驳斥了《左传》责咎于君的言论,称:“君虽不君,臣安可以不臣乎?”对此,理雅各针锋相对地在译本里补足了康熙《春秋》所删节的《左传》段落,并批评康熙《春秋》避而不谈君王之责,只是肆意谴责臣子。

再如,关于《春秋》“不书”吴王、楚王之葬,康熙《春秋》对此的解释为,这是“尊王”和维护“天下”秩序之需,即只有周天子才是“王”。理雅各则认为,这些注解无视楚、吴两国在春秋末年后来居上的历史事实。他还针对当下评论说,清廷官方应及时改变观念,“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一直领先世界的优势已经丢失……所统治的“天下”,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中国只是存在于这个地球上,在地图上标示的一个特定区域……如果他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坚信他们所信奉的义例(如《春秋》“不书”之例),结果将是十分有害。”

为什么对同样一部《春秋》,理雅各和清廷官方的解读如此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两方在做解读时,所持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清廷而言,其特别在意的,是《春秋》的“经世致用”之功,即通过对《春秋》的解读,巩固帝制。因此,康熙《春秋》不但任意删节《左传》等书,甚至穿凿附会、随意褒贬、乃至无视事实。

对理雅各而言,他认为解读《春秋》,应仿照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以严肃的学者身份考证史实,并发表意见,指导读者阅读。

“西国儒宗”

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更是难上加难。这些经籍成书时间很早,之后的各家注疏又汗牛充栋,令人莫衷一是。即便对一个中国学者而言,要全数解读《四书》、《五经》也并非易事,不然不会有“皓首穷经”一说。

所以,理雅各需要一名翻译助手。有西方学者曾致信他,建议他寻找一名精通满语的中国助手,零距离了解清廷的官方意识。对此,理雅各予以拒绝,在他看来,“即使在当今的朝代,很多最杰出的学者以及最高级的官员都勇敢地提出并坚持不同于官方意识的解释。”因此,他认为,他需要是一名有着鲜明的独立意识的学术助手。这样的人,在当时的香港很难遇到。它是蒸蒸日上的自由贸易港,也是汉学家眼中的文化沙漠。

1862年,启蒙思想家王韬因遭清廷通缉,逃亡到香港。得知这一消息后,理雅各立刻联系并邀请王韬担任他的翻译助手。

在理雅各看来,王韬就是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最聪明的中国人”。

王韬,苏州人,自幼在父亲的引导下读书,九岁即遍读《十三经》。青年时,应传教士之邀,进入当时上海的编译出版中心墨海书馆,又研读了大量的西学经典。他这样的履历,使得他和理雅各的合作非常顺利。二人先后翻译了《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和《礼记》等五部经籍。

王韬自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自此杜门削迹,一意治经”。

理雅各则对王韬的助力大加称赞。在《中国经典》第三卷前言中,他写道:“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矣。彼于1862年岁暮抵港,于吾潜心研究所集之巨量藏书,特加赞赏,不时取用。并以满怀热忱,进行工作,随处为余解释或论辩。彼不特助余工作,且于工作辛劳之际,并为余带来乐趣也。”他还在一封信中写道:“盖除非为一流之中国学者,否则,于余殆无若何用处。余固未见有人能及于王博士者也。”

“论辩”的结果,是王韬和理雅各的互相影响。

仍以《春秋》为例。王韬治《春秋》,与康熙《春秋》背道而驰。

比如,康熙《春秋》以“尊王”为第一要义,而且越是在周天子权力不济之时,就越是努力编织“尊王”理论。对此,王韬认为,在春秋之世,周天子已经承认事实,不再以“天子”自居,当鲁桓公弑君自立时周天子不仅不征讨还主动承认鲁桓公的名分即是明证。

再如,王韬反对康熙《春秋》一味地贬斥臣子,为自作自受的君主开脱责任。他认为,那些因一己之私造成国家动荡的诸侯,没有理由得到后世的同情。

1867年,理雅各返英探亲,王韬也随同前往,并旅居英国两年有余。对王韬来说,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他在异域致力于《左传》的训诂考证,自述:“使余不遇理君招游英土,得以专心殚心于训诂一门,则亦惟沉溺于词章之学而已,乌能涉猎圣经贤传之津涯哉?”他应邀到牛津大学演讲“大同”之说(理雅各现场翻译):“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近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他和理雅各书信相答:“理君屡有书来,谓梦寐间仿佛与余晤对一堂,商榷文字时也。”

毫无疑问,在王韬看来,和康熙《春秋》的编者比较起来,他和理雅各才是真正的儒士。

1873年,当理雅各最终返回英国定居,二人长期的合作也宣告结束。王韬不但认为理雅各是“为往圣继绝学”的“西国儒宗”,还在《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一文中,像称赞一名传统中国的大儒那样称赞理雅各:“先生独不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覆,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亟器通,大抵取材于孔(汉经学家孔安国)郑(汉经学家郑玄)而折中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

1876年,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1897年11月26日,理雅各在牛津讲课时突然中风倒地,三天后,溘然长逝。

他的《中国经典》丛书,至今仍为西方汉学界眼中的标准译本。《中国经典》不但成为了近现代西方人了解中国、认知儒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也成为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对此,英国汉学家翟林奈曾这样说道:“五十余年来,使得英国读者皆能博览孔子经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参考文献:

1.[美]吉瑞德(著)/段怀清、 周俐玲(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英] 理雅各(著),齐英豪(译),《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3.罗军凤,《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4.罗军凤,《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与晚清经学革新》,《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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