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作者身份考: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人写的?

1917年维也纳手记:百年前的世界面目全非?

奥地利可能缺面粉,但从不缺作家(以及华尔兹)!

不要对意大利人放《拉德茨基进行曲》,除非你想打他!

学物理的犹太人搞出了相对论,还打死了奥地利首相

德国人大腿那么粗,俄国人哪来的第三条腿?

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但你得先把咖啡钱结了

埃尔温·隆美尔?就那个小个子中尉?

因为十月革命升职是什么体验?

奥斯曼苏丹不喝酒,只喝发酵谷物汁?

怎么让一个奥派去推销国债?

撩捷克妹子的时候不要扯上美国人!

凯末尔的法语是数学老师教的?

17年在雪中结束,18年从烤鹅开始!

笨蛋,划边界的时候要用脑子不是尺子!

感冒咳嗽老不好,多半是被秘密警察盯上了!

给沙皇的大舅子递烟一定要注意姿势!

哈布斯堡的王子怎么非要落草去当哥萨克?

维特根斯坦家的人只剩一只手也能打字弹钢琴!

100年前的维也纳之春!

左手情人右手浮世绘,才是世纪末的维也纳!

霍尔蒂累了,他想当海军司令!?

戈林中尉请注意身材,莫德尔上尉盯着呢!

找弗洛伊德看病应该给他钱还是罐头?

攻略1918年的理科女生不能靠闪电战!?

再没有雪茄抽弗洛伊德就真的要死了!

既然犹太人都是亲戚,为什么还要搬到以色列?

法国人就像盖茨比的绿灯,等是等不到的

给红男爵插死亡FLAG的是容克斯博士

我的女友不可能这么有卡里斯马!

5月5日,星期日,在柏林,中雨。

在维也纳我们常说“只有一个首都,那就是维也纳!只有一个贼窝,那就是柏林!”,但这个星期当我在柏林的宾馆里给面包抹上人造黄油的时候,心里却充满了对维也纳的同情和愧疚。就在那位进步党的大学者韦伯先生向我夸奖维也纳的粮食状况之后不久,在四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这个星期二,整个中欧都知道维也纳的面粉库存终于见底了。这对那位学者先生来说或许会有些尴尬,但维也纳大学给他开的小灶想必不会受到市政配给的影响;罗特和穆齐尔吃的是军人的配给,所以这次的危机也不会饿到他们。有趣的是1914年杀害了斐迪南大公的那个年轻人普林西普这星期在监狱里死了,他因为不满二十岁所以没有被判死刑,我不知道维也纳和整个世界的近况是否会让他瞑目,抑或陷入永远的不安。

唯一令我感到担心的还是我的管家奥托先生。虽然A夫人给家里的接济应该还是稳定的,而我也在出发前叮嘱奥托先生优先保障自己的营养,但那位老仆人也许依旧会忠实于他那属于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道德感,继续把他认为“多余”的罐头和面包施舍给境况越发可怜的贫苦孩子们,然后在公共食堂里坚持与市民们共患难——当然,在战争的第四年里所谓“市民”的范畴已经从糊纸盒子的工人扩张到瓦格纳大师和弗洛伊德博士。饥饿几乎平等地降临在这些与粮食生产和分配链条最为疏远的阶层头上,就连街头的那些反犹主义者也知道区分犹太人医生和犹太人粮油店老板了。

至于对我个人而言,这场危机最大的影响大概就是它制造出来的外交麻烦。在4月30日当天,管理我们帝国全境粮食配给制度的共同食品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那就是在多瑙河上拦截从罗马尼亚去德国的运粮船——这倒是一个符合左翼对“帝国主义”定义的事件,委员会确实在无法调和国内矛盾的时候制造了更多的国际矛盾——然而那些船毕竟是属于德意志帝国的,不是属于阿比西尼亚或者某个马来亚苏丹的,于是解释这些行为的责任就落到了我和冯·罗登阁下的头上。

事实证明,德国人对这件事依旧不甚介意,他们总是在重申一番德奥同盟的义务之后话锋一转,说 “不过我们毕竟还是在罗马尼亚取得了胜利,只要我们能够完成在布加勒斯特的谈判,这一切都可以用条约的方式解决!”,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果然就在第二天,冯·罗登阁下告诉了我德国代表团已经抵达维也纳的消息,可以想见我们的外交部将如何化作一片盛产妥协与许诺的麦田,而那帮德国代表将如何像耶稣一样在其中任意采撷。

现在想来,这段时间在斯帕的外交工作简直是我人生中最无聊的时光,还不如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餐厅里偷看布尔什维克的农民代表往嘴里塞炖牛肉有意思。很显然说话有分量的德国人都不在乎我们,而在乎我们的德国人说话又都没有分量,现在就连身后的维也纳也逐渐不需要我们了。因此当这星期施莱歇尔上尉邀请我和他坐同一班火车去柏林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名字竟令我这个维也纳人感到期待乃至惶恐。这里当然有深入贼窝的那种惶恐,但也有作为一个曾经爱过、如今又陷入到爱情中去的男人的惶恐。和这些惶恐相比,甚至连我手头上的这份差事都算得上令人安心了。

是的,随着时间进入五月,我们的卡尔皇帝即将在德国上演的这出赎罪戏剧的大纲也逐渐清晰起来。这将是一场重演于20世纪的卡诺莎之辱,我们软弱而易于被佞臣操纵的皇帝将从密谋和背叛的巢窠——维也纳启程前往象征着胜利和希望的比利时斯帕大本营,向他那亢奋而果决的长辈威廉表达诚挚的歉意,并从此在两国之间结下牢不可破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纽带。这是德国人理想中的政治剧场,冯·罗登阁下将代表奥地利方面参与导演的工作,然而在这出感人的中世纪戏剧的幕后总是有些的属于20世纪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作为一位哈布斯堡君主,我们的皇帝应该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柏林接受怎样的外交待遇,以及当他的火车离开柏林前往斯帕时,沿线的警跸要如何安排——毕竟威廉不是什么教宗只是另一位君主,而我们的皇帝肯定不能真的光着脚从亚历山大广场走到比利时去。这些就是我需要负责的事情,或者说就算这些事情都已经被德国人全盘包揽下来,我作为唯一一个有点闲工夫的奥地利人仍然有在场确认的义务。

于是我就在斯帕的站台上遇到了施莱歇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遇到了我。“没想到在这看见您了,维也纳的阁下!”当时他正在和三个穿着海军制服的军官说笑,不知怎的看见了站在远处一言不发的我,于是径直朝我走了过来再把我往人群里拉,“我正在跟这些伙计们说你是怎么搞定了柏林议会的那帮家伙的!”说着他仿佛像在动物园里介绍长颈鹿一样挺起胸膛:“这位维也纳来的先生跟进步党的政治家们谈笑风生!上个星期我让柏林的议员先生们抨击了一下奥地利皇帝的议和举措,结果所有批评都被他化解了,他还和那个韦伯先生交上了朋友。你们得多跟他学学!”这个夸张的描述让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上个星期发生的事实,但还没等我开口,施莱歇尔又把话头抢了过去:“这些海军的伙计都是上个星期和您一样接受了议员质询的可怜人,只不过他们比您还可怜,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还得去柏林参加听证会!”

这时火车的汽笛已经鸣动起来,我们只好先坐到车上再继续之前的对话。我和施莱歇尔面对面坐着,另外两位校级军官在对面座椅靠近走道的位置上坐下来之后就开始打瞌睡,完全没有给最后那位年轻的海军中尉留地方。而他似乎又对施莱歇尔有些畏惧,于是我只好为他腾了个位置,让他坐在我旁边,但这么一来车厢里的气氛就显得有些尴尬。“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小伙子可不是您平常轻易能见到的,”打开局面的果然还是地位不高不低的施莱歇尔,“他是我们潜艇部队的艇长,名叫卡尔·邓尼茨。”说着那位邓尼茨中尉对我用柏林口音说了一句“幸会”,然后继续像一名列兵一样把视线忠诚地转向施莱歇尔。

“他本来应该在基地里待着的,但既然前两天议会要召开关于无限制潜艇战的听证会,我们只好找他来出席作证了。”施莱歇尔则继续看着我,用无奈的语气说道,“很显然我们的议员先生们对上个星期的访问结果很不满意,所以……”这时那位邓尼茨中尉板着脸小声打断他:“上尉先生,我觉得还是不要向友国军人透露太多潜艇部队的情况比较好。”官只比他大一级的施莱歇尔却全然不以为然:“没事艇长先生,我是负责政治的人自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事实上你们的这场听证会本来就是个公开场合,换句话说假如这位奥地利的阁下愿意,他换身便服来列席旁听也没问题!”

接下来的行程里,那两位校级军官当然还是在打着瞌睡,我不太确定到底是他们并不把帝国议会的质询当回事还是他们本来就和这场听证会没关系;施莱歇尔则当着我的面跟那位柏林的中尉讲解听证会的流程。当然,说邓尼茨中尉完全被施莱歇尔牵着鼻子走是不公道的,在施莱歇尔用假设的语气向他展示听证会上可能遇到的意见时,邓尼茨真的会板着脸与他争论“不,先生,我们不是普林西普,潜艇战的本质是消耗战不是恐怖主义!”“您不应该让政治家来过问这些问题,军需部的那位格勒纳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坦白来说有些话既冒犯了我也冒犯了施莱歇尔。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这位中尉感到同情,他的拘谨乃至强硬不完全是对我的提防或畏惧,而是一位普鲁士平民军官在即将到来的政治麻烦面前彻底的茫然无措。

军需局长威廉·格勒纳,现在是施莱歇尔的后台。他将在1932年作为魏玛总理下令取缔冲锋队

不过事实证明柏林的政治家们对折磨这些军人没有什么兴趣。到柏林之后我本应尽快去卫戍部队的司令部开会,不过施莱歇尔坚持要开车带我一程,于是我只好坐上那辆没有轮胎的梅赛德斯跟他们一道去了趟帝国议会。施莱歇尔说他要先去给听证会开个张再去把我引见给卫戍司令,而根据之前的经验我以为这是个耗时十五到三十分钟的差事,可没想到施莱歇尔只用了五分钟就带着那三个人从议会里出来了。“上帝啊,我竟然忘了今天是五一节!”施莱歇尔撇开那三个稀里糊涂的军官冲我大笑起来,“而且今年还是卡尔·马克思的一百周年诞辰,所以社民党议员全都翘班去开大会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今天的听证会开不成啦!”

这时我注意到那些海军的人脸色都不好。果然那两个校官很快就不耐烦地走到施莱歇尔身边,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借口就从议会门前离开了,我们面前只剩下那位板着脸的邓尼茨中尉孤零零站着,于是他就变成了施莱歇尔手里最后的工具:“看来那两位长官在柏林另有公干,但这场听证会还是要开的,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不过你不用太担心,我会把它运作成闭门听证会,这样你的压力就小很多了。这两天你没有别的事吧?”板着脸的邓尼茨中尉只好摆出一副滑稽的委屈表情说:“我还能有什么事,我的基地都被英国人炸了!”但愿这位可怜的家伙今后永远也不会被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找上门。

和卫戍司令部举行的会议无事可记,柏林人认为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根本无足挂齿,与其担心沙文主义刺客“惩罚”卡尔皇帝还不如多关注一下城北的治安状况,那里的工会在人员构成和武装程度上已经和黑帮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我在会后的闲聊中提到施莱歇尔恰恰就是在城北给我订了一家酒店的时候,卫戍部队的人爆发出一阵大笑:“那您可算进了贼窝子啦!您千万别穿这身制服在那些筒子楼里乱窜,也别穿体面的衣服,最好连这口音也一把改了!”

坦白来说我并不喜欢被这些柏林人嘲讽的感觉,不过他们的建议的确是有道理的。正像施莱歇尔说的那样,今年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我所在的街区里到处都是画着镰刀锤头、甚至列宁头像的红旗,而我们帝国的军帽很容易在晚间被错当成警察。我知道卡尔·马克思认为宗教都是精神的鸦片,不过这种弥漫在他的追随者之间的气氛在我看来无疑是末世论式的,仿佛在先知降临的一百年后,预言中的审判就注定发生,而我不得不承认活在当下的人只要看到了柏林的这副模样,就很难对这个弥赛亚提出反驳。

不过即便在这种时候,柏林对我仍旧意味着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到柏林后的第二天,我坐在亚历山大广场西南边的那家咖啡馆里,酝酿着这几周来写给M的第一封信。周围是在那个预言中必将被毁灭、现实中也快要被活活饿死的小布尔乔亚住宅区,我必须来得很早才能点上一杯咖啡,或者牛奶——是的,我只点了一杯牛奶,还有那首10多年前的老歌。那位年轻的招待对这种怪异的要求没有丝毫介意,他肯定不知道同样是在14年前的今天,曾经有一位维也纳来的年轻人也点过同样的一杯牛奶和同样的一首歌……哦可怜的卢迪,你不在的这些年里实在发生了太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