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军和国军有哪些区别?张学良是这样说的

2016-10-24 10:59:06 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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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蒋介石在峨眉山听说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到了陕北,他十分沮丧地对左右说:“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其实,这并非什么“人力不及”的宿命之因,而是各路红军在“北上抗日”旗帜下,结出的团结之果。

长征本是一次失败后的大撤退,最后却变成了向胜利的大进军,其力量转变的奥秘在哪里?在漫漫的万里长征中,红军一直处于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遭到动辄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然而却善于以弱胜强,迭挫强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系列绝处逢生的奇迹,无论是四渡赤水战役,还是大渡河战役,还是过雪山草地,都可谓绝处逢生的奇迹。为何能绝处逢生?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诸如:“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号召力凝聚力;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但有条极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团结奋战。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各路红军始终凝聚在“北上抗日”大旗下,团结协作、遥相呼应。在整个长征的前后,各路大军相互协同,相互支援,处处体现出红军部队之间的团结友爱和协作精神。团结奋战,无疑正是长征胜利的一大力量源泉。

一、红25军的战略先导作用

红25军作为一支年轻的部队,被称作“娃娃红军”,从1934年11月开始孤军长征,却最先圆满完成长征。1934年9月18日,红25军到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随后同红26、27军组建了红15军团。壮大后红15军团,不久,夺取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迎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安家打好了基础,因此被誉为“战略先导”。

值得一提的是,红25军尽管势单力薄,却颇有大局责任感。在长征途中就主动为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出了不凡的贡献。红25军长征到陕南后,已建立了巩固的鄂豫陕根据地,但当他们从敌人缴获来的《大公报》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后,为策应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主动作出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25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从根据地撤出主力后,他们在双石铺活捉胡宗南的一个高级少将参议,进一步证实:红一、四方面军确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25军立即决定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一四方面军北上的计划。红25军一度截断兰州到西安的公路,由于没有电台,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不上,之后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部队等会合。

红25军撤离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留下的武装编为红军第74师,在陈先瑞的率领下,灵活机动地转战20多个县,歼敌40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毛泽东曾专门表扬红74师:“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1]

1935年11月初,红十五军团迎来了中央红军主力陕甘支队后,随后与中央红军共同发起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共歼敌一个师零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毛泽东高兴地评价直罗镇战役“为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二、中央红军的战略主导作用

中央红军对长征团结奋战方面的贡献可谓功高至伟。集中体现在保卫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顺利到达陕甘地区;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长征,最终确定了整个红军最终的落脚点;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先后发起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壮大了陕甘根据地,给其他各路长征中的红军进一步安好了家;中央红军还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建立西北大联合,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在一年后会聚陕甘根据地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安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1936年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中央红军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策应行动。1936年7月27日、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连续致电彭德怀,要求西方野战军在完成西征战役第一阶段任务之后,配合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聂荣臻率领红1师和骑兵第2团主力组成的特别支队南下静宁、会宁地区,9月14日占领将台堡,10月初红十五军团派骑兵团奔袭会宁,将会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为会师扫清了前进道路,提供了场所。

为迎接三军大会师,中央红军也筹集大批粮食、衣服,给红二、四方面军。先期到达会宁的红一方面官兵为了迎接会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会宁一带粮食和水源都很缺乏,条件相当艰苦,接应部队除了向老百姓购买粮食外,还将自己每天3餐改为2餐,尽量节约水窖里的藏水,力求把更多的粮食、水和住房留给四方面军的弟兄。红一方面军无论在后方前方,积极筹款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棉裤。广大指战员还动员起来,用拿枪的手,学着做针线活,把羊毛织成毛衣、毛袜、手套,准备送给二、四方面军战友每人一件礼物,有的衣服上还绣上“欢迎阶级兄弟”字样。一些战士一人就织了十多件毛衣、毛袜,忙不过来,就边行军边织,场面十分感人。

10月1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进抵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和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聂荣臻政委派红三团肖锋同志带一个连,将一百只羊,五十头猪,三百套棉衣,五百匹布和五万块大洋送给红二方面军。[2]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也送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并每人给了一套棉衣。红1师师长陈赓领着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纵队司令员杜义德到师部,向他交接了给四方面军准备的粮食、肉、菜以及柴草等,还派人把红军被服厂赶做的冬装、手套,和战士们自己动手做的许多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鞋等一一送交红四方面军后勤部。杜义德和一起的同志们看到这些,流下了感激的热泪。他紧紧握着陈赓的手说:“好同志,太感谢你们了!”陈赓笑着说:“义德同志,你们太辛苦了!不用谢,这是党中央的一点心意”。二、四方面军的红军战士们望着这些织有“欢迎阶级兄弟”“会师留念”等字样的毛衣、手套,捧在手上,暖在心中。许多同志当时都舍不得穿戴,把它留作永久的纪念。感激地对红一方面军的战友说:“好同志! 你们关照得真周到!”而一方面军的同志关切地说:“你们爬雪山,过草地,辛苦了!”

三、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摆渡”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为吸引在陕甘地区的胡宗南部的注意力,以及向东迎接红25军,以部分兵力发动陕南战役,迫使胡宗南不敢南下,既为嘉陵江战役的发起打下了基础,同时也破坏了蒋介石从北面派兵参与“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1935年3月至4月间,红四方面军发动气势恢宏的嘉陵江战役,一举突破川军53个团的防线,歼灭川军1万余人,调动和牵制了大批川军有生力量,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而且,这场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成功,完全扰乱了蒋介石筹划“川陕会剿”计划,威胁着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心——成都,对中央红军转战云南,巧渡金沙江作出了有力的战略配合。

除了作战之外,红四方面军还在情报上支援了中央红军。考虑到中央红军日夜征战,没有足够时间收听敌台,红四方面军电台就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主动跟踪敌台,破译电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发给中央红军。后来会师后,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称赞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发挥了作用。四方面军电台,正如毛泽东赞誉的那样,是茫茫黑夜里行军的灯笼,帮助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况,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从红四方面军的角度来说,红四方面军虽然经历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但除去张国焘本人的问题外,整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忠诚革命、心向中央,在维护整个红军的团结方面功不可没。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长征,以及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战略策应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会师前后为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作出的贡献。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北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筹集大批粮食和衣服。考虑到川西北高原气候寒冷,四方面军号召各部队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作为送给红一方面军的慰问品。徐向前根据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途中出现的“炊具容易丢,炊事员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的经验,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随作前锋的第88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一方面军的吃饭问题。在茂县的部队还出现“熬盐迎亲人”的动人事例。

6月17日,两军在懋功的达维会师,两支兄弟部队开展了互相慰问的活动。当李先念得知聂荣臻骑的骡子在宝兴过铁索桥时损失了,就热情地送给聂荣臻一匹骡子,后来,聂荣臻就是靠了这匹骡子的帮助,长征到达陕北。红9军司令部把十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送给中央红军红九军团司令部。红四方面军从北川、茂县、理番至懋功的沿途,络绎不绝的马队、耗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送到中央红军驻地。

会师之初,徐向前提出:中央红军“长征跋涉,不无疲劳”,应“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3]7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等方面军领导人得知,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兵员损失较大,只剩下1万多人,而干部保存较多,于是主动向中央建议,抽调红四方面军3个建制团3800多人充实红一方面军,同时从红一方面军中选调部分优秀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中任职,对促进两军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携手过草地后打的一个大硬仗包座战斗,堪称红军团结奋战的一个典例。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考虑到中央红军长征远道而来减员太多,徐向前又主动向中革军委提出由红四方面军夺取北上的必经之路包座。包座有胡宗南部有一个团扼守、一个师驰援,工事坚固,火力很强。红四方面军第30和第3军一部,在徐向前指挥下,8月29日,以伤亡上千人、牺牲一名师长的代价,歼敌伍诚章第49师4800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计划,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参战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过草地后,是未经休整而投入战斗的。指战员们强忍着饥饿与疲倦,充分表现出了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五大战斗作风”,毛泽东在战后曾高兴地表扬他们道:“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胡宗南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支刚刚走出绝境的“饥疲之旅”,居然能够出敌不意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蒋介石“长围高困”的新战略因此又遭到了破产。

“九九密电”事件后,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其余部队不久南下。南下红军在朱德、徐向前等指挥下,进行一系列作战,吸引了蒋介石中央军主力薛岳部4个军14万左右的兵力和川军的主力,在军事战略上,无疑对红二、六军团是重大的配合,同时,对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减轻了很大压力,为其顺利北上胜利客观上创造了条件。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进行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获得胜利,随后进行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后期遭到失败,但此役客观上吸引了蒋军注意力,减轻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压力,为其经营陕北根据地间接作出了贡献。

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南下红军,百丈失利后,向西进入甘孜、炉霍、道孚地区后,建立了博巴革命政权,发动藏民扩红、筹备粮食,经过几个月的苦苦等候,终于在1936年6月西康甘孜迎来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减轻其当面军事压力。红四方面军派出4军及32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止李抱冰部堵截,将其阻于雅江以东,无法西进;控制了康南咽喉,割断了康定敌军与巴塘敌军的联系,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侧翼的安全,为红二、六军团通过康南到康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向前在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动员会上特别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在贫瘠的地区,拿什么礼物送给即将到来的兄弟部队呢?朱德总司令号召大家献计献策,经过研究,最后决定用当地特产的羊毛捻成线,织成毛衣、毛裤、毛背心等,送给红二、六军团每人一件,这样既能表现兄弟间的革命情谊,也可作为北上御寒之用。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南下红军为前来会师的2、6军团战友织了两万多件毛衣裤。红88师筹集购买了大批牛羊和粮食,准备慰劳长途跋涉而来的红二、六军团军的战友。红四方面军对饥疲不堪的红二、六军团物质上的支持,简直是雪中送炭。这一切,为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乃至北上完成长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简言之,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长征起到了向北摆渡,以及战略配合的作用。

四、红二、六军团的战略奇兵作用

红六军团在1935年10月24日,经过五千余里西征,辗转到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红六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发挥了战略探路作用。

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否决了中革军委要求两军团分开活动的错误决定,认为“两军团分开活动,势单力薄,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集中兵力统一行动,才有胜利把握。贺龙、萧克等对两军团的团结合作有着切身的体会,贺龙感慨说:“一个军团去湘西不行,两个军团去打得赢。”

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辟新苏区,两军团联手发起了凌厉的湘西攻势。在贺龙、任弼时等的领导与指挥下,红二、六军团先后攻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广大地区,11月在龙家寨伏击战中,歼敌一个旅,击溃另一个旅给予湘西军阀陈渠珍等以有力的打击,。创建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红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策应了中央红军初期的长征。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胜利进军,震撼了蒋介石和湖南的统治集团。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再也不能对贺龙、萧克领导的这支部队以“孤军”等闲视之。为了防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解除追击红军的后顾之忧,蒋介石在以重兵围攻中央红军的同时,又调集湘、鄂等省的军阀部队,80多个团编成6个纵队,采取堡垒封锁、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并且把防堵中央红军同红二六军团作为作战重点。

遵义会议后,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吸牵住何健的湘军,红二、六军团奉命向十倍于已之敌周旋于湘西,在近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中,两军团先后在溪口、后坪、高梁坪等地多次浴血战斗。4月,转守为攻,在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给湘敌第58师师部及2个旅大部歼灭性打击。这些行动,令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坐卧不安。何键苦苦哀求蒋介石,让他从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中抽回3个师增援常德。湖北军阀徐源泉害怕红军入鄂,威胁长江交通,中止了正在入川、准备对中央红军作战的2个师又2个旅的行动。

由于担心中央红军向东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湘鄂边境一直摆了4个师兵力防堵红军。这一部署,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条件,中央红军在第四渡赤水中,就是利用蒋的错误判断,制造了去湘西的假象,声东击西,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红二、六军团采用“围城打援”,在忠堡全歼敌军一个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此人后来随红军走完了长征。接着又在板粟园设伏,一举歼灭敌军第85师,击毙其师长谢彬。两个辉煌的作战,对中央红军的大渡河之战无疑是一个策应。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开展有声有色的反“围剿”作战,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自身从8千人扩充到2万1千人,牵制敌军30余万。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无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长征期间,各路红军的相互策应活动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举不胜兴,如:

在长征之前,有红六军团担任战略侦察,为中央红军探路,有红七军团大张旗鼓地挑起“北上抗日先遗队”大旗,不顾自身安危,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调动敌人的兵力。长征出发后,在湘江之战有红34师等部为掩护主力转移,被隔断在湘江以东,全师陷入重围,师长陈树湘为不当俘虏,绞断流出的肠子,壮烈牺牲。各路红军长征后,汇聚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部,率红24师,十几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约三万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牵制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主力突围。

四渡赤水出奇兵,如前所述,其实也是各路红军团结奋战的结果。

特别是长征刚结束不久的山城堡战役,三大主力红军联手出击,打败强敌,为结束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仗更是团结奋战的经典之作。长征中各路红军团结奋战的事例举不胜举……

在整个长征途中,各路红军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其中师以上规模的120多次。几乎每天都要遭遇一场大的战斗,而红军却没有被打垮,相反打了不少胜仗,这些作战,红军之所以能迭挫强敌,势不可挡。其关键原因之一,正是红军的团结奋战。

长征中各路红军的战略协作充分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仅弥补了红军武器装备的劣势,弥补了兵力的不足,而且在每场作战中,常常能通过紧密的团结协作,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孙子兵法》 “我抟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其一也”,诠释了击寡击众的道理,红军的团结协作正是这个道理。

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时,曾感慨地说:“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还有,他们万里长征,他们剩下的这些人哪……都是精华,明白吗?就是甚至于一个兵,都是一个思想。我们这种军队,就连中央的也好,兵就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今天我在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你那儿去,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他团结。”

红军的团结与国民党军的不团结、各自为阵、互相拆台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相对照,团结奋战就不仅成为红军政治优势,而且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军事优势。长征的胜利,堪称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下团结奋战,铸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国防大学 刘波)

[1]《军事历史》1995年第5期

[2]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

[3]《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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