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邓颖超。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刘立群，原题为《“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记得是1985年10月初，刚放完国庆假期上班后没几天，王明湘副馆长（时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作者注）告诉我，邓颖超邓大姐已经到重庆了，隔两天就要到红岩来。我心里十分高兴，充满了期待。因为1978年8月，我和王馆长在北京先后采访过邓大姐两次，最后一次结束时，邓大姐曾经拉着我和王馆长的手说：“重庆，我一定还会回去的。我还想回去再看看重庆，看看红岩！”

是啊，红岩、重庆，这个邓大姐和周总理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作与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个在邓大姐一生中留下许多艰难和美好记忆的地方；这个长眠着她母亲和周恩来父亲的地方；这个她当年曾经叱咤抗战政治舞台的地方；这个有着她许多战友和朋友的地方；这个她和周总理都十分喜欢的红岩水仙花的出产地……她怎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呢？

这一晃，7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和王馆长以及全体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邓大姐的到来。1985年10月，邓大姐终于兑现了她给我们的承诺。

重返周公馆讲述当年故事

邓大姐是1985年10月10日到的重庆。11、12日两天，她在潘家坪宾馆听取了重庆市的有关工作汇报（此时邓大姐的身份是全国政协主席），还会见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在渝的部分老同志，与大家畅叙了阔别多年的革命友谊，回忆了许多当年的红岩往事。著名的“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的故事，就是这次邓大姐在和当年南方局招待所所长杨继干共同回忆抗战期间红岩艰苦生活时说出来的。

10月12日，我得到通知，13日上午到曾家岩参加邓大姐重返周公馆的接待工作。记得13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赶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我的具体任务是跟随邓大姐一行，负责记录邓大姐的讲话，因为按市里的规定，不准我们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大约9点50分，一辆考斯特面包车驶近周公馆门口停下，此时已81岁高龄的邓大姐在秘书赵炜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车来，随行的有原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重庆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和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的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莺、何冶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邓菱、王明湘等人上前迎接。抗战时期，张莺曾是孩子剧团成员，与邓大姐已很熟悉。

我站在离邓大姐不远的周公馆大门边上，在我眼中的邓大姐，依然和7年前那个夏天她在北京家中会见我和王馆长时一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邓大姐走到周公馆大门口停步站住，慢慢地环顾大门四周，然后说：“六零年那次我没到这里来。”

原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邓大姐这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重庆，其实他们不知道，1960年3月邓大姐曾经回过一次重庆，我们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有照片为证。当时因为工作和时间关系，邓大姐只去了红岩村，没有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所以邓大姐在大门口感慨地说了上面那句话。因此，这是自1946年中共代表团离渝赴宁，邓大姐随之离开重庆40年后，第一次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层楼依旧，井院未变，触景生情，但却一切皆物是景非。睹物思昔，往事如潮水般涌上邓大姐的心头。

邓大姐边说边往里走，不时停下来指着墙上的照片和里面大小天井的房间和墙壁，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她特别讲到了防空洞、餐厅、会客室和会议室等房间的情况。站在后院大天井的中央，邓大姐指着东面的高墙，幽默地说：“墙那边是国民党住的，皖南事变时那边天天有人骂，我们不怕。他们骂得很厉害，想把我们骂走，我们偏不走，赖着！”最后“赖着”两个字，邓大姐是用重庆话说的。我们不禁都被邓大姐的幽默逗笑了。

周公馆底楼的房间邓大姐都看完了。到这里来，她是重返故里，旧地重游，根本用不着陪同人员的解说，反倒是不停地给我们讲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补充着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关于周公馆的历史知识。我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了她讲的精彩片段。

邓大姐回周公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来到底楼原工作人员的大办公室里，邓菱同志怕年事已高的邓大姐累了，特意拿来藤椅让她靠墙坐下休息，我们则围站在邓大姐周围。

邓大姐的思绪似乎被拉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到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都以为她就是坐着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看看。可是，刚坐下的邓大姐却兴致盎然地对大家说：“我现在给你们讲几个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有趣故事。”

一听邓大姐说要讲周公馆的故事，大家都十分高兴，急忙围站在邓大姐身旁。为了听得更清楚，我急忙上前一步，靠近邓大姐，把衣袖高高地挽起，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拿着圆珠笔，作好速记的准备。邓大姐思维清晰，语言幽默，谈兴甚浓，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半个小时。

下面就是经我记录整理出来的几个精彩故事。

周公馆门前的弃婴。有一天早晨，我们开门的时候，在门口发现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襁褓中的婴儿嗷嗷待哺，哭声凄厉，可怜的小嘴不停地翕合蠕动，焦急地寻找着妈妈的乳头。这个极度虚弱瘦小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到底是留还是不留？怎么办呢？同志们争论得很厉害，有的说留，有的说不留。最后，赞成留下的还是多数，张颖（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秘书——作者注）等几个年轻女同志都主张将这个孩子留下。当时张颖就在这里，她知道这件事。人家把孩子放在你共产党门前，就是相信你会收留。如果我们不留，别处也不好收留。但是，曾家岩的女同志都没有结婚，还很年轻，不知道该怎么办。

张颖她们把孩子留下来以后，年轻女同志们都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替孩子买布料、买食品。这个做衣服，那个做裤子，喂这喂那，大家轮流照看，尽了很大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个婴儿太小太弱，当时不如现在，又没有牛奶，尽管大家细心呵护，大约两三个礼拜后，这个不幸的婴儿还是夭折了。周公馆的年轻人请附近的罗木匠做了一副小棺材，将这个婴儿葬在了嘉陵江边的山坡上。

周恩来拒吃狗肉。当年，我们在这里还喂过一只小狗，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贝当”，就是当时法国卖国政府的头子（的名字），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汪精卫。这只小狗长得很可爱，我们在院子里各个房间出来进去，它都跟着我们。

不知道哪一天，小狗的一条腿断了，治不好了。大家不知如何处理，怎么办呢？有的同志主张杀，恩来不同意，坚决反对。他说：“贝当”给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你们既然喜欢它，为什么不把它的腿治好？还要杀它，吃它！

大家分成了两派，恩来是少数派，主张吃狗肉的是多数派。那条小狗的腿确实断了，治不好了，后来还是被杀了。那天吃晚饭，狗肉弄好了放在桌上。恩来问是什么？听说是狗肉，他就发脾气，放下筷子不吃了。因为他闻到狗肉味就要恶心、想吐。

在这个问题上，恩来落后我10年，我在江西苏区时，就学会了吃狗肉。吃惯了很香，香得很咧！（最后几句，邓大姐又是用重庆话说的，而且说得非常地道，陪同参观的人们都笑了。）

恩来“出丑”。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恩来“出丑”的事儿。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有一次他去参加好像是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过了晚上12点都还没有回来，而且也没有电话。当时我们是有规定的，无论在外面有什么活动，12点以前必须回来，没回来就有可能是出事了。同志们都很担心，派人在大门口等着。

后来看见他坐的车回来了，司机说他在车上睡着了，下不了车。原来是喝醉了。那天晚上，我可是发了脾气，既然叫不下来，我就让他在车上睡了一晚。他犯纪律了！我们当时有规定，就是酒不能喝多了，他喝多了，醉倒了！（众笑）

李少石事件真相。大家都知道龙飞虎（龙飞虎，新中国开国少将，曾任南方局保卫科长——作者注）写了一本《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里面有些事不是那么回事儿，出版之前，也没有给我们看，就出版了。

书上说李少石的死，是国民党暗害的。事实上是这样的：李少石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后返回市区，有一批国民党士兵正在路边休息，我们的车子急于回城，跑得快，压伤了一个士兵，士兵叫停车，我们的司机没有停，反而跑得更快，士兵排长就开了枪。李少石正好坐在中间，子弹穿过车厢，恰巧打中他的要害，他要是坐偏一点，子弹就不会打在致命的地方了。

当时马上送到了市民医院，这时毛主席还在重庆。一听李少石遇难，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这件事不得不马上告诉恩来呀，恩来找到宪兵司令张镇。这时主席还在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恩来没有报告主席，怕惊动他。恩来先去看了少石，又限张镇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破案。张镇十分卖力，果然第二天天亮之前就破了案：是国民党士兵干的，事属偶然。

恩来要龙飞虎修改书中的内容，龙没有改。恩来逝世后，这本书又再版了，仍然没有改。我为这件事专门给他去过信，我见他一次就要批评一次。

林彪卖奖章。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件事：1942年，毛泽东派林彪代表他来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林彪在这个楼上住了很长时间，1943年，他和我们一道回的延安。当时林彪在这里就不守纪律。我们当时有个纪律，就是出门要给值班的人讲，下午5点钟以前必须回来。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点钟过了好久才回来。我问他做什么去了？他说他上街去了。后来才知道，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苏区时得的一枚纯金的奖章拿去卖了，换钱花。那时林彪就不守纪律，没事儿时还经常上街去看小人书。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觉间邓大姐就讲了近半个小时。我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心里盼望邓大姐再多讲几个故事。这时，邓大姐的秘书赵炜提醒她时间到了。于是，邓大姐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刚才给你们讲的，都是你们以往不可能知道的，是档案里没有的故事，你们记下来把它补上。”

在大家的簇拥下，邓大姐步出曾家岩50号周公馆大门。她兴致勃勃地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合影留念。此时此刻，听说邓大姐到了周公馆，早已等候在大门外的数百名群众自发地向邓大姐热烈鼓掌。邓大姐亦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最后，她再次深情地望了周公馆一眼，才依依不舍地登车离开了曾家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