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至今仍是如雷贯耳，农民副总理的身份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头戴白毛巾的陈永贵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亮眼明星。
伟人的那句“永贵好！永贵好！”，更是让他成为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宠儿。
彼时的陈永贵可谓是风光无限，一个农民能住进红墙大院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经历足可以空前绝后。
网络上和陈永贵有关的文章和视频，评价基本一致——贫苦农民出身，后来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乃至后面的国务院副总理，都没有改变农民本色。
1975年，周总理病重时专门找陈永贵谈话，要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陈永贵起初坚决不肯，认为自己文化不够，周总理要他服从组织安排，他才接受了任命。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只拿大寨的工分，不迁户口，也不领国家干部工资，方方面面不搞特殊化，至今为人所称道。
1980年9月，当了5年副总理的陈永贵，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选择了辞职退出政治舞台。
由此看来，陈永贵的个人品格和政治站位都可圈可点，他的高风亮节更是被无数人歌颂。
但令人疑惑的是，既然陈永贵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而且把大寨搞得有声有色，为什么还会辞职呢？
关于陈永贵辞职的原因，相关的信息都是遮遮掩掩，仿佛雾里看花，总是看不清楚。
作为一名分管全国农业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在毛主席逝世四年后的辞职，无论如何不应该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其中的内涵耐人寻味。
1980年辞职前夕，陈永贵的情绪波动很大，最后时刻是叫儿子代笔写了辞职信，内容很简单，“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
他的辞职准确的说应该是一种必然。
1978年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永贵虽然举手赞同会议的的有关决定，包括农业工作重心的调整，但内心深处却对“单干风”十分抵触，开会的时候。
大寨的成功让他坚信只有集体农业才是好的，其思想仍然停留在集体时代，一下子很难接受新鲜事物。
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不领国家工资的事为世人所称道，但他其实没有完全放弃高干待遇。
实际上，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后，陈永贵住的也是部长级住宅，相关部门还给他配备了小汽车、警卫员、炊事员等，他都没有拒绝，唯一的例外是不要炊事员，因为老伴搬到北京来了，为此相关部门又给他多发了50元的保姆费。
陈永贵虽然总是一副农民的打扮，但他主要是保留了农民的部分思想，实际生活起居已脱离农民，不领工资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品质。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对他十分器重，陈永贵本人也是相当珍视副总理的职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不可能主动辞职，在写辞职信的时候，他竟然唉声叹气的说，“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辞职3年后，他仍然闲不下来，还主动给中央的领导写信要工作，最终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
陈永贵对工作很执着，由此可见他的辞职应该不是内因，而是外因造成的。
时间节点是1978年，更准确的说是这一年的12月，很多难以预料的事件突然发生，才让他不得不作出辞职的决定。
首先，是媒体宣传转向。
在以往的报道中，陈永贵可以影响舆论，相关的宣传都是极其正面，甚至是被有意夸大了的。
但是，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
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
然后，是岳增寿被平反。
岳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
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但结果却是岳增寿却判处十八年监禁结束。
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前面提到的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
最后，是失去分管工作。
尽管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接导致陈永贵下定决心的，却是失去了分管农业的权力。
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被调进国务院，除了担任副总理，还兼任国家农委主任，陈永贵虽然还保留着副总理的职务，但实际已没有分管的工作了。
以上事件集中发生，旧时代终结新时代开始的寓意十分明显，集体时代的风云人物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妥协，时代变了，除了叹息，他别无选择。
那封言简意赅的辞职信，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这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也正是在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省小岗村出现，给陈永贵带来无数荣誉的集体时代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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