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东印度公司：工业革命的东方引擎
我国东南沿海越族以及闽、广之民，自秦汉以来，就已纷纷出海，继以唐、宋、元、明，通商所及，海域渐开。
明中叶，欧人扬帆东来，来到南洋诸岛，开码头，立商埠，流通百货。闽、广之民，虽已先来，但他们对于后来者，还是表示欢迎的，因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正在形成。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欧罗巴之东道主”。
葡萄牙人来，西班牙人也来，他们从大西洋起航，沿着西非黄金海岸，顺流而下，经由西风带，绕过好望角。
顺风顺水，满帆而至，欧人从大西洋进入东非与南亚之间那一片海域，此在郑和航海时，还被称为“西洋”，欧人抵达后，名称改变，变成“小西洋”，因为欧人身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西洋，中国人对此，似乎无知，以其遥不可及，故曰“泰西”。
郑和率众从长江口太仓出海，船队往西南航行，先下南洋，经由马六甲海峡，行至苏门答腊岛，再下西洋。
此岛有巨港，郑和以之为起点，向印度进发。
印度半岛如巨人之足伸入西洋，一脚踏在了东西方海通的中央，当郑和来到印度时，那里还有个古里国可以落脚。
《明史》称：古里，西洋大国，诸蕃会要。
其时，欧人未至，“西洋”乃以中国命名，然其原称，或出于宗教信仰，曰“穆斯林海”，或基于地域，曰“印度海”。经多次往返中印，郑和卒于古里国，又历数十载，欧人达·伽马来，遂以欧式命名，称古里为“卡利卡特”，称西洋为“印度洋”。
其以“印度”名者，盖因古印度人称印度河为Sindhu（梵语的音译，本意是“大河”），在中国古籍里称“身毒”，波斯人对字母S发音困难，音变为Hindu，又因字母H弱化，乃至失音，再变而为Indu，而希腊人则以此河流泛指印度地区，又将Hindu或Indu音变为Indus。
后来，达·伽马也像郑和一样卒于古里国，但不同的是，郑和死后，中国再无人来，而达·伽马死后，欧人接踵而至，而且不断升级，以东印度公司的方式，进行有组织的殖民活动。
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开始，作为资本主义的标志，接着，荷兰、法国等六国，也跟着仿效，其中葡萄牙来印度最早，但成立东印度公司，却比英国晚了二十多年，其殖民方式，一如既往，还是封建主义，用资本主义方式殖民，它得从头学起。
华人和欧人，前后脚来到印度，各自带来其身后的东西方两大经济体——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经济体和以欧洲为主体的泰西经济体。这两大经济体，再加上以印度为中心环印度洋沿岸经济带所形成的经济体，足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
而迈出世界经济统一性这第一步的，当然就是郑和下西洋，大明船队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来自远东的贸易。
过了半个多世纪，达·伽马带着葡萄牙人迈出了第二步，与郑和下西洋所不同的是，他不光带来了贸易，还带来了武力，还想把印度变成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为此，不惜血洗古里。
但他们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和平也好，武力也罢，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同区域经济体的统一性，是由他们利来利往的经济活动带来的，是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来赋予的，表现为经济地理单元的叠加以及地缘经济空间的扩大，可这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的统一方式。
郑和拿不出这样一套制度化方案，当然也就谈不上建制，只是一味的同古里国搞好关系，达·伽马也没做这方面的准备，惟以豪夺，抑或巧取。这样的方案，要等到英国人出来走第三步时才出现。英国人走出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也就是在地缘经济的世界岛上，搞了一个准国家化的商战合一的建制，那便是“东印度公司”，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开发世界市场，统一全球经济。“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人类初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制度尝试，英人以此，将早已捷足先登却在封建制里高枕无忧的葡萄牙人，从国际地缘经济中心的世界岛上排挤出去。
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宣告了资本制对于封建制的胜利，还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准备了一个广阔的经济领域。
试想一下，若无可供追逐的市场空间，工业革命的澎湃动力就会憋屈在英伦三岛那狭小的经济子宫里，好在东印度公司的建制，为工业革命的产儿开发了近乎无限的巨大产地。
工业革命的产能，没有哪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体可以独立承载，古老的地中海经济体显然不行，大西洋经济体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但仅以此一隅，尚不足以安顿工业革命的永动机般的动力，还要有印度洋经济体和远东经济体的参与，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共同体，才能够让工业革命的机器开足生产马力。
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都会带来工业革命，古代地中海经济体的资本主义，还有远东经济体宋明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都没有带来工业革命，在一个有限的古代经济体内，不是所有的技术发明都会带来经济进步，滥用新技术，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内卷，破坏经济体的固有生态，而被技术反噬。这就是工业革命要在东印度公司式的资本主义取得全球化的进展以后才能发生的原因。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完成，一个经营了二百五十多年、寿比一代王朝的东印度公司，就宣告解体，大英帝国，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接管了公司。
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赋能国家主义以一种新型的船更坚、炮更利的方式，不但战胜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以此终于突破了东方大国的海禁壁垒，带来三千年巨变的危机。
三千年的巨变，欧人用了三百年来促成。
列强来了：中国海权丧失及海疆危机
先是葡萄牙人来了，从印度洋驶至中国。
1535年，也就是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这一回与在印度不同，他们不敢贸然行使武力，而是采取渐进方式，悄然进取。他们以晾晒货物为由上岸，不声不响，于澳门定居。
接着，西班牙人也来了。那时，西班牙与葡萄牙形成联合王国。西班牙开足了马力，同大明朝合作，为中国提供白银。
但银子，不从欧洲来，葡银从日本来，西银从美洲来，用“马尼拉大商帆”运来，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因为，那船上不仅载了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
徐继畬发现，“金银气”十足的西班牙，本身没有货物出口，仅大米一项，产地还在吕宋，但它同中国贸易，互补性强，对中国有益，在东西方贸易中，徐氏特别指出这一点。
徐氏《瀛环志略》，谈起在台湾未开之前，便有“吕宋之米，时时接济闽中”，在厦门通商以后，他在巡抚任上，亲见“吕宋之米复至”，叹曰“较之珍奇玩好，其为利益也大矣”！
晚清时，徐氏尚有如此之叹，前明时，当更为可观。那时，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互补是全球性的，西班牙拿走商业利润，中国获得产业收益，各取所需，形成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商品，由葡人在澳门装船，运往马尼拉，再从马尼拉转运各地。
西班牙人开发南洋诸岛，也利用中国劳力。
徐继畬说，吕宋“地近闽疆”，故“漳、泉两郡之民”，因下南洋而“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流民，每年都要向西班牙缴纳“票银五、六两”的人头税，交了钱，才有居住权。
马尼拉为金银集散地，流民不知来路，以吕宋为产地，适逢中国金银需求旺盛，涌来采金者，引发一场大危机。
《薄海番域录》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一位名叫张嶷的人，声称吕宋有树，能生金豆，朝廷派漳州郡丞王时和同其前往寻找。有人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
以此，西班牙人怀疑华人，派兵围捕，坑杀二万余人，剩了三百人，华船遂绝迹。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对于西班牙人，大明朝廷无可奈何，不但没有出兵，反而在三年后，又遣商船至吕宋……
此事表明，朝廷要银子，不要海权，中国海权，从此，退出南洋。
西班牙人肇事后，亦颇为后悔，对华贸易中断，损失不小，见明朝商船复来，便将被损害的贸易修复了。
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会作为反人类罪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重商主义的刀，杀向全世界。
西班牙人，从美洲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不在乎人命——“富而无政”！
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眼睁睁地看着两万多名华人被杀，竟然会默认。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应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徐继畬愤怒了，大骂“况区区之夷国乎”！在《瀛环志略》里，他本来已经取消了“夷”的说法，但在这里，他还是忍不住又把“夷”字安在了西班牙人的头上。
屠杀华侨，岂止西班牙人？还有那荷兰人。
徐继畬说，荷兰人“航海东来，至中国之东南洋”，对于“东南洋”，他特意强调了“中国”，含有海权思想。荷兰人东来，先占噶罗巴即爪哇，他也以“中国”眼光来看，指出，噶罗巴是“大小西洋入中国之门户”，“门户”说也意味着海权。
徐氏引《海岛逸志》曰，噶罗巴之“浪中”，有似楚江之音节，彷佛苏杭之景象。该志作者王大海，应试不第，泛海至爪哇，“居噶罗巴十年，赘于甲必丹某之家”。“甲必丹”，乃Kapitan之音译，荷语为Kapitein，汉语之意是“上尉”，普希金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起初就译作《甲必丹的女儿》，但它在此处却非军职，而是荷兰以华治华的方式。
王大海说，华人多富商大贾，获利无穷，故纳贿荷兰，求为甲必丹，他还描述了甲必丹就职典礼的情状。荷兰一人捧字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荷兰人入门，止于庭中，开字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音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荷兰人俱与诸人握手……如此场景，其乐融融，中华礼仪，似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王氏身临其境，而有“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的美好感觉。
又说“西洋之地，有可爱者，亦有可惜者”。
何以可惜？王大海说：“余谓西洋，为极乐之地，但华人难能，因为中华之乐，盖有礼义廉耻以相维，不能极其欲也，必须家无父母，终鲜兄弟，无内顾之忧者，方可终为极乐之人。”
以此，唯西洋人能极乐，何也？因为“西洋之乐，则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而穷奢极欲，以自快其身而已矣”。
华人不乐，悲惨随之。王大海在《〈海岛逸志〉著者自序》里，写他自己读过一篇《噶喇巴纪略》，还评价这篇纪略，说它记“方土颇详”，而“人情未尽”。他往噶罗巴前，纪略就已问世，是在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在噶罗巴发生了荷兰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同明朝差不多，据说，乾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
徐氏知其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西之人都懂得这一点，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丧失海权，而荷兰人，却扔了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故晚明对其格外警惕。
那时，荷兰人船舶往来如“海上马车”，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时人称他们“红毛”，是一群来自西洋的国家主义海盗。可徐氏对他们的评价，比对西班牙人要高。他批评西班牙人“富而无政”，对于荷兰人却表示佩服。谈起荷兰国，他说：“地本弹丸，而图国计于七万里之外，历数百年无改，亦可谓善于运筹者欤。”他还告诉我们，荷兰“所织羽毛缎最良，中国贵之”，其民朴实，治生勤苦，利之所在，不远万里而求之。
同样重商主义，徐氏看出了两国的不同；同样是海盗，他作了不同评价。西班牙的重商主义，还留着中世纪的王朝国家的尾巴，而荷兰重商主义，则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近代化。
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安装在商船上
西班牙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都隶属于王室，没有一块殖民地有自治权利，凡事听命于马德里，尤其要命的是，西班牙禁止私有经济，很有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
而荷兰人采取了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其代表，就是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两年后，荷兰也成立了。
公司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会组成，设董事会治理，各商会又有若干个人股东，可实际权力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组成的委员会手里。委员会人员，其构成由股份来决定，没有一个商会可以垄断，每个商会派出的商船，其数量多少和规模大小，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国会授予它特许状，并给予了许多特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获得了本国东西方贸易垄断权，还具备了开战、议和、建立殖民地及铸币等国家职能，没有一个国家，像荷兰人那样，把国家机器安装在他们的商船上。
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成立更早，也拥有特权，但权力却有限。在16世纪，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可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在17世纪革命以前，英国贸易同样受制于王权。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共和国的儿子，资本主义嫡系，国会是它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而非王权主义主导其海外贸易。
荷兰国，本土很小，资源贫乏，徐继畬说：“荷兰为欧罗巴泽国，与鱼鳖错处，受水患最甚，享水利亦最优。”为防水患，有人说“上帝造海，荷兰人筑堤”，但见过万里长城的徐氏，对荷兰人筑堤千里不以为然，但如果他要是知道荷兰人筑堤是在围海造田，他难道不会刮目相看吗？荷兰人善于开辟国土，亦善于开发市场，他们的国家主义，没有被国土狭小所限，而以市场来放大，他们懂得市场大于国家。“受水患”而开辟国土，以共和制治理国土；“享水利”而开发市场，以股份制运作市场。
现代化的股份公司，就是由荷兰人发明的。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赢利情况分配股东货物。有人要变现，这很自然，便将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
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资本主义理想，寄托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时，也将人性的贪婪押注在了这支股票上，理想与贪婪一起推动股价上涨。从17世纪初到世纪末，炒股成了荷兰人的日常生活，钱多者买股票，钱少者买股票期货，机会像太阳一样，在交易所里，每天升起又降落。让我们行走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上，你会发现，总有人在你身旁吵吵嚷嚷。去问一下吧，他们究竟怎么了？原来又在谈论股价。就这样，那些17世纪的荷兰人，他们不光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无限希望，推动着东印度公司海外扩张。徐继畬发现，欧人跨洋而来，皆以商贾为本业，而荷兰人更是“专务于此”。
荷兰人到中国来，要绕大圈子，但他们同中国人做生意，却直来直去，从来不向明朝进贡，不搞“朝贡”贸易。
他们直接把战船开来，宣布对他们所在海域进行统治，所有过往船只都必须得到他们允许，否则就被他们攻击。对此，他们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因为国会授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连朝贡都不懂，还来中国贸易？他们一来，就被明朝驱逐。可他们又岂是好惹的？你驱逐他们，他们就抢劫你。从此，凡在澳门至马尼拉航线上行驶的商船，都被他们劫持。
海盗行业，是无本生意，作为国家海盗，他们大获其利。东方如此多娇，西方海盗终于忍不住了，在东方海域打了两仗。于马六甲海峡，荷兰人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小西洋，荷兰人同英国人打了一仗，这是两个东印度公司的较量，也是共和国与王朝这两种国体的较量，结果是，英属东印度公司被打败了。
处于上升期的英国人，战败以后，就回头解决国内问题去了，革命就要来临，英国难以分身。而日益衰落下去的西班牙、葡萄牙，面对长驱直入的“海上马车夫”，再也没有力量抵御了，一任其游弋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之中。当时，唯一能制约荷兰人在东方的海上霸权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但并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海商。中国从来就由王朝和民间两部分组成，王朝有时代表中国，有时代表不了。
当王朝不能代表时，民间就会起来应战。这时，有识之士就会将目光转向民间，有志之士就会到民间去。我中华历五千年而不亡，就是因为有着极其深厚的民间力量。放在四千年的王朝舞台上，历代王朝就像跑龙套一样，而民间则放出永恒的光芒！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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