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反讽与现代性话语：从浪漫派到后现代》新书分享会在上海香港三联书店举行，此次分享会的主题是——重构“反讽”：从修辞到哲学。该书译者、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博士黄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孙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担任这次活动的嘉宾。《反讽与现代性话语：从浪漫派到后现代》是上海三联书店4月出版的新书，它是德国哲学教授恩斯特·贝勒尔于1986年11月在华盛顿大学所作的年度院系讲座结集。
黄江首先介绍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缘起。他在早先翻译《浪漫的律令》时，就发现《反讽与现代性话语》这本书一直被提及，于是对恩斯特·贝勒尔这位德国浪漫主义研究的元老产生了兴趣。他还谈到《反讽与现代性话语》采用了断片式的写作方法——在论述某人思想的时候，作者会大量引述此人的话语，这些话语的断片相互交叠，形成一种交互反讽的效果，也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难度。黄江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时，着重强调它的思想语境传统——它是为了系统地回应同时期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的启蒙辩证主义“元叙事”而创作的。
活动现场
余明锋坦言这本书诞生时的背景似乎离在座的读者有些遥远，但是贝勒尔本人作为一位思想史家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贝勒尔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贝马斯的这一场世纪末的争论，其实早在十八十九世纪浪漫派哲学中就已经有了思想线索。贝勒尔把浪漫派的话语带到当时的语境是高妙的思想史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把反讽问题的起点往前推到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讨论反讽的意义不止于理解后现代主义者与哈贝马斯的争论，我们讨论反讽可以重新去激活哲学、理解哲学、重新去理解苏格拉底这个奇妙的反讽人物所开启的哲学之路。余明锋说，对于今天的读者，反讽也是我们理解哲学的一把钥匙。
我们究竟处于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还是前现代？孙宁认为这本书讨论的问题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在时代当中的处境，并去探索有可能的出路。所以对于愿意深入思考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很值得推荐。孙宁更认同罗蒂关于后现代的说法，在罗蒂那里，反讽主义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在做一种更深层次的建构性的工作。因为反讽主义者意识到不能在自己所用的语汇内部来获得这种语汇的合法性的论证，语汇的合法性论证需要不断地去承认更重要的语汇，去欣赏别的语汇，同时探索把别的语汇拉入自身的语汇当中的那种可能性。
在提到浪漫派哲学的时候，黄江举了一个浅显而生动的例子——就像情侣之间常问的“你到底爱不爱我”。因为这个问题一旦继续追问下去，就如同现代性的反讽，我们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状态。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的人，自己如果扪心自问，也会怀疑“我到底爱不爱他”。当浪漫主义哲学家发现连这种感性经验的自我确定性都很难被把握的时候，他们开始用浪漫主义文学形态来描述现代人个体化的处境。余明锋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回首一段感情，我们会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对方谈的这场恋爱，只是各自在谈自己的恋爱。我们用同一个说法去形容和对方所完成的这一次情感的、思想的交流，事后去咀嚼的时候，却发现是“完美地错过”。比如甲对爱的理解是“占有”，而乙对爱的定义是“付出”。所有可能的交流是建立在一个同一性的幻想上面的，这就是反讽的哲学对语言的理解，对人类理性的同一性设定的一种基本的态度。它意识到了这当中的差异的、游移的、延宕的空间。这就给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带来巨大的挑战。
《反讽与现代性话语：从浪漫派到后现代》
如何对待同一和差异？余明锋作为尼采研究者，更多站在差异这一边。他认为，用同一的话语来构建公共空间是没有活力可言的。没有差异化运作的同一是虚假的同一，没有同一性追求的差异也会丧失差异空间所敞开的真正的生命的可能性，它会使我们太轻易地放过我们对于同一性的可能的追求。
孙宁补充谈到，在同一和差异之间，我们处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居间到底是否是可能？他的答案比较悲观，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任何对于差异的坚持，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落脚于某种同一性，或者说被裹挟到某种同一性当中来。哲学的工作最终是为解释我们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只要尝试做出这个解释，就是在做出理论的建构。而罗蒂认为最终的哲学工作是消解全部这些构建。这就是思想的命运和困境。反讽主义者深刻意识到，我们说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没用的东西，他们是以一种悲剧英雄的方式在做这个工作。但孙宁认为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会被动地接受环境，人会在被给予这些东西之外，希望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就算最后注定要以失败而收场。这是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些讨论给我们最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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