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个女的最高判几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二十只癞蛤蟆都多少年？都是三年以下。所以大家觉得一个女的其实就相当于多少只癞蛤蟆？二十只癞蛤蟆，你连鹦鹉都比不上，因为鹦鹉都比你贵。”
怎么样？是不是很生气？觉得这规定一点道理都没有？想拍桌子问立法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
刚接触这一条款的时候，我和大家感受一模一样。当然，时至今日，我依然初心不改，坚定地支持买卖同罚。
但同时，也理解立法之初，我们为什么将收买罪的刑期定的这么低。
今天，我就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跟大家聊聊背后的道理。
01 现行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刑法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视情节轻重不同，基础刑5到10年，加重刑10年以上、无期，甚至死刑。
紧接着241条，收买。
如罗翔老师所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不阻碍解救，从轻处罚。不阻碍妇女回家，还可以减轻处罚。
是的，你没听错，收买一个妇女，理论上，甚至，可以不受任何实际惩罚。
这当然非常挑战人的道德直觉。
常言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
卖方市场依赖于买方市场存活，买方才是整个交易行为出现、发生、达成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国，不管是买卖假币罪、买卖枪支罪还是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都是把买和卖放在一个罪名中，同罪同罚的。
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从源头上打击犯罪，预防新的犯罪行为发生。
买物尚且如此，怎么到你买人这里就特殊化？量刑不重反轻呢？
02 部分法律人为什么不支持买卖同罪
学术上的理由，什么刑法教义学、解释学的区别，这些掉书袋的东西，咱们不提。
直接说大家最感兴趣的。
首先，从法律上说。
这部分法律人认为，如果单看买卖行为，确实不是同罪同罚。
可如果算上买人的后续犯罪，两者实际上量刑差别不大。
就比如卖人吧，之所以能判到无期甚至死刑，主要是因为，可能存在奸淫、强迫卖淫、暴力胁迫甚至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
这些情节单独看，都能构罪，且都是重罪。
那么在此罪中作为加重情节，量刑当然要保持一致。
然而，收买罪的处理，不是把这些恶劣行为作为加重情节，而是跟其他罪名进行了关联，比如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等。
单看收买行为，量刑确实不重，但是只要出现了这些后续行为，就会数罪并罚。
所以说，有些法律人认为，不能断章取义地看法条，片面地认为收买就是轻罪。
而是要结合此罪的全部条款，将其综合评价成一个重罪。
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买老婆干嘛呀？不就是为了强迫生子、传宗接代吗？
后续那些严重犯罪大概率是要发生的呀，那为什么不能把严惩提前，直接给收买行为一个重罪呢？
这就要引出第二个角度，经济角度了。
假设，偷吃一只烧鸡，判1天刑。
这时候，假如你是一个吃货，虽然不饿，但看到别人的烧鸡，馋得不得了。然后一想，不就一天嘛，不抓血赚，抓了不亏，可能就吃了。
但此时告诉你，刑期提高啦，偷一只烧鸡要判10年！
你是不是就不会冒这个险了？
因为你只是个吃货，你吃烧鸡只是为了解馋。
可如果你是一个即将饿死的人呢？
下一秒吃不上这口烧鸡就要死了，你还会在乎判1天还是10年吗？不管判多久，好死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
这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主要想告诉大家，对于刚需利益来说，重刑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罪明明已经最高刑死刑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去以身试法，因为他们犯罪获取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是刚需。刑期长短，已经不重要了。
不知道大家了解过收买妇女的群体没有。
简而言之，穷，很穷，非常穷。
我们在讨论天价彩礼现象的时候会讲到一个概念——婚姻挤压。
就是说，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地区，男性只有通过经济实力彰显婚娶诚意才能进入婚恋市场。而这种攀比彩礼的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就落到了无力支付彩礼的人头上。
这部分最穷的人，事实上，被剥夺了择偶权。
大家都知道我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3490万。
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国农村地区35岁大龄未婚青年的性别比，已经达到了可怕的243.20。
受“传宗接代”的观念影响，这些愚昧落后的地方重男轻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可同样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这里的人又会将结婚生子，尤其是生男孩，视为人生的刚需。
他们世世代代活在这种恶性循环里，为了满足刚需，他们就像快要饿死的人面对烧鸡一样，不择手段。
所以有些法律人就认为，跟一个视生育为刚需且被剥夺了生育权的群体，谈刑罚轻重，意义不大。
第三个角度，是社会角度。
跟拐卖妇女单纯是为了贩卖谋利不同，收买妇女的主观动机很复杂。
有些人，就是把女性当做生育工具，限制人身自由，粗暴虐待。对这部分人，数罪并罚，判个重刑没问题。
可还有些人，其实是奔着组建家庭的目的去的，一开始可能会限制人身自由，但天长日久，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2005年社科院相关调研里还有一个案例，说的是一家人花5000买了个媳妇，结果这个媳妇没有生育能力还有疾病，夫家一直积极给她治疗，花费上万元。
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跟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区别对待？
收买入罪，已经对他的收买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那么保留一定弹性的量刑区间，是不是可以鼓励买人者善待被拐妇女呢？
支持买卖同罪的人持有一个观点，就是数罪并罚的立法设计，在司法和执法中落空了。
据统计，实践中收买缓刑或免刑的比重高达97%。剩下3%被判实刑的人中，量刑的均值，仅为8.7个月有期徒刑。
理论上可以数罪并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所以必须直接把收买罪的基准刑提高，限制司法和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可反对提高的人就说了，你只看到了落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落空？
小花梅那张结婚证是怎么办下来的？头3次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声明又是谁发出的？
在收买案频发的地方，办案人员与案发地居民生活在同一个熟人社会，共享同一套文化和法律观念。
法律变了，人的观念和办案人员不变，会是什么结果？
很可能是，收买罪也不判了，做个治安处罚不了了之。
因为一旦起步刑过高，立案就意味着把本地人往死里整，结下世仇，在当地混不下去。办案人员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呢？
所以，从社会角度考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立法变化，执法者的行动策略也会跟着变化。现在的轻型化规定，实际上是给了当地办案人员一条能走通的暗路，让他既可以解救被拐妇女，又不必与当地人结下深仇。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动机去办案，去实现社会正义。
03 兆成说法
怎么样？听了这些理由，原本的立场是不是有些软化了？
至少，是不是不会再觉得，这些法律人把人性给学没了？
其实，很多法律问题都是这样——大家对是非对错的判断都一致，是同道中人。有分歧的，只是术。
只要是抱着同一个良善的目的，路线问题，可以在讨论中形成共识。
而在此之前，我们都要努力走出门户之见，更不能轻易行诛心之论。
前面说过，时至今日，我依然初心不改，坚定地支持买卖同罚。
原因同样有三。
第一、我们可以为现实妥协，但不能无底线妥协。人格独立、人身自由，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无论现实中有多么复杂的难言之隐，这个底线都不能被击穿。因此，我们必须在刑法这部最严厉的法律中，给收买行为一个强有力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我认同轻刑化利于解救的逻辑。但随着天网摄像头的普及和DNA技术的发展，人口买卖犯罪急剧减少。目前公检法的工作重点是解决老案、积案和陈年旧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需要解救的情况，即使修法也不会被判重刑。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犯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用总则中的自首、坦白、立功，来实现对解救的激励。
第三、与属于私法的民法不同，刑法是典型的公法。公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仅关乎具体的犯罪人和受害者，还关乎抽象的社会公共秩序。因此，收买行为伤害的，不仅是被拐妇女，更是前面说过的，不能被撼动的人权底线。既然旧案可以适用轻刑，那么未来的工作重点，应当调整到预防和教育中来。用重刑，传达出对收买行为的彻底否定。
最后，还是不得不说，收买妇女，某种意义上只是贫穷的次生灾害。而消灭贫穷，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性工程。
对那些因贫穷而丧失生育权的人来说，收买妇女，既是他的可鄙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处。当然，无奈不代表无罪，他依然罪大恶极。
但在义愤之后，我们依然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下，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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