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封急电送进了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内容是请求抓捕一名景德镇瓷器店的老板。
一向温和的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信后，瞬间严肃起来，脸色还带着一丝愠怒。他来回踱步后，气冲冲地拍了下桌子，说道：“该和他算总账了。”
一名瓷器店的老板，为什么会和统揽国家大事的周总理扯上关系呢？这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事情还要从国共内战说起！
叛变之心的根源
1931年，国民党大肆残害中国共产党等爱国人士，中国上下全部笼罩着白色恐怖下，普通百姓人心惶惶，但有志青年仍旧没有放弃救国救命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伟人初露锋芒，令蒋介石有所忌惮，但除此之外，令蒋介石更忧心的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的领袖级人物——邓演达。
作为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两人，但蒋介石与邓演达两人始终不对付。
邓演达深受孙中山的重用，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但对蒋介石的做法始终表示不满，还进行过“反蒋”运动。尤其是他同情革命，向我党逐渐靠近后，蒋介石更是将其与张治中、高语罕、恽代英并称为“黄埔四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当时，蒋介石想处死邓演达的私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无奈在明面上寻不到下手的机会。他只能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法，开始策反邓演达身边的人员，其中就有担任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陈敬斋。
陈敬斋的老家是江西景德镇，他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曾经师从邓演达，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结识。不过，当时的他们都没想到，今后会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
1927年，陈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大革命”失败后，他见风使舵，直接退出我党，回到了景德镇老家。
但是，陈敬斋的本性暴露无遗，成日里游手好闲，还经常去逛“窑子”。可惜家里的那点本钱，很快就消耗殆尽，他不得不重新谋算赚钱的法子。
那时，邓演达创办的“第三党”在上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给了陈敬斋重新投靠革命的机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尽管陈敬斋有了工作，但依旧不务正业，再次被上海的花花世界吸引了目光，经常出入歌厅、舞厅等游乐场所，花钱更是如流水。
然而，革命初期的党派人士基本上没有多少收入，全靠邓演达不断补贴，因此，发放的工资也是寥寥几张，只够满足基本生活支出。
陈敬斋当然不满：“就这点儿小钱，都不够我在‘大世界’玩一天的，我得想个办法。”随后，他谎称自己家境贫困，不断向善良的邓演达索要“补贴”，每次都能得逞。
然而，陈敬斋拿到钱后，又整日里闷在声色之地，连日常的党内工作都充耳不闻，因此遭到了其他同志的投诉。
邓演达得知后，生气地对陈敬斋说：“我们的目标是保家卫国，绝不是混吃等死的悠闲工作，你别待在上海了，去福建好好反思吧！”
过惯了好日子的陈敬斋哪能受得了穷苦生活，他又开始寻找新的投奔，心中对邓演达也是多加怨怼。
此时，蒋介石为了尽早处理掉“碍事”的邓演达，竟然公然贴出告示，称“谁能提供邓演达的下落，可获得20万元的悬赏金”。
陈敬斋立即来了精神，决定背叛昔日对自己伸出援手的邓演达，以达到敛财的目的。他很快便通过报纸回信，与蒋介石联系上了。
1931年8月初，陈敬斋按照约定，出现在上海市西藏路的一品香旅社。在一番焦急等待之下，他见到了四五个声称“国民党”的男人。
陈敬斋说：“我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妥，但你们总得先给我点好处吧……至少一万元。”
那几个国民党轻蔑地笑了下，说：“我们都还没见识到你的本事，万一给了钱，你再办不成，那我们不就亏了吗！”
陈敬斋想了想，觉得此话有理：只要能帮忙“处理”掉邓演达，不愁国民党给不了好处。但他不知道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想过要花钱办事，那20万元只是噱头而已。
不过，在国民党的花言巧语下，陈敬斋对“拿钱办事”深信不疑，并且在数次见面后，制定了抓捕邓演达的计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