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我们每天要接触人民币,用一张张人民币来满足各种生活需求。当使用者看到人民币上庄重沉稳、刚健有力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隶书字体,不禁会产生疑问:这些字究竟是谁题写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纸币流通越来越频繁之时,不少人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想迫切知道这些字的来源。一些记者还专门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希望总行来解答这个问题。

遗憾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和“圆、角、分”三个字早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1955年)时就已经出现,并一直沿用下来,使用了30多年,时间过长,总行也说不上来究竟是谁写的。

看到官方无法给出答案,一些民间书法爱好者开始考证,并得出了三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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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题写。

其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综合科长陈邦达所写。

其三,是美术家钟灵的字迹。

三种观点虽然都有不少支持者,但支持者拿不出直接证据,导致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1983年3月1日,《山西日报》一篇文章重点介绍了人民币上汉字的题写者是冀朝鼎先生。一位老人看到后不以为然,但他的女儿认为,要对历史负责,必须实事求是,你应该站出来澄清这件事。

冀朝鼎是山西汾阳人,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民间社交家,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同时,他还是一位精通传统文化的学者,在书法上造诣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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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发出此文后,相当具有说服力,紧接着,全国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文章,读者看报后,大多数人相信人民币的汉字是冀朝鼎所写。

几天后,《山西日报》收到一封老人的来信,老人在信中明确表示:人民币上的汉字不是冀朝鼎写的,是我的字。

老人名叫马文蔚(1904年——1988年),来自山西太原阳曲县,同时,还在信中详细叙述了1950年受南汉宸行长的委托,写下“中国人民银行”,“元、角、分、壹、贰、叁、伍、拾”,以及年号共计19个字,这些字都用标准的魏碑体书写,形神兼备。

同年5月中旬,总行派人来鉴定,确认这些字确实是马文蔚所写。之后,总行向下辖分行发出公告,明文确定这些字是马文蔚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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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人民币上汉字的书写者之争,才告一段落。鉴于马文蔚当时的名气不大,为了了解这位神秘老人,许多书法爱好者查阅大量资料,才给大家揭开这位传奇老人的一生,让他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马文蔚1904年出生于山西太原阳曲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能写善画,受父亲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喜爱书画,每当看到牌匾、楹联上的字,就伸手比划,揣摩字的结构和笔画。

14岁从阳曲县高等小学毕业后,他先在社会上闯荡两年,突然发现,没有知识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于是,他报考了山西省省立一中、省立第一师范、太原国民师范,成绩优异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因经济原因,他最终选择了公费的太原国民师范就读。在5年求学期间,马文蔚品学兼优,深得校长赵丕廉的认可和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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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从太原国民师范毕业后的马文蔚,被国师附小聘为教师。教书两年后,马文蔚才发现自己的理想并非做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希望到更大的舞台去大展宏图。

1928年,马文蔚考上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入金融界,给全国经济发展贡献满腔热情。

1930年,在傅作义的推荐下,马文蔚被安排到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当文书主任,时年26岁的他,总算进入了金融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文蔚上任由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组成的“四联总处”视察员,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调研。期间,他走遍大后方的各个省区,认真调查、深入研究,用自己所学,撰写了许多丰富详实、富有真知灼见的金融调研报告。这些成就,一下子让他在金融界声名鹊起。

同时,他因为走访各地,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结识了许多书法名家,欣赏了许多碑刻字帖。于右任、景梅九等书法大家跟他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尤其是于右任先生,对他书法上的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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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诸位书法大家一天天接触中,马文蔚的书法造诣稳步提升,在魏碑和汉隶两种书体上,他下的功夫最多,个人风格也更鲜明。

之后数年,因为许多原因,马文蔚的工作和生活有些波动,不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迎来了人生的高光。

毕竟,马文蔚是全国金融界的稀缺人才,上层领导希望他能给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做出贡献。

1949年6月某天早上,马文蔚拿着介绍信,向中国人民银行时任行长南汉宸的办公室走去,准备接受任命。

上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当他敲门进入,看到熟悉的面孔,所有紧张即刻消失。原来他跟南汉宸是老相识,早在重庆工作时就认识了,两人又共同爱好书法,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技艺,相互之间非常了解、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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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宸看到马文蔚以及他带来的介绍信,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对他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们金融研究所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就这样,马文蔚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员,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区发行的,钱币的设计、研究和发行,都由南汉宸主持完成。当时,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南汉宸邀请董必武先生题写的。

1950年1月,南汉宸秘密接到了研究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

接到任务后,南汉宸犯了难,在第二套人民币上,是继续沿用董先生的字,还是用别人的,决策层中对此分歧很大。思考再三,南汉宸还是决定找人重新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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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南汉宸从全国各地邀请来10位书法名家题写这几个字,他们交上作业后南汉宸发现,字体很丰富,真草隶篆行都有,但没有一个满意的。

印在国家货币上的字,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字体不能潦草,辨识度要高,所有识字的人都能看懂,二,字体要庄重大方,能体现国家新气象。

正当南汉宸为此事大伤脑筋之时,透过办公室玻璃窗突然看到楼下办事回来的马文蔚,他一拍脑门,立马有了主意。自己之前一直想着使用大师名家的字体,却遗忘了身边人马文蔚。他的魏碑厚重雄健,刚柔并济,不见得比大师名家差。

可以让马文蔚试一下?他随即准备好笔墨纸砚,通知马文蔚来他办公室一趟。

马文蔚走进行长办公室,南汉宸不说什么事,故意拿出宫廷御笔把玩。马文蔚看到后大赞,直称是好东西。

随后,南汉宸说: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支毛笔,咱们今天比赛写字,看看谁的字进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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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蔚试笔后感到新笔不如自己的笔好用,打算拿自己平时练字的毛笔来用。在他低头从袋子取笔时,南汉宸已经在桌子上铺好了虎皮宣纸。

看到马文蔚取出笔,南汉宸说:咱们就写银行常用的几个字吧。

就这样,马文蔚拉开架势在纸上写下“中国人民银行”,“元、角、分、壹、贰、叁、伍、拾”等19个字。然后他又要求马文蔚写了几组,最后挑出写得最好的一组备用。

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南汉宸始终没有说出写这几个字的用途,一是研究和筹备第二套人民币是国家机密,不能对外泄露。二是如果马文蔚知道自己要给人民币上题字,肯定会产生压力,从而发挥不好写不出满意的字。

经过五年的筹备,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终于面世。此时的马文蔚已经调到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作,当他看到新版人民币上的字体,意识到这是自己所写,非常吃惊,但这是国家机密,也没有任何相关单位和个人对外公开过,所以,他决定配合上级,严格保守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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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3年春,马文蔚从《山西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认定人民币上的汉字是冀朝鼎的手迹时,他喜忧参半,心里五味杂陈。喜的是这件事不再是国家秘密,可以公开讨论了。忧的是,自己作为书写者,目前只有自己知道这个秘密,因为知道内情的南汉宸(1895年——1967年)和冀朝鼎(1903年——1963年)都已经离世多年。

最终,在女儿的鼓励下,马文蔚才将这个保留在心底30多年的秘密公布于众。从此,他在国内名声大噪,每天上门来求他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他很谦虚,一直以“书法爱好者”自称。

从第二套人民币到如今正在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票面上的全部汉字,一直沿用马文蔚的字体,第四套和第五套上的个别汉字做了简化处理。

当时在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正筹备发行第四套人民币,一些人提出马文蔚当时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里边,“国”和“银”都是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更好。

总行派人专门来到马文蔚家里,说明来意,希望他将“国”和“银”的简体字写出来,再度为人民币贡献墨宝,马文蔚爽快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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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马文蔚已经81岁高龄,疾病缠身,状态大不如以前,提笔不可能再像30多年前那么稳健。他写了多次,都不满意。

“国”和“银”的简体字被送到总行后,许多人觉得重写的两字,虽然在字形上跟原来的差不多,但在神韵上根本没有原版好。

最后商定,由印钞厂的工艺美术师依据马文蔚写的简体,临摹出“玉”和“钅”,然后分别替换掉繁体“國”字的中间部分,“銀”字的左边偏旁。可以确定的是,“国”和“银”两字,依然各有一半是马文蔚先生的原版。

人们每天会看到人民币上的图案和字迹,欣赏到马文蔚的书法作品,他是古往今来的书法家里边,作品被欣赏人次最多的一个,注定会被载入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