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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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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维迎

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一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回过头来看,我国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

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

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

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循。

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

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人认为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因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这里演讲要用激光投影,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

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激光技术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了,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

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曾遇到过一个风险投资家,他说“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马化腾找不着钱,最后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可见,腾讯的成功不能被预计。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更进一步是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

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

更加普遍的是,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

比如说19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像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像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

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

不搞砸绝不罢手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

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

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

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官员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至少情有可原。可以说,听取专家意见已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的政策,上级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

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国家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

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

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就是从无知走向无耻!比如说,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

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

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

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

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权利而不是特权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

跟着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

为了创新,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

因为,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

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

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