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可叹——同胡适一样南下，但陈寅恪走走停停，最终进退失据|傅斯年|吴晗|郭沫若|陈三立|陈寅恪

1948年，国共胜负已见分晓。国民党开始做准备东渡台湾的准备。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国府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派蒋经国、傅斯年和陈西屏开始实施“平津学人抢救运动”。

忽喇喇似大厦倾

傅斯年作为“抢救平津学人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他是极力劝说这些知识分子东渡台湾或是海外。但是学人们考虑问题普遍不是政治思维，他们就是一群纯粹的读书人。不会从“左”和“右”考虑问题。他们只认的学术和学问。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无论谁来，我只管教我的书，即使形势不允，我可以钻到故纸堆中只做研究，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的心态。对胡适的“面包与自由”和傅斯年的“”听进去的毕竟只是少数。

傅斯年和胡适

傅斯年在学界有着崇高的威望，作为史语所的所长，他的威望在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之上，在学界有着极深也极广的人脉，傅斯年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离开是把握的，比如史语所同仁、陈寅恪、曾昭燏等，傅斯年派去了一架架飞机，来到南京时，却是空荡荡的机舱，傅斯年望眼欲穿，但他也明白，形势比人强。

还有一个原因，傅斯年在学界强悍的个性，也让多数学人与他保持着距离，即使陈寅恪，傅斯年在唐筼的信中，也有“傅君甚是无理”的描述。源于傅斯年秉承中研院院士的章程，这点见仁见智。

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傅斯年

但是，胡适走了，陈寅恪走了，梅贻琦走了。西南联大的钟声还在耳边萦绕，经历了南渡北归的知识分子们，转眼间，已各奔西东。

走与不走两徘徊

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南下时，让他一定要带上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但选择南下的陈寅恪，在中国会出现南北朝的设想破灭后，又选择去了已经最南端的广州，他在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下，开始在岭南大学执教。

陈寅恪和助手黄宣女士

在这里，陈氏依然没有停止思考。随着后来学术的开放，后人根据陈氏的书信，也逐渐拼凑出陈氏的心理轨迹：

当时在广州的陈寅恪，已经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依然给陈寅恪开具了“赴台介绍信”，但陈氏还是没有选择去往台湾。

陈寅恪也没有去香港，即使在给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的信中，“弟到万不得已之时，将去香港暂避”。但这个“不到万不得已”的时机似乎也没有到来。即使陈夫人甚是坚决，已经去往香港，但又被他劝了回来。他在1949后的交代中也说明了不去香港的原因，“殖民地的生活是他平生所鄙视的，所以他也不去香港”。

从此，陈家在岭南一呆，就是20年，直至陈寅恪1969年在广州去世。

一生负气成今日

选在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开始在岭南大学执教，直到广州解放。后来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被撤销，开始并入中山大学。

随后，作为学界重人的陈寅恪，拒绝了郭沫若的北上邀请。他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要“毛刘二公，开具一张允许他的研究所不尊马列的证明”，来继续高举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旗。

1954年，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了“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曾经和徐志摩游玩时，当众亲吻胡适的郭沫若，第一个磨刀霍霍杀向胡适。批判胡适的人中，今天来看全是清一色的大知识分子。但是陈寅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批判胡适，陈门弟子也与老师持同样的态度，周炳琳、周鲠生、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钱端升、吴晗、钱钟书、周作人、陈衡哲夫妇也都对批判胡适保持了沉默。我们在后来的文字中，没有发现他们批判胡适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