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福建晋江人心中，赖昌星是个不愿提起的名字，他凭借一己之力，白手起家，从农村小混混成长为商界大亨，在晋江乃至整个厦门叱咤风云；但与此同时，他又凭一己之力，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走私案，涉案金额高达530亿，为了走私，贿赂了小半个厦门海关，其行贿手段之巧妙，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咋舌。
在赖昌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一个词始终萦绕身旁：双面性。他一方面有着吃苦耐劳的品质，肯吃苦，不抱怨，乐观积极，赚了钱知道回馈家乡，给人一种“大好人”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忌惮地行贿官员，称“我不怕领导干部官有多大，就怕他没爱好”，被通缉后仍然不知悔改，不认错，让人痛恨至极。
赖昌星究竟如何走上这种极端矛盾的双面人生。恐怕得从他的童年开始说起。
赖昌星
福建晋江
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青阳镇烧厝村，家里兄弟姐妹有8个，赖昌星排第七，小时候家里穷得很，十几口人挤在三间小屋里，贫穷是赖昌星童年绕不开的标签。因为穷，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堂，结果没读几年就辍学了，开始在社会上打拼，自谋职业。
不过赖昌星身上有一点好的是，他虽然穷，个子也不高，相貌平平，没什么文化，但性格却很好，吃得开，能说会道，有人曾评价：“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不仅如此，赖昌星头脑也很好，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小学的时候就跟着村里几个孩子，倒卖油条、冰棒、水果等货物，都是他们从别人买来，然后再自己各处吆喝叫卖，赚个差价。
在赖昌星几个哥哥眼中，弟弟似乎非常想要赚钱，想做成什么大事儿。
赖昌星小学没读完便辍学，之后几乎什么都干过，种田、卖菜、挖水井、挖防空洞、捡破烂等等，基本都是脏活累活，好在他肯吃苦，又有人缘儿，因此都干得很不错，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小圈子。
16岁是赖昌星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开始自己创业了，他和几个青年每人拿300块钱，凑成1500块钱，办了个小作坊，就是帮别人加工机械小零件。
生意虽然不大，但赖昌星凭借非常不错的经济头脑，很快就将事业走上正轨，他自己购买了机床，然后自己出去跑业务，办成了一个小型的汽车修配厂，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
不过，这还不足以改变赖昌星的命运，真正让他尝到成功的滋味的是25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生产整台纺织机，当时全国做这个的没几家，赖昌星眼光很精准，他及时从机械维修厂抽身，转到了纺织加工上。
为了做成这个，他自己高价从江苏一个工人手上搞到图纸，然后又自己跑到无锡请师傅，从加工到生产到销售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一台纺织机做成后，卖出去大约7.5万元，但他的成本能控制在只有2.5万，相当于仅一台纺织机，就能赚5万块，而他当时生产了几百台，相当于一个纺织厂给他带来了上千万的利润。
所以赖昌星后来曾非常自豪地说，他根本不是因走私而发家，他早在移民香港的时候，就已经拥有几千万资产了。几千万资产，别说当时，哪怕是现在，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赖昌星，用富甲一方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赖昌星凭借纺织厂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从此迈上了新台阶，他利滚利，关系网越织越大，又连续开了印刷厂、雨伞厂、服装厂，总之什么赚钱就开什么，他不缺本钱，为的就是把摊子铺大。
客观来说，要是赖昌星后来倒卖芯片原油，干违法犯罪的事情，要是能走上正道的话，也许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实干家，但是，人生就怕一个“但是‘，赖昌星欲望膨胀后，便没有踩过刹车，他的人生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从晋江移民到香港，开始触碰法律的红线。
知名港商
赖昌星33岁通过一个关系户，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凭借庞大的资产，迅速购置了一座山庄，然后凭借敏锐的嗅觉，在香港房地产低潮期，大肆购置房地产，一两年就赚了一亿多。
不过香港终究不是赖昌星的归宿，他还是想回到福建，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36岁，他以知名港商的身份“荣归故里”，搭上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厦门先后成立了远华电子产品公司、远华集团。
赖昌星的不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国家还没有严格的走私法，他利用这种制度的漏洞，开始大规模走私芯片植物油原油汽车手表等等，什么俏他就走私什么，一来一回赚取巨额差价。
而在这中间，厦门海关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不是打通了厦门海关，赖昌星不可能那么如鱼得水。
比如赖昌星走私的时候常用一个法子，就是“假转口”。“转口”在国际贸易中，是指出口国货物运到中转国，再从中转国运到消费国。远华集团在实际操作中，把厦门海关做成中转地，但香烟等货物到了厦门海关就不会被运走了，运走的只是空集装箱或者其他货物。厦门海关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打通厦门海关，赖昌星的行贿手段之精明在现在也是令人咋舌的。
比如他很少直接贿赂高级领导， 一般都是打通基层的关键岗位人员，让这些小罗罗出面，而上级领导只需要对此当作没看见就好了，届时哪怕东窗事发也可以推脱说自己没发现，最多落个渎职罪。
比如赖昌星不直接给钱，而是以借钱付息的名义行贿，即他向别人借钱，然后付给别人20%的利息。
比如赖昌星会专门招聘许多官员的孩子到远华上班，通过这些亲属来远程遥控官员。
比如赖昌星在一些官员到自己的红楼玩乐的时候，他会用针孔摄像机，趁机录下许多淫色影像，事后再以此要挟，让深陷其中的官员越陷越深。
赖昌星似乎具有非常出众的“公关才能”，他以自己为核心，在厦门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走私帝国，很多人甘愿对他“俯首称臣”。赖昌星在外人面前，展现出一副非常崇高的道德形象。
比如在厦门红楼，这是赖昌星的重要基地，当外面的人都吃着鱼吃人参等山珍海味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在饭桌上露一面，陪着喝一杯，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吃着最简单的地瓜粥，抽着非常经济实惠的香烟；而红楼里的许多妙龄女子，他从不染指碰触。
比如在晋江赖昌星老家，很长时间一直保留着赖昌星捐资修建的公路，以及能容纳1500人的远华中学，昌星幼儿园，等等，赖昌星没出事前，在家乡的名声非常好，都说他致富不忘家乡人，带着兄弟姐妹，村里人一起办厂盖房子赚大钱。
一边是用尽各种手段贿赂政府官员，最著名的就是所谓“七子”——女子票子房子车子位子本子，展现出对法律的毫不畏惧；另一边是艰苦奋斗，慷慨解囊，扶危济困，展现出对自己极高的道德要求。这种极端的双面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恐怕得跟他的成长有关。
赖昌星从小没有上过什么学，所有道理都是混迹社会时自己摸索的，而这种道理简单说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能赚到钱，什么都可以做，做成了便是真理。这是赖昌星一生信奉的生存逻辑。
红楼七层电梯口前的"天下唯我"鹰鱼图，为赖昌星处世哲学作了最好的注解：画上一只虎视眈眈的鱼鹰正窥视着水中一条硕大的肥鱼，在赖昌星眼里，天下所有他可利用的人，都是他所瞄准的猎物。
赖昌星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处世哲学，依靠关系，依靠金钱。赖昌星没有养成对法律和公权力的敬畏，他似乎拥有一种封建社会“土皇帝”的思想，所有外人都可以利用。
正因为如此，他在顶峰期的时候，竟然敢拿着几千万，通过关系想要求见朱镕基总理，这是何等的狂妄。
逃往加拿大
这种骨子里对公权的不以为然，一直延续到了境外。
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大力打击走私犯罪，赖昌星因此东窗事发，1999年，一封举报信将他送到了法律的边缘，后来在准备抓捕他的时候，赖昌星从福建公安厅和厦门公安局某官员提前得到内幕，最终在被捕前夜望风而逃，先是躲在香港，后转机去了加拿大，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
然而即便是被公开通缉，赖昌星仍然“不服气”，他根本没觉得自己犯罪，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只是非法避税，“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他一方面对媒体放话称极其想回家，想念家乡，想念中国食物，平常只看中国《亮剑》和斗地主，装可怜，装穷；但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对政府的不信任，中国外交部曾对外承诺只要赖昌星肯主动回国投案，保证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但赖昌星不信，他甚至有一次故意用头撞柱，博取加拿大司法的同情，展现出对政府和法律的蔑视和不信任。
凭借此前积累的巨额资产，赖昌星即便是逃往加拿大，依然混得风生水起。他不惜花费巨资聘请了一个知名律师，帮他打移民官司，因为他是非法入境，面临着被遣返的风险。
他的律师利用我国当时在引渡法上的缺陷，以及加拿大司法的“弊病”，不断地跟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称加拿大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因为可能会被判死刑，可能会遭受到酷刑，等等。
而加拿大司法又有着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只要你对判决不服都可以提出上诉，赖昌星律师就这样，从上诉—判决—重申—再判决—再上诉—再重申等等，仿佛是个无穷无尽的道路，一直无限拖延着。
从1999年逃往加拿大，我国政府花费了长达12年的时间，期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花费了大量的外交资源，最终终于和加拿大司法机关达成协议，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并于2012年5月18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赖昌星一案在当时影响极其巨大，走私金额达530亿，偷逃税金额达300多亿，涉案人员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重灾区厦门海关，几乎渗透到了角角落落。
赖昌星之所以能制造出如此大的走私案，跟他对法律无知又无惧的特点，以及当时特殊的时代，都有很大关系。他一方面在成长过程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乃至整个福建，依然犹如一个小型的家族社会，而赖昌星以及背后的远华就是最核心的存在。
据悉，赖昌星老家村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发生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赖昌星一案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制教育尚不完善时候的一个小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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