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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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牛肉》,c.1925

1925年,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画下作品《牛肉》(Carcass of Beef)——这是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画下的10幅牛肉作品的一幅。画面中,橙红色的牛肉和蓝色衬布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画家以“生”动的方式表现了牛的死亡,它原本平凡的“牺牲”由此显得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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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被宰杀的牛》,1655

这幅画让人想起藏于法国卢浮宫的伦勃朗的名作——《被宰杀的牛》(The Slaughtered Ox)。当然,这不是巧合,苏丁曾多次到卢浮宫学习大师的作品,伦勃朗也曾给过他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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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1928

现在,这幅 《牛肉》 悬挂在纽约犹太博物馆的展厅里,是展览“柴姆·苏丁:生肉”(Chaim Soutine: Flesh, 5月4日-9月16日)的核心作品。这个小型展览由30多幅苏丁在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创作的静物作品构成,还包括几幅他晚年在巴黎郊区居住时描绘的农场动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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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图片:纽约犹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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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图片:纽约犹太博物馆

在展厅的墙上,写着苏丁说过的一句名言:“他们说库尔贝可以在裸体画上展现巴黎的所有特征。而我对巴黎的表现,是通过牛肉完成的。”有人认为,苏丁的事业在他将牛肉作为重点描绘对象时达到了巅峰,而他最出名的故事也和画牛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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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牛肉》,c.1925

苏丁画中的牛肉都是从市场买来的鲜肉。但是由于作画速度太慢,作品还未完成时,牛肉就开始腐烂。为了在视觉上呈现出新鲜的效果,他不断地将血泼到尸体上。牛肉散发出糟糕的气味,苍蝇也在工作室内飞来飞去。邻居们对此抱怨不已,他们向巴黎的卫生部门人员进行了举报。卫生人员来到他的画室,而他早就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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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有着小牛头的牛肉》,c.1923

他的模特兼好友、艺术商人奥波德·扎布罗斯基(Léopold Zborowski)的助手波莱特·若丹(Paulette Jourdain),不仅帮他到市场上购买被描绘的静物,也帮他向卫生人员进行了解释——艺术家必须通过此种方式完成作品。后来,卫生人员为工作室消了毒,并建议他们如果想要肉类保持新鲜,应该注射福尔马林。了解了这个插曲,苏丁的牛肉为何比伦勃朗的牛肉更加血红,更加触目惊心,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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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桌上的两只山鸡》,c.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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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悬挂在砖墙前的鸡》,c. 1925

鸡鸭鱼肉都在苏丁的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悬挂的火鸡》(Hanging Turkey, c. 1925,两幅)、 《桌上的两只山鸡》 (Two Pheasants on a Table, c.1926)、 《蓝色背景中的火鸡》 (Chicken on a Blue Ground, c. 1925)和《悬挂在砖墙前的鸡》(Chicken Hanging Before a Brick Wall, c. 1925)都表现了等待被处理、进而端上餐桌的鸡的尸体。第一幅《悬挂的火鸡》表现了被拔掉躯干羽毛的火鸡,我们只能从头部和翅膀仅剩的羽毛推测它生前的风采。大概生前是一只骄傲的鸡,于是在这不公的命运来临时,表情有些不甘。艺术家似乎很喜欢用蓝色做背景。这忧郁的颜色是否是在向这些动物默哀,或者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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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悬挂的火鸡》,c.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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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悬挂的火鸡》,c.1925

而在第二幅《悬挂的火鸡》中,艺术家用铁丝缠住了鸡的爪子,火鸡以飞翔的姿势倒挂下来。它的姿势无比舒展,“四肢”组成X形,撑起了整个画面。它生命里最后一次飞行,只能是在这阴暗的室内环境中了。这是一只火鸡的背面,正侧面的脑袋揭示了它被扭断脖子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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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去了毛的鹅》,1932-1933

《去了毛的鹅》(Plucked Goose,1932-1933)更加鲜明地表现了这个事实。鹅被扭断的脖子几乎和去了毛的身体平行,这加大了人们在观看时的恐惧。艺术家用橙红色点缀鹅的眼睛,好像它在泣血一般。这次,它没有被挂在铁丝上示众,而是躺在有着蓝色印记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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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有鳐鱼的静物》, c.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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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丹,《鳐鱼》,1728

我们可以从《有鳐鱼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Rayfish,c.1924)这幅作品中,明显地看到夏尔丹的影响。同样擅画静物的法国画家夏尔丹,在1728年画下作品《鳐鱼》(The Rayfish)。除鳐鱼外,画面中还有静物和其他海鲜,一只小猫表情贪婪地享受着这场饕餮盛宴。在两幅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苏丁对被描绘物进行的现代主义改造:鳐鱼的形象用更加直观流畅的笔触表现出来,颜色仿佛在画布表面流动;水果和罐子不再严格符合现实,形体在弯曲中似乎增加了更多的张力,这部分归功于苏丁对边缘线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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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鱼、胡椒、洋葱》,c.1919

有人认为,苏丁对动物食材的痴迷来源于其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经历。1893年,柴姆·苏丁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明斯克附近(现属于白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犹太家庭,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第10个。他的父亲是一个补衣人,家境十分贫寒。孩子们或许常常吃不饱,但这个也是猜测,苏丁并没有向人们透露过相关情况,他也并没有写下日记和回忆录让后人寻找线索。1910-1913年,他在维尔纳艺术学院(The Vilna Art Academy)读书时常常身无分文,20岁到达巴黎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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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有水果的静物》,1919

但是这种猜测有些站不住脚——毕竟,画面中的食物根本就引不起人们的食欲。苏丁曾经提到过这样的童年记忆:“有次我看到一个屠夫割开一只鹅的喉咙,并将血放出来。我想要大叫,但是他高兴的表情让我把叫喊声含在了喉咙里。现在,我还常常感觉它在喉咙里,我想要将它喊出来……但我一直都没能做到。”于是,一些批评家认为,他对死亡动物的描绘是为了修复童年时噩梦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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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里阿尼笔下的苏丁,1917

1914年,一战开始时,苏丁怀着满腔激情入伍,成为修筑战壕的士兵。但是不久,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退伍,到巴黎的法吉埃尔养病。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年长十岁的莫迪里阿尼,两个都不成功的画家惺惺相惜,不久就成为很好的朋友。苏丁曾多次以模特的身份出现在莫迪里阿尼的作品中。尽管苏丁和莫迪里阿尼的作品风格并不相似,但是我们似乎可以从画面的颜色中找到他们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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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围栏后的羊》,c.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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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公牛》,1942

展览的最后是苏丁晚年创作的一些画幅较小的作品。 《小驴子》 (Small Donkey, c.1934)、 《围栏后的羊》(Sheep Behind a Fence, c.1940)、 《公牛》(The Bull, 1942)都来自私人收藏。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因为纳粹对巴黎进行了入侵,苏丁不得不躲藏到郊外。在这里,他的宿疾——胃溃疡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以至于最后威胁到他的生命。因为痛苦,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他不再描绘动物残骸,而是转向描绘附近农场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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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姆·苏丁,《尚皮尼的鸭子池塘》,1943

苏丁最后的一幅作品为《尚皮尼的鸭子池塘》(The Duck Pond at Champigny,1943),这是在他死前一个月完成的。在这幅画中,两只鸭子自由自在地徜徉于波光粼粼的水面。或许,正是在接近死亡的时刻,苏丁选择和这个世界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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