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遗体的人:省下丧葬费 医学院学生能拿活人练习

2018-01-04 00:14:39 剥洋葱people

张文成与老赵相识于2004年,在老赵的影响下,他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还问老赵,“我已经看不见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拿去给别人用?”对于张文成,哪怕感受到一点点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赵有一个“生死簿”,排1号的是他自己。

“赵永华,男,59岁,遗,角。”现已72岁的老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16开的小本子,戴上花镜,在台灯下眯着眼翻看。遗,代表遗体捐献;角,代表角膜捐献。后面打一个红色小对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从排2号的妻子开始,依次往后编到了122号。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公证名单册》。这是他2004年开始登记的信息,这样的本子越来越多,登记的人年龄从10岁到90岁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癌”。

老赵住在天津市红桥区的一幢老式居民楼里。140公里外的蓟县元宝山庄陵园,最南边的山脚下,立着一块近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墙。“生死簿”里志愿捐献遗体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残疾人和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重症病人。一旦离世,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这面墙上。

这是天津市所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

1055个描金的名字一个挨着一个,没有生卒日期,没有照片,没有骨灰。他们离开的时候,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还留在这个世界。

“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老赵是一名遗体捐献宣传服务志愿者,不属于任何组织。十几年来,他不仅宣传遗体捐献,还会在捐献者过世时帮忙料理后事。至今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献者,在千余个描金名字中占了约1/3。

2012年,他把家里的电话变成了服务热线,只要夜里12点以后铃声嘟嘟一响,妻子就叫他:“老赵,起吧。又走一个。”

他接起电话先问,人在家还是医院?然后翻开“生死簿” ,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核对,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学院和眼科医院的眼库,通知他们赶紧派车去“请”。

遗体捐献不同于心脏、肾脏、肺脏等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后的去向是医学院校,教学时供学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给有需要的患者换上。

整个过程中,时间也要协调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捐献了遗体和角膜,医学院先把遗体拉走了,眼库需要的角膜还没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医院过世的更难办。“好比病房是三人间,护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遗体,反正屋里只能搁活的,不能搁死的,一直催你赶紧拉走。但车还没到,怎么办?”老赵对与“死亡”相关的词句从不忌讳,一口天津话,音调拐来拐去。

其实不通过他,捐献者的子女等执行人可以直接联系红会、医学院或眼库,但很多人还是习惯找他。他和老伴赶过去后,先和护士拉拉关系,再掀开白单子和逝者握握手。他知道,家属在这样的时刻,心情十分复杂。

捐献者生前,从冒出这个想法到最终实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自己下决心并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属要在捐献申请表上签字;然后,还要到公证处公证。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申请人过世后,由生前指定的执行人操办捐献后事。这一系列流程不变,但人心在不停地变化。

有时会冒出来大舅哥、大伯、三叔这样“搅和”的亲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签署了捐献申请,去世的时候跑来骂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也有脾气撒到老赵身上的。

经过这十几年,老赵已经十分理解逝者亲属“解疼”“缓冲”的心理诉求。与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遗体告别时间相比,捐献遗体者从宣告死亡到遗体送走,快的五六个小时,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遗体防腐处理必须得快。”

在老赵眼里,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终结时候,“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生死簿”上,1945年出生的老赵排第一,1949年出生的妻子孙秀兰排第二。

老赵经手的申请者里,80%以上都是和他们一样的老人。在他们看来,到这个年龄就该想这些事儿了。

老赵记得,第一次听孙秀兰说起捐献遗体是1998年。他纳闷,她年轻时长子宫瘤都不愿上手术台,怎么遗体放到医学院的台子上让人家大卸八块她就愿意?

“省事儿,省钱。”20年后,孙秀兰用两个简单的词回答了无数人问过她的问题。

老赵家并不富裕。上世纪50年代,他小学毕业就进了工厂,车钳铣刨样样都干过,梦想当上八级工。90年代从工厂下岗后,捡废品成为部分收入来源。

孙秀兰每天下午都出去转一圈,捡十来个饮料瓶回来,卖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馒头。

这间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大部分东西都是捡来的,包括她身上那件紫红色的针织衫。

在老赵看来,遗体捐献有四点好处——丧葬费十万八万省了,村里不用占块地方了,医学院的小孩儿能拿活人练习了,清明节祭扫日儿女不用请假了。

2002年,老赵两口子终于办成了遗体捐献手续。此后,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遗体捐献,他就带着申请表上门。遇到腿脚不利索的,他还领着去公证。

“表格打印一张5毛,一个月60份就是30块。”老赵随口算起了小账,“公交车一趟2块,一个礼拜出去四天,来回八趟,那就是16块。打电话一个三四毛钱,每趟至少30个电话。”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关。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遗体捐献,便把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剪成豆腐块,掖在一个角落里,“又怕儿女看见了,又怕儿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换个地放塞。”

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家属会把表藏起来,当没签过。

对此,他琢磨了很久: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于巧到同一时间离去。先走的那个有老伴的支持,儿女不敢反对。这时,另一个就可以放下话说,“你们可别把爸爸(妈妈)和我分开啊。”

老赵也知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和他同样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脑子进水了”,他两手捂住耳朵,“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我看不见了,但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给别人用”

62岁的张文成的家里,墙上的黑边挂钟指向12点50分。可他不知道几点了,直到10分钟后黑色报时器里的女声高声念:“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张文成排在105号,申请捐献了角膜和遗体。他家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收音机有七八个,张文成管它们叫“半导体”。屋外厨房灶台上,一层厚厚的油泥。炒菜的铁锅拿白布裹着,已经多年不用。旁边一口铝锅干干净净。在被火苗烫过无数次后,他终于练会了煮面条,有时掰两叶白菜烩进去。

16年前的一个早晨,他突然看不见了。他以为自己是累得头晕,医院的大夫却说,这是“网脱儿”。

“嘛叫网脱儿?后来才知道,就是视网膜脱落。好比咱的眼睛正看投影屏幕呢,哗,幕布掉下来了。”这一掉,就再也装不回去了,张文成的世界瞬间崩塌。他的母亲曾因为一次白内障手术失败而失明,两人在屋里四目相对,谁也看不见谁。

起初,他没告诉母亲自己看不见了,但他经常磕到门口的脸盆架子,母亲听到起了疑心。次数一多就瞒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在屋子里憋了八个月,“床、厨房、茅房,除了这仨地方哪儿也没去。”

他的家里,所有东西都摆在固定的位置,他有固定的穿行路线。从六层下到一层一共87级台阶,在多少级的时候转弯,他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坐出租车到曾经住过的南开大学附近,他喜欢指挥司机,走从前他骑自行车常走的那条路。

在他还看得见的时候,马路不宽,没有高楼,天是蓝的,听得见燕子叫。他常骑车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家门口的小胡同里,他穿着只有两个轮子的“轱辘鞋”滑旱冰,得意自己的独门技巧。

他不愿用盲杖,不愿承认变成了盲人,并因此掉进铺管道的沟里,摔得鼻青脸肿。老赵曾经劝他,“你光靠数步数怎么能行?往南58步再往右72步到路口,正数着,别人一说话一打岔你忘了,你还回不回家了?”

张文成与老赵相识于2004年,此后二人经常一起出去转。在老赵的影响下,他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后,还问老赵,“我已经看不见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拿去给别人用?”对于张文成,哪怕感受到一点点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赵说,你先替盲人好好保管着吧,反正你也用不着,等回头给别人的时候,跟新的一样。

在老赵的“生死簿”上,张文成这样无儿无女且身患残疾的独居者不在少数。

76岁的霍雅琴立下一份遗嘱,委托自己的丧葬事宜由老赵办理,其他人不得干预。她几乎一辈子没下过地,多年的褥疮让整个屋子蔓延着尸体腐烂的味道。她去世那天,来了两个人抬遗体。年长的嘴里含着一口酒进来抬,年轻的没经验,一进屋转身就跑出去了。

张文成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不能动了,躺在漆黑的床上,身边无人。

在公证处办理手续时,张文成的二弟替他签字。他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听见二弟落笔时,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一顿一顿的。二弟嘟囔了好几次,“又写错了”,重填了四五张表才把手续办完。

“他虽然不反对我捐,但他心疼我,他难受。”张文成能听出二弟写字的手在哆嗦,也能听到小区里邻居的闲话:这人穷疯了?把自己(遗体)卖了能值多少钱?

张文成笑笑,与常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目光无法和人对视。

2017年的最后一天,他没吃午饭,晚饭是头一天剩的面汤和棒子面儿窝窝。

“人家要啥,咱就给啥”

464医院家属楼门前,一个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赵挥手喊着“赵伯伯”,声音清脆甜美,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会笑。她扶着老公的胳膊快走了两步,纤细的双腿拐了个弯才迈出去,终于抢在老赵前面打开单元楼门请他进屋。

十多年了,找老赵办捐献手续的年轻人很少。29岁的刘淼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出生时小脑缺氧,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走路。她问过姥姥:“他们为什么盯着我看哪?”姥姥说:“因为你长得好看呀。”

父母离婚后,刘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姥姥带她逛商场,专挑人多的地方去,让她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走路。一直以来,她没有觉得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她参加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又签了艺人公司到各地演出,还有了自己的粉丝,叫“水蜜桃”。

十几岁时,刘淼参加过老赵志愿小组的活动,当时就想捐角膜,后来又想捐遗体。老赵一直反对。“别瞎凑热闹,你暂时也死不了。”他总觉得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给子女留下一个“扎手”活儿。在老赵眼里,子女未成年时做这个决定,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发言权。

但他并不知道,刘淼做出捐献决定源于姥姥的突然离世。

老人过世前不久那时,刘淼刚怀了女儿。她头天和姥姥说完,第二天姥姥又问,“你为什么老吐呀?”姥姥的脑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记得外孙女爱吃鱼,爱喝鸡肉煲的汤,每次吃饭都夹到她碗里。

女儿出生后,刘淼更感觉到带孩子的不易。特别累时她会偷偷哭,“每次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姥姥,特别想。”

后来,刘淼打听到姥姥捐献的一对角膜帮了四个人。她决定,在捐角膜的基础上还要捐遗体。

“黑瞳仁外面那层亮晶晶的,绿豆皮儿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赵掰开自己的左眼皮,一边比划一边讲摘除眼角膜的场景。每次眼科大夫来到捐献者面前,小包往边上一搁,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来,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老尚决定捐献遗体也和别人有关。那是他的异卵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10分钟。

十几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浑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来他想给弟弟捐献肾脏,但两人血型不同,没法移植。

弟弟幸运地等到了肾源,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名捐献者的一个肾装在弟弟身上,另一个肾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医院同一时间病危的两个患者。

弟弟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后来,老尚也申请了遗体捐献。“人家要嘛(天津话,类似于“啥”),咱就给嘛。”至于遗体会到哪里去,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关心。

他的灵魂在亲人心里

对于遗体捐献者来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遗体的去向是医学院校——做教学标本。

刘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遗体。她在天津一家医学院读基础医学,今年大四。

“大体老师看上去是发黄褐色的。应该是用福尔马林和一些技术处理后,又在冰柜里存放了很多年,才给我们用的。”大体老师是所有医学院学生对解剖课人体教学标本的尊称。

每次解剖课时,学生进入教室前,大体老师已经平躺在台子上,双手放两侧,手心向上。“他静静地躺在那儿,不可能再说一句话,但他让你觉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学,那时候不会再想此前担心尸体多么可怕,只觉得神圣。”刘慧说,大体老师也因此又被称为‘无言良师’。”掀开白布前,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会深鞠一躬,以示感谢和尊重。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最小的“老师”暖暖(化名)只有30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纪念碑里,和所有“老师”一起,摆在解剖楼一层东侧的纪念厅里,外面拉上防尘帘。她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和所有新生儿出生证明上的照片一样,胖嘟嘟的脸蛋上顶着稀疏的头发。

谷老师来北大医学部工作已近十年。为方便有意向的志愿者联系,他的手机号码和老赵一样是公开的,贴在解剖楼三层办公室的门上。和刘慧一样,谷老师也有捐献遗体的打算。

2009年以前,捐献者较少。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现在医学院每年接收的遗体约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医护工作者。

解剖学是医学中的基础,谷老师打了个比方,就像盖一座大楼,没有窗户没有门能盖起来,但不能没有地基。“大体老师”是地基中珍贵稀缺的资源。

“没接触过这个的医生,哪个敢上手术台?又有哪个病人敢让他治?”他觉得医学是对抗死亡的,正是因为这些捐献者有对生的渴望,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没有,死了生命就已经结束,何必捐献遗体呢?他是想让后人通过医学的学习,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师的眼里,当一个“人”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学标本”,他还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经过专业处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样。不是他,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2018年的第一天,天津蓟县的捐献者纪念碑上,两三只鸽子迎着干冷的风,飞过连排的松树。三天假期里,陵园门口登记的访客只有11个。

周春(化名)父亲的名字刻在左边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块石头上。父亲去世的第四年,母亲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亲间隔不到两米。

老两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话说,就是把0岁到5岁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倒着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动下不来床,然后吞咽功能越来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后难受得只能嘴唇动一动,讲不出任何话。

周春送走父母后也签了捐献申请表,想着有一天到这里和他们相聚。

“构成人体的物质本来就是原子、分子。组成我的那一部分,将来就变成空气,变成风。”在周春看来,他和父母会以这种形式回归自然,有的在空气里,有的在风中。

(原标题: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世界 | 那些捐献遗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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