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历史上的武举有多少了解?

2018-01-03 08:10:01 书房记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影响巨大。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开始,除了文科举,还有武科举。从武则天开始,就有了武科举的明确记载。之后各个朝代,除了元朝没有实行过武举外,宋、明、清都有武举制度,与文举并列。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就是在各种历史文献中,说到科举通常仅仅是指文举,并不包含武举。历代朝廷在观念上对武举并不看重,谈武举最多的是民间说书,如《说岳全传》、《大明英烈传》等等,把争夺武状元说得绘声绘色,致使有不少人把这种传闻渲染当作了历史真实。

唐代创立武举制度时,主要是考核体能和作战技术,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考试种类,以及跷关、负重、身材等相关体能项目。据《唐六典》卷五载:“以五等阅其人,一曰长朵,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以三奇拔其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基本上不考文只考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的制科中,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军谋宏远堪任将帅”属于文举,并不在武举之列。这也说明,唐代武举所选,偏于下级军官,基本与高级军官无缘。尽管武举出身者可能后来极为有名,如郭子仪,但他是靠多年实战打出来的功业,同武举出身关系不大。从《唐书》中的列传明确记载武举出身者仅有郭子仪一人来看,反过来说明了武举选出的人大多默默无闻。所以,欧阳修对武举很看不上,在《新唐书选举志》中说了武举的基本制度后,评价道:“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而马端临反驳欧阳修的评价,能举出的例子也仅仅是郭子仪。

武举出身的人能不能打仗,确实值得存疑。唐末五代,正是兵荒马乱军人跋扈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武举并未举行。王栐《燕翼诒谋录》称:“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直到形势稳定的北宋仁宗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重视军事理论,武举考试把韬略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体能和技艺。“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书面考试内容几经演变,最终确定为考《武经七书》。

宋朝重文轻武,尽管武举与文举并列,但武举出身者朝野不看重,自己也会觉得矮一头。武举考中,不过是差遣去干一些“京东捉贼”、“教习骑军”的事情,甚至还被差遣榷酤之职。元朝最重军事,但恰恰是元朝并未实行武举。尽管元朝的文举也乏善可称,而武举干脆就提不上串。明朝朱元璋建国后,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被朱元璋以“析文武为二途……甚无谓也”的理由驳了回去。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明孝宗确立了武举格,明武宗时制度逐渐固定。此后,武举制度沿用到清朝,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彻底废除。

明代武举,对于当事人来说仅仅是混个出身,在世袭军户中开了一条进入军界的通道,今后能不能升迁和得到重用,关键看军功。所以,志向远大者多数看不上武举。即便是武举出身,也深知要靠军功建树才能出人头地,如戚继光就是这样。清朝更明确规定,文科举是做官正途,科甲以外为杂途;而武科举的升迁排列在行伍、军功之后,即以行伍为正途,武举为杂途。正是因为人们看不起武举,所以,即便有了武举出身,人们也不觉得光彩。明朝后期的著名大臣熊廷弼,本来是武举湖广乡试第一名(解元),但鉴于人们看不起武举,后来为了证实自己的才能,洗刷武举的名声,又参加文举,在万历丁酉科湖广乡试中了文解元,完成了类似于今日的“换文凭”过程。他在家中大堂上写有“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对联,充分表达了自己由武转文的得意之情,流露出对自己期许和傲气,也隐含着对武举的不屑。

武举考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人”选拔,而不是“军官”选拔。武举比较完备的宋朝,宋庠曾经说道:那些在崇政殿蒙皇帝召见的武举人,“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宋元宪集》卷三十一)。清朝的武举考生多不能文,到了嘉庆时,在文化考试上不得不作出只要默写《武经》一百字不出错就算合格的规定。明清科举有了出身而未能当官的乡绅,按数量来说,以武举居多。这种人聚集乡间,不但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可能形成社会危害。光绪废武举时,张之洞、刘坤一在奏折中就指出了武举之害,道:“凡武学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至于武举在民间的口碑,还要更差一些。清朝有人做打油诗讽刺武举说:“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子路愠见曰:这般呆狗醮,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关于武举的文章,往往套用文科举的功能和评价,有某种过分拔高的倾向。有些博物馆,在当地名人的资料陈列中,对武举出身的人也多溢美之词。这种偏差,值得史学工作者注意。民间不了解武举真相,听了说书艺人的虚构和夸张,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常遇春大闹武科场”之类,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实,尚情有可原,但学者专家写书撰文也道听途说,不去详尽考察史料,不能对历史存有一种“理解的同情”,以今度古,以传言为史实,或者在史料选择中不适当地剪裁,进而拔高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抛弃相反的证据,致使严肃的学问走向轻浮的媚俗,这是需要校正的。(文/闻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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